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价值研究方法

认识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采取的方式及运用的手段，被称之为方法。从价值研究的角度来看，方法与世界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认识过程是运用方法的过程，方法是实现认识的工具，不同的方法可能带来不同的研究结果，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方法的不断发展。

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创造和使用资源的历史。古代农业经济社会经历了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其主要依赖的资源是土地资源，这就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主要是对重农轻商的自然流露。随着工业机器技术的发展，人类又逐渐变得依赖矿产资源，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类所依赖的资源从自然资源转向社会资源，资本成为其主要的资源，谁拥有了资本所有权，谁就拥有了进行投资、生产、交换、分配的支配权。到了知识经济社会里，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形成，环境资源、旅游资源就成为最为可贵的资源。纵观历史，价值研究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价值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是一切方法中最一般、最基本的方法，它从深层次上支配着其他研究方法。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其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们由于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看法就会不同。哲学范畴的价值观表现为人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关系，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意愿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就表现为一个价值问题。晏智杰于2002年在《经济学价值理论新解》中指出，“‘价值’这个概念，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应该是指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任何东西有无价值及其大小，总要以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欲望为转移”。

在这种方法中，主体一般是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个人、团体和社会群体；客体是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作为主体的人，其本性或本质是需要，客体属性则是客体固有的特性和功能。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客体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时，便称客体有价值，否则，即无价值。

当人们把价值指向人所选择的对象或对象的性质时，是基于人的生存意识的考虑，这种生存意识是人自为的意识：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属于自己的自然存在物。这种存在不仅有人的类意识和作为主体的个体意识，而且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断追寻和实现自身。这种自身不是自满自足的，是人的生命和精神与有限确定的对象之间的矛盾。

古希腊色诺芬的出发点，是人能否发现和实际地利用对象的益处，不是仅仅从对象本身或对象的特性出发，起关键作用的是人这一主体的能动性或创造性。人或者说生活主体周围的存在者包括他自身只有被他实际地用于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色诺芬把这些看成人的“财富”。在色诺芬的哲学中，不断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是分工，色诺芬的分工理论又与秩序和谐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中说：“对人类来说，没有再比井然有序更好更方便的事情了。例如，合唱团是许多人组成的，如果它的团员随意行动，它就会成为混乱一团，看着毫无乐趣。”

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是因为每个人有多种需要，且不能单自己达到自足就导致了分工的产生，大家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获得生活必需品后再来进行交换。他还提出，理想的、最好的国家是共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会激起人们的贪欲，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次好的国家是按法律给公民分配土地和房屋，并限制财富的聚敛。

亚里士多德则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财产共有论，认为除了在某种意义上财产应当公有外，一般情况下应当私有，亚里士多德认为，私有财产相较于公有财产有三种益处：人关心自己的本性、自爱自乐的天性和慷慨的德行。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从家庭与城邦的正义性来论述财产私有的必要性。

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认为分工是因为相对于人类无数的需要和欲望来说，实现这些需要和欲望的手段非常薄弱，所以人们之间只有通过社会结合，才可以改变这个局面，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力量、技能和安全。依靠各种协作，人们的力量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增强；依靠不同的分工，人们的专门技艺才能够提高；依靠相互帮助，人们才能对付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在休谟的哲学中，财富稀缺和财富占有不稳定性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两个主要因素。财富稀缺导致财富的数量不足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财富转移诱发暴力劫取，是发生暴乱的根源。

亚当·斯密从人性存在出发来说明经济分工，指出了分工与人性的关系，包括与需要帮助、交换倾向、利己之心的关系。他认为利己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比其他任何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每个人总是有意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二，他又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每个人天生都具有改善自己状况的愿望。他同时指出，由于个人的经济行为一般来说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公共利益会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

在休谟做出“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分之后，康德（Immanuel Kant）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了一道鸿沟，认为事实属于经验世界，价值属于先验世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则认为价值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和偏好，因为它缺少公度性，所以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命题。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客观存在，认为它存在着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从这种理念出发，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如何灭亡，最后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他认为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无所谓差异与冲突，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差异和冲突的，冲突各方需要寻求共同点，寻求对话、交流、沟通和合作的方式。消灭一切层面上的个性和多样化，达到抽象的大统一，并不排除主体的差异性。它们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

（二）数理方法

数理方法包括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法、边际效用分析法、预期分析法、曲线分析法、函数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等，对这些方法的应用，有利于问题的分析和表达，可以使研究更为严密，更加具有说服力，因而也显得更为科学。以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开了应用数理方法研究价值理论的先河。此后，Andreu Mas-Collel（1985）、Dirk Willenbockel（1994）等许多人使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

数理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列方程和解方程。所谓列方程，就是用方程或方程组来描述经济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解方程，就是求解所列的方程或方程组，包括解的存在性、如果解存在的话是否唯一、解不唯一时的稳定性、解稳定时是否可控制、可控制时解是否能达到等相关问题。

列方程的代表人物有瓦尔拉斯、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等。瓦尔拉斯列出了产品市场供求平衡的联系方程，他是瑞士经济学家、洛桑大学经济学教授，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洛桑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等。冯·纽曼是美籍匈牙利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在许多方面有开创性贡献，其发表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等是奠基性的著作，开辟了泛函分析和拓扑线性空间的研究，他与摩根斯顿（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在经济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他还是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创始人，曾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列昂惕夫是美籍俄罗斯人，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投入产出分析为系统地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备受西方经济学界的推崇，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于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他的同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他的研究成果极为推崇，他的两位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著有《美国经济的结构（1919～1929）》等著作。

解方程的代表人物有阿罗（Kenneth J. Arrow）、德布鲁（Gerard Debreu）、斯卡夫（Herbert Scarf）等。阿罗是美国数理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曾在美国空军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事经济和运筹学研究，他揭示的“不可能性定理”为经济学界所称道，他与希克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顾问。德布鲁是美籍法国数理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和数学教授，曾在法军服务，著有《价值论》和《数理经济论文》等著作。斯卡夫是美国人、数学博士、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一般价值均衡理论的存在性证明、一般价值均衡理论的计算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给出了市场价值均衡点求解的具体算法。

均衡分析法就是在假定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变量既定条件下，考察体系达到均衡时所出现的情况以及实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所谓均衡，是指经济体系中，相互抗衡的力量势均力敌，使体系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决策者意识到重新调整资源的配置方式已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不再改变其经济行为。

经济体系在数学上通常被描述成拓扑空间，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些集值映射，均衡分析就是在经济体系的价格系统中寻求一个价格，使得一种被称为超需求集值映射将该价格映射到0，这个价格被称为均衡价格状态。所谓拓扑空间，就是规定了子集簇的一个集合，其子集簇还必须满足三条性质：一是空集和该集合在这个子集簇中；二是子集簇有限个子集的交集也在这个子集簇中；三是子集簇有限或无限个子集的并集也在这个子集簇中。为了方便起见，拓扑空间中的子集簇的每一个成员被称为开集，开集的余集被称为闭集。之所以把经济体系看成拓扑空间，是因为许多经济行为的集合是闭集。

均衡分析法通常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像熊彼特、杨小凯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的理论都是均衡分析方法的框架。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中认为创新能够使潜在的利益得以实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只有不断地创新。杨小凯在其专业化分工理论中认为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尽管会带来交易费用，但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就会促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这种信息不对称会给市场的运行带来很大的影响，由于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所以如果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其利益会受到损害，他引入非对称信息便能够解释平常观察到的许多不好理解的现象。这些理论都只重原因和结果而不重过程。

非均衡分析是指由于价格的作用，经济运行中不能形成一般均衡时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即不能形成瓦尔拉斯均衡，而只能使供求双方在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的适当位置上，这是一种短期的不稳定的均衡。

以帕廷金（Don Patinkin）、克洛尔（Robert Wayne Clower）、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贝纳西（Jean Pascal Benassy）等人为代表的现代非均衡学派，将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被抑制的通货膨胀”等都概括为不同类型的“非均衡”。他们认为，价格并不是可以根据供求关系迅速调整的，有时其是因为制度被固定或其运动受到限制，有时则仅仅是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人们不可能等到一切价格都调整到均衡值上再进行实际的交易，因此在遇到供求不等的情况时，往往根据自己在一定价格下所能买到的数量或卖出的数量来调整自己在其他市场上的供求数量。对个别行为主体来说，价格往往是外生变量，是既定的交易条件，而交易数量则是自己所能控制的内生变量，所以市场运动的结果通常是非均衡的，变量之间是不均等的。这种非均衡，与瓦尔拉斯均衡一样，具有行为确定性，可以持久地存在，而不仅是一种过渡状态。樊纲主张用变量均等定义均衡，用变量不均等定义非均衡，用“可持续性”的概念特指经济状态的行为特征。这样他就在《论均衡和非均衡的可持续性》中定义了四种经济状态：可持续均衡，可持续非均衡，不可持续均衡，不可持续非均衡。

边际效用分析法就是运用导数和微分方法研究经济运行中微增量的变化，用以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变化过程的一种方法。其代表人物有瓦尔拉斯、杰文斯、戈森（H. H. Gossen）、门格尔、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马歇尔、费希尔（I. Fisher）、庞巴维克等人。当时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叫作稀缺性，杰文斯把它叫作最后效用，实际上它就是效用函数的“偏导数”。

“边际”这个词可以被理解为“增加的”，“边际量”也就是“增量”的意思。也就是说，自变量增加一单位，因变量所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从数学上来说，边际效用分析法的原理较简单：对于离散的情形，边际值是因变量变化量与自变量变化量的比值；对于连续可微的情形，边际值是因变量关于某自变量的偏导数值。所以边际的含义本身就是因变量关于自变量的变化率，或者说是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导致因变量的改变量。

预期分析法以市场参与各方的行为方向为分析重点，从而直接推导供求关系来判断市场方向。心理预期是经济活动主体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与经济决策有关的不确定因素所进行的预测，心理预期影响个体的消费、投资、储蓄等经济行为，而个体的这些经济行为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

预期分析包括适应性预期分析和理性预期分析等。所谓适应性预期就是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而理性预期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是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和数据，加以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

理性预期分析法撇开市场发生的一些偶然干扰因素，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从而选出风险最小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理性预期分析法的代表人物是穆斯（Jhon Muth）、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等。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指出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总是以自己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卢卡斯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后来卢卡斯又对理性预期假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

（三）系统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方法是较为一般意义的方法，它是对各种系统的一般性总结。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管理科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研究等。

系统科学方法就是用系统科学的理论，把研究对象放在系统中，从整体和全局出发，考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以得到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根据本书对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需要，以下仅对系统科学中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阐述。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复杂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人们公认是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创立的。贝塔朗菲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明确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并对系统的共性做了一定的概括。

动态系统分连续型与离散型两种。连续动态系统的数学模型是微分方程，它们刻画系统的动态变量（状态变量的各阶导数）对状态变量的依存关系，以及状态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系统所有状态构成的集合，被称为系统的状态空间，系统在某个时刻可能到达但不借助外力就不能保持或不能回归的状态或状态集，被称为暂态（transient state），系统到达后若无外部作用去驱使将保持不变的状态或反复回归的状态集，被称为定态（steady state），描述系统演化的方程的解（代表状态空间的一个点集合），被称为一条轨道。系统结构、状态、行为的抗干扰能力，被称为系统的稳定性，稳定性是系统的重要维生机制。状态空间中满足吸引性（对周围其他状态或轨道具有吸引力）、稳定性和终极性（不再具有力图改变这种状态的动力）的点集合被称为吸引子，凡是存在吸引子的系统都是有目的的系统。

离散动态系统是由异步（不能立刻得到结果）、突发的事件驱动状态演化的，取有限个离散值的动态系统。这些状态的变化由诸如某些环境条件的出现或消失、系统操作的启动或完成等各种事件的发生而引起。这种系统关心的是它的逻辑行为，用其演化过程的状态序列和事件序列来刻画。系统的功能表现为只允许发生某些符合要求的状态序列或事件序列，它们表示完成某些任务或防止各种失误。用有限自动机、布尔网络等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这种逻辑层次的分析和综合问题，计算机仿真运用是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控制论创始人是维纳（N. Wiener），他于1948年发表的专著《控制论》是控制论的奠基性著作，他把控制论定义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控制论提出了包括生物系统和人工系统在内的极为广泛的一大类系统的共性和规律。信息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指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起到制约的作用，以达到预定的目的。控制论中，输入—输出反馈控制模型具有普适意义。

经济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子系统之间又高度耦合、相互联系，存在着相互反馈的现象，具有控制论所研究的系统的特性。在经济活动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控制工作，随时将计划的执行结果与标准进行比较，对超过范围的偏差，及时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实现系统的相对稳定和既定目标。

系统工程是一种以大型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按一定目的进行设计、开发、管理与控制，以期达到总体效果最优的理论与方法。它从系统的整体观念出发，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模型，寻找系统的最佳方案，达到最佳效果。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古德（A. H. Goode）和麦考尔（R. E. Machal）于1957年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以“系统工程”命名的书，倡导“系统分析”（system analysis），着重于在解决大型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问题时，对若干可供选择的执行特定任务的系统方案进行选择比较，进行费用效果分析。

系统工程的研究范围已由传统的工程领域扩大到社会、技术和经济领域，如社会系统工程、行政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企业系统工程、经济系统工程等。企业利用系统工程来对一个产品的需求、子系统、约束和部件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建模/分析，并进行优化和权衡，同时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利用各种模型和工具来捕捉、组织、优先分级、交付并管理系统信息，用功能建模、仿真、状态图表等替代评估、功能和物理划分等，最终做出重要决策。

系统工程除了要用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外，还要用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医学等与人的思想、行为、能力等有关的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它形成了一套处理复杂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常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因为系统工程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涉及人，这就涉及人的价值观、行为学、心理学、主观判断和理性推理，因而系统工程在处理问题时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艺术性和哲理性。

自组织理论研究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系统演化通常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量变方式，系统状态随时间逐渐地变化，如果可以用函数关系来描写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话，在量变过程中，描写状态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关系式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是质变方式，系统状态发生突变，突变前后状态变量的个数和形式等都可能发生改变。如果系统之外没有一个组织者，是系统“自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结构，就称之为自组织系统。

自组织理论由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tics）、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和超循环理论（super circle）组成，其理论内核完全可以由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给出。自组织理论以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方法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并探索复杂现象形成和演化的基本规律。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I. 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系统，通过不断地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从而形成自组织状态，达到一种新的有序结构的状态。协同学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认为系统内各序参量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使系统产生新结构的直接根源。系统要素的独立运动或在局部产生的各种协同运动以及环境因素的随机干扰，使系统的实际状态值总会偏离平均值，这种偏离波动大小的幅度被称为涨落。在系统由一种稳态向另一种稳态跃迁的过程中，系统要素间的独立运动和协同运动进入均势阶段时，任一微小的涨落都会迅速被放大为波及整个系统的巨涨落，推动系统进入有序状态。

自组织理论方法主要包括自组织的条件方法论、自组织的协同动力学方法论、自组织的演化路径（突变论）方法论、自组织超循环结合方法论、自组织分形结构方法论、自组织动力学（混沌）演化过程论、综合的自组织理论方法论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对系统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人们意识到非线性科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又跃进了一大步。

（四）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其学理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源于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经历了城邦政情、政治算术和统计分析科学等阶段。城邦政情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纪要”，他写了一百五十多种纪要，涉及对历史、行政、人口、资源、财富等社会经济问题的比较与分析。在这方面，中国在夏朝就开始了对人口和土地的统计，战国时期的《尚书》中记载了数量标志和分组的概念。城邦政情式的研究延续到了17世纪中叶才逐渐被政治算术替代，并且很快就演化成统计学，英文statistics依然保留了state（城邦）这个词根。

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一书的问世既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该书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将社会经济现象数量化，是近代统计学的重要特征。配第在书中使用了三种数字，即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经验观察和调查到的数字、用数学方法推算出来的数字、进行理论推理的示例性数字，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特点。《政治算术》为统计学的创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政治算术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其代表作《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对当时发布的伦敦流行瘟疫死亡者公报予以整理，用数量详细分析了死亡原因和人口动态，并且第一次编制了“生命表”，对死亡率与人口寿命做了分析。17世纪的德国也产生了所谓的“国势学”，其主要以文字记述国家的显著事项，分门别类论述包括土地、人口、军事、财政、货币、科学、艺术和宗教等在内的有关国情国力。该学派在进行比较分析中，偏重对事物性质的解释，而不注重数量对比和数量计算，却为统计学的发展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高特弗尔德·阿亨华尔（Gottfried Achenwall）。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事物量的计算和分析显得越来越重要，该学派分化为图表学派和比较学派。

到19世纪中叶，由于概率论的广泛应用，统计学取得了很大进展，统计学形成了新的各种不同的学派，主要有数理统计学派和社会经济统计学派。

数理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是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勒（L.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他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方法论体系，否认社会统计学的存在。凯特勒著有《论人类》、《概率论书简》、《社会制度》和《社会物理学》等，主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重要的贡献是将古典概率论引入统计学，在准确化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为数理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经济统计学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算术”学派的继续，认为统计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目的在于明确社会现象内部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该派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Adolf Knies），他在论文《独立科学的统计学》中概括了当时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意见，提出了“国家论”和“统计学”科学分工的立场。该学派坚持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强调在统计学研究中必须以事物的质为前提和认识事物的质的重要性，而数理统计是不计质的方法论，因此是一门应用数学。

20世纪初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的不断提高和普遍推广，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逐渐由记述统计向推断统计发展，由社会、经济统计向多分支学科发展。记述统计是对所搜集的大量数据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综合概括，通过绘制直方图、编制次数分布表和计算各种特征数等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推断统计则是在搜集、整理观测的样本数据基础上，根据条件和假定（模型），对未知事物有关总体做出以概率形式表述的推断。其现在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天文、经济、社会、旅游、医学等众多领域，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更加专业化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分支学科。云计算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在统计领域不断得到开发和应用，统计预测和决策有了很大发展。例如，“大数据辅助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防控平台”可通过对手机用户通信行为的分析，及时发布监控区域人员流量数据分析结果，为政府应急指挥提供数据支撑。该平台已被成功应用于旅游、交通、民生等行业，为浙江省内普陀山、东钱湖等33个景点提供了游客流量统计、游客客源分析、景区热点排名等数据分析服务。

空间统计分析是一个起源于矿业领域的应用数学分支。它致力于解决具有空间关联的数量问题，克服了经典统计学被应用于空间数据处理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它针对像资源、生物群落、地貌等有着特定地域分布特征的客体，以具有空间分布特点的区域化变量理论为基础，研究自然现象的空间变异与空间结构。南非学者克里格（D. G. Krige）最初提出其萌芽思想，马特隆（G. Matheron）和塞拉（J. Serra）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完善。

空间统计分析处理的对象为空间分布的变量（区域化变量），在局部的某一点，它的取值是随机的（随机性），而对整个区域而言，存在一个总体或平均的结构（结构性），相邻区域化变量的取值具有该结构所表达的相关关系。区域化变量可以被看作随机变量的一个现实（realization），而对于随机变量，必须在已知多个现实的前提下，才能总结出其随机函数的概率分布。区域化变量增量的方差被称为变异函数，空间统计分析根据样本点及变异函数的计算公式来确定某一变量随空间位置而变化的规律，以此去推算未知点的属性值。

空间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包括局部估值、不确定性预测、模拟及图像分析四部分。局部估值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最小二乘回归算法，而其最优目标被定义为误差的期望值为0，方差达到最小；不确定性预测是求出一个无偏的最优估值，并给出每个估值的误差方差，用来表示其不确定性；模拟是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再现已知的空间格局；图像分析采用数学模型并结合图像处理的技术来分析底层特征和上层结构，从而提取具有一定智能性的信息。目前，GIS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具有同样空间范围的多种专题信息，包括图像文档。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发展可对手机用户通信行为数据进行所需要的分析。

空间统计分析不仅可以对空间分布数据的结构性和随机性、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空间格局与变异进行研究，还可以对空间数据的最优无偏内插进行研究，模拟空间数据的离散性及波动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地质、土壤、水文、环境、经济等领域。不少学者先后对空间统计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地理邻近矩阵的构建、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期望值的推导、空间相关的识别与显著性检验、空间自相关模拟、空间自回归分析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Moran, 1950; Griffith, 1984; Getis, 1992; Anselin, 1995），利用数学、数理统计方法和计算方法等，结合历史统计资料，对经济理论和价值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