论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一）

民族同化问题和民族融合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学术界过去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

列宁说：“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段话，可以说是列宁给民族同化下的一个准确定义。这就是说，由这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或由这一个民族的成员变成另一个民族的成员，这就是“同化”，也就是民族或民族成员之间的互相转化。

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同化，就是强迫同化；而非借助于暴力或特权的同化，乃是自然同化，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强迫同化，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历史上，当某一民族的统治阶级征服并统治了别的民族的人民时，常常采用同化政策，即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放弃固有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强迫他们采用征服者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以消灭被征服民族的民族特性，由这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这种强迫同化的情况，在存在阶级和民族压迫制度的时代，是古今中外一个普遍现象。由于这种同化是强加于人的，必然会激起被征服民族的强烈抵抗，并尽力保存自己民族固有的民族特性，以使本民族免于被同化。

自然同化，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马克思在谈到印度问题时讲过：“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总是不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马克思讲的这种同化，就是自然同化。自然同化既不是强加于人的，也不是借助暴力或特权进行的。自然同化常常不是征服民族同化了被征服民族，而是被征服民族同化了征服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比印度的规模大得多的自然同化现象，大体上可分为如下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民族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居住在中原地区（包括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等省的全部或大部）的是“诸夏之族”。而围绕着“诸夏之族”居住的，则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春秋时，冀州还有“山戎”“赤狄”。雍州有“白狄”。豫州有“伊洛之戎”。晋有“瓜州之戎”。淮徐一带有“淮夷”“徐夷”。可见当时在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是与“诸夏之族”相互杂居的。至于“吴人”、“越人”、“楚人”和“诸夏之族”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不同的民族，现在还闹不清。有些古史记载：“吴俗断发纹身”，“楚俗披发左衽”，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诸夏之族”显然不同。从这些情况判断，“吴人”“越人”“楚人”可能还是进步较快的少数民族。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中原周围的各民族吸收“诸夏之族”的文化的时期，发展的结果是，“楚人”、“吴人”、“越人”与“诸夏之族”间的民族差别逐渐趋于消失。还有许多“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间的民族差别也慢慢地消失了，所有这些民族都变成了一个民族，就是后来的汉族。这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然同化（有人也叫“民族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如果从周平王东迁算起，到秦始皇统一为止，前后经历了共五百多年。

第二个时期是从南北朝到唐朝初期。从南北朝的所谓“五胡乱华”开始，就有几个强悍的北方民族向南迁移，侵占了黄河流域，而与当地居住的汉族人民形成杂居状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的统治者，还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北齐”“北周”等十多个国家，相继统治中原地区各族人民长达300年之久。在这期间，这些民族的人民大量吸收了汉族的比较先进的文化，诸如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等，并且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最后，还使用了汉族的姓名。到了唐朝初期，这些民族的民族特点已经渐趋消失，和汉族没有多大的分别了，基本上已被汉族同化了。这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自然同化时期。这个时期，如从南北朝算起，到唐朝初期，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

第三个时期是从五代十国到明朝初期。唐朝末年，又有几个北方民族（女真、契丹、西夏、沙陀）侵占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并且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汉”“辽”“金”“西夏”等国家。到了元朝初期，由于沙陀、女真、契丹、西夏等族的人民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同样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所以也被汉族同化了，元朝统治者就把被它征服的“辽” “金” “西夏”人民统一称为“汉人”，而把当时还在南宋统治下的人民叫作“南人”。元朝统治者还从中亚细亚、近东、东欧各国迁移了一大批人口到中国来（包括贵族、官员、士兵、炮手、工匠、商人、农民等），当时统称为“色目人”。元朝统治崩溃以后，这些“色目人”基本上在中国居留下来，并且大部分被汉族同化了。这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自然同化。这一时期前后经历了约五百年。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现在的汉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化了许许多多民族的成员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是许许多多民族的结合体。正是由于汉族在历史上同化了许许多多民族的成员，不断增加了人口，壮大了力量，才发展成为现在有9亿以上人口，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唯一的最大的民族。

自然同化虽然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但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在我国历史上，就有征服民族的统治者下命令，防止本民族的人民被汉族同化的记载。例如金世宗和金章宗时，金政府一再下令，禁止女真人民学习汉文汉语，就是害怕被汉人所同化。当然历史上也有相反的记载，例如魏孝文帝时，北魏政府曾下令鲜卑族的官员都要学习汉文汉语，这是因为当时在北魏统治下，汉人比鲜卑人多，鲜卑官员学会了汉文汉语，便利于长期统治汉族人民，而不是为了鼓励鲜卑官员被汉族同化。实际上，当时鲜卑人与汉人的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当时北魏统治者命令鲜卑官员学习汉文汉语，只是考虑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而没有料想到这种措施将导致鲜卑人汉化的长远后果。由于自然同化是一种历史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尽管有人害怕这种同化，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止，而历史规律却违反他们的意愿，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违反他们意愿的后果。

民族之间发生自然同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情况”所决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可以暂时征服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可是在长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家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 ‘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凡是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他们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以至生活水平都是较高的，这对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他们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和生活水平也都是较低的）的劳动人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必然产生羡慕、模仿和占有的心情，推动他们向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的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生产方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一直到采用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的姓氏。他们学习这些东西的主观愿望本来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预料会产生另一种结果：经过了几十年或几百年，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就被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同化了。

自然同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过程。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代表的是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代表的是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这两种生产方式斗争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战胜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所以，列宁认为对这种不“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同化，无产阶级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

（二）

民族融合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族差别的消亡问题。

列宁指出：“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斯大林对列宁提出的民族融合问题，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的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从列宁、斯大林的以上论述来看，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民族融合问题，不是一国之内的民族差别消亡问题，而是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民族差别消亡问题；第二，民族融合不是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就可以实现的事，而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才能实现的事。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于民族融合问题，苏联曾经产生过一种错误的理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以后，在一国之内就可以实现民族融合。斯大林对这种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认定不仅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而且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的消失，民族的融合以及统一的共同语言的形成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你们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即把 ‘民族压迫的消灭’和 ‘民族差别的消灭’混淆起来了，把 ‘民族国家壁垒的消灭’和 ‘民族的消亡’、‘民族的融合’混淆起来了。不能不指出，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消灭民族差别和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标志呢？斯大林认为：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消失和全人类的共同语言的形成，乃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他说：“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将开始消亡；在这个胜利以后，各种民族语言将开始被一种共同语言所代替。”

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一切民族语言的消亡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将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第二个阶段。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实现以后的第一个阶段，民族语言还不能消失，全人类的共同语言还不能形成，民族融合还不能实现，而必须等到第二个阶段呢？这是因为民族语言的消失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并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的，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还要经过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才会逐渐具备民族语言消失，共同语言形成的物质条件。到了那时，斯大林讲的“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全世界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定十分频繁，各族人民必然深深感到彼此语言不通会成为交际和合作的最大障碍。但是，每个人要学会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语言，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切通过翻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翻译人员，而且每一个翻译人员也不可能懂得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语言。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每个民族的人民除了本民族的语言之外还应该有一种全世界的各族人民都通用的共同语言的要求和愿望。有了这种共同语言以后，不管是和哪一个民族的人民打交道，只用这一种共同语言就都可以应付了。对每个人来说，他一生只学会两种语言（一种是本民族的语言，一种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就可以了，这就节省了由于各民族语言不通而需要学习许多种语言的时间，同时又克服了由于语言不通而需要各种翻译人员的困难。对于各民族的人民来说，只学会两种语言都是同样的方便。到了那个时候，产生一种全世界的各民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共同语言，乃是势所必然。

但是，就在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产生以后，各民族的民族语言还不会很快消亡，因为各民族的人民已习惯了本民族的语言，在各民族内部，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还是比较方便的。因此民族语言和全世界的共同语言还要同时并存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的人民同时学会和使用两种语言：对内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对外使用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一直到了每个民族的人民完全习惯了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已无使用民族语言的必要，完全由共同语言代替了民族语言的地位的时候，民族语言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消失。

全人类的共同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现在还很难说。有些人已经在那里摸索着创造“世界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既不会是德语，也不会是俄语，更不会是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必须是比民族语言和区域语言更加科学、更加丰富、更加优美的一种语言，它才能取代一切民族语言和区域语言的地位。

区域语言，也是斯大林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形成以前，可能先要形成若干区域语言。他说：“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根据斯大林的论点，区域语言既不是某一民族的民族语言，也不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共同语言，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批民族共同使用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实际上在现在的世界上已经存在，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就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们中国，汉语也不仅仅是汉族的民族语言，而是已被我国各民族共同使用，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这已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

某一种民族语言之所以发展成为一批民族共同使用的区域语言，这也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而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被许多国家和民族所采用，这是近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量移民的情况所决定的。这些移民来自许多国家，语言非常复杂，他们必然需要一种对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语言来作交际工具，于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就适应了这种要求，发展成为一批民族共同使用的区域语言，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的一种情况是：在多民族的国家里面，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民族比较先进，有的民族比较后进，后进民族的人民就感觉到学习先进民族的语文对自己民族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不学习就对自己非常不利，这就促使后进民族的人民主动学习先进民族的语文。汉语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时代，汉族在飞速地发展，少数民族更需要飞速地发展，才能赶上汉族的发展水平。现在的汉文书籍里面，包括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如果少数民族都要把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先翻译成为本民族的文字，再去学习，这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对于许多人口很少，又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办不到的。因此，少数民族要迎头赶上汉族的发展水平，必须学习汉语文，直接从汉语文吸取本民族的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消灭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推动我国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自觉自愿地学习汉语文的根本原因。

少数民族学习汉文汉语，并不排斥他们同时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因为对于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民族语言还是日常生活中一时也不能离开的。所以学习汉文、汉语与发展少数民族的民族语文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辅助，共同发展的。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汉语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要被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所代替的那个时候为止。

（三）

一切民族语言的消失、全人类的共同语言的形成、各民族人民融合成无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归根到底是由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水平所决定的，还必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过程。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差别性越来越少，共同性越来越多，就是民族融合因素逐渐增长的具体表现，这就是量变的过程，它为将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实现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那时各民族的人民融合成无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就是事物发生了质变。

一切事物都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的，民族的发展也是如此。人类从产生了民族差别的那个时候起，就为消灭民族差别而在创造条件。但是在古代，民族之间打交道的范围很小，因为那个时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产品的交换，基本上在民族内部进行；只有在民族内部交换有了剩余的时候，才拿出去和别的民族进行交换。因此，在资本主义以前，全世界的一切民族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隔离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也经常发生互相同化（包括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一部分民族之间，而且一般都是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民族同化的结果，只是由这一个民族变成了另一个民族，只是消灭了一部分民族的民族差别，对于全人类来说，民族差别还依然存在着。有人把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发生的自然同化叫作“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民族融合”只是民族之间发生的局部融合，而不是全面融合。局部融合的结果是许多小民族融合成一个大民族，而不是一切民族融合成无民族差别的新人类。这是两码事，必须严格加以区别。

资本主义的产生，才从根本上打破了全世界的各民族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隔离状态。资本主义由于商品生产的巨大发展，国内市场容纳不下，不得不找寻国外市场，不得不把剩余商品运到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地区去进行推销，这就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民族关系方面引起了巨大变化，它把全世界的各族人民从隔离状态中解放出来，迫使他们和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们彼此打起了交道。我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推销他们的剩余商品，压榨我国各族人民的血汗，挟着他们的商品、军舰和大炮，像海水一样涌了进来，他们不仅动员了各种肤色的、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到我国，而且把我国各族劳动人民运送到缺乏劳动力的世界各个角落。我国几千年的“闭关自守”状态被粉碎了，而与全世界的各族人民有了往来，所谓“海波到处有华侨”，就是说明我国各族人民的足迹踏遍了全世界。

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全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彼此学习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互相学习对方的好东西，从生产技术、文化艺术、语言文字，一直到服装饮食、生活习惯，等等，于是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必然要逐渐增加，差别性必然要逐渐减少，这就是全世界的民族关系方面产生的一种新的历史趋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列宁指出的民族问题方面的第二种历史趋向，就是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民族之间共同性越来越多，差别性越来越少的这种情况。这也就是民族融合的因素逐渐增长的具体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正像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孕育了物质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破坏了民族壁垒，使各民族之间的各种联系日益频繁，这也同样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实现民族融合创造了物质条件。

但是，又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推销大量的商品，掠取更大的利润，建立了世界市场，破坏了民族壁垒，为各族人民的日益接近和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拼命争夺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市场，拼命挤垮其他民族的资本家，拼命从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油水，因此，资产阶级又拼命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少数强大的压迫民族，奴役了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民族矛盾发展到了顶点，阻碍着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阻碍着民族融合因素的顺利增长。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产阶级无法解决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消灭了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矛盾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敌对状态，这就给各民族人民之间日益接近和友好往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必然使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日益减少，必然使民族融合因素迅速地增长。

但是，民族融合因素的增长和民族融合的实现还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是一切民族的民族语言的消失和全人类的共同语言的形成，这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还要经过很长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实现的事，离现在还是极其遥远的。因此，对于民族融合因素的增长与民族融合的实现，还要严格加以区别。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也就是从无民族差别到有民族差别再到无民族差别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初，人类是没有民族差别的。后来，由部落发展成了民族，人类才有了民族差别。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民族语言逐渐消失，共同语言逐渐形成，各族人民逐渐融合成为一体，不再有民族差别了，那时全世界又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但这不是恢复到像史前时期那样的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而是在未来的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这是在高级形态上的恢复。

上面讲的是民族发展的远景，这一天是终将要到来的，但对目前来说，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现在，我们还生活在还存在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的人群当中，生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从世界范围来说，还有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亿万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还没有获得解放。从我们国内来说，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的存在还是客观事实，我们必须重视民族问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彻底肃清“四人帮”全盘否定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存在，破坏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流毒。进一步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为在20世纪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牙含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