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他们社会生活的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换，从同质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异质性的、工具性的现代城市社会，他们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自身“认同”的过程。在这里，“认同被视为个人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综合反映”（张海波、童星，2006），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这一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城市化意愿的重要前提。

在关于移民与城市认同的研究中，“同化论”和“多元论”是两大主要流派。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包括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的“熔炉论”、特纳（Turner）的“边疆熔炉论”、肯尼迪（Kennedy）的“三重熔炉论”以及斯图尔特（Stuart）的“变形熔炉论”等。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多元论”则“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2000）。同时，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化过程中，或者选择改变自我，融入城市社会，或者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江立华，2003）。不过笔者认为，不论农民工是增强自身现代性、融入城市文化还是仍然坚持乡土特性、对城市文化采取隔绝的态度，都需要在城市生活中寻找同一性和归属感。同一性不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辨别的结果，即个体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而归属是指一个事物经由辨别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自己的群体性。这种辨识的过程就是一种确认的过程，个体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物的相似之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一种确认（吴玉军，2007）。也就是说，无论农民工在城市中如何看待自身的状况，都面对着一个寻找自身认同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将自己划入某一群体，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分。

显然，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不同，其在城市中的劳动和生活的态度就不同，那些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会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即愿意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有更强的迁移到城市的意愿。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已经从就业权利深入到户籍权利，从“流动人口”的权利深入到“市民权利”。不过无论我们的关注处在什么阶段，了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认同对于深化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是研究农民工这一城市新兴社会阶层状况、认识他们与城市其他社会阶层关系的重要前提。而且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反省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民工政策的制度后果，为长远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认识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以珠江三角洲这个农民工聚集程度最高地区的农民工为例，描述其城市认同的状况，发现影响他们城市认同的因素，并依此展开学术讨论和政策思考。

（二）文献综述

认同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邓治文，2007）。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认同状况到底受到何种因素影响，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取向展开：一是农民工的个体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网络因素。

在个体因素取向上，有学者注意到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程度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王芮、梁晓，2003）；也有学者从社会阶层地位，尤其是以客观经济地位为指标来研究认同问题（李春玲，2004）；还有学者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来谈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认同上的差异（王春光，2001），而李培林和张翼则从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来研究阶层认同（李培林、张翼，2008）。

在制度因素取向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伴随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排斥。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从而增加农民工在身份、职业等方面与移入地社会实现融合的困难；外来人口的认同还会受到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排斥，导致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逐渐远离主流社会（李强，1995）；也有学者在制度歧视、心理歧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制度歧视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丁宪浩，2006；张国胜，2007）。

在网络因素取向上，学者们的关注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学者关注社会网络对个体身份认同起到的建构和维护的作用（卢霞，2004），这包括国外学者对移民在目的地的乡土社会网络中如何增强移民的迁移意愿和归属地认同的研究（周敏，1995，周敏，2004）；而另一类学者则发现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会带来交往的限制，从而强化劳动力移民（即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吕青，2005）。因此有学者提出，相对于劳动力移民进城前的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作用更大（赵延东、王奋宇，2002）。

上述研究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发现了一些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因素，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但是这些不同取向的研究之间尚较少展开比较和对话。事实上，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既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自我建构（陈映芳，2005），它是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和网络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正如社会认同的情景论，它既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性，还强调其情境性、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经济、政治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其认同的出现、维持与变迁，引起了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王毅杰，2005）。基于这一评价，本文试图将以上三种主要的研究取向综合纳入一个分析模型中，希望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整合的，同时也可以在不同因素之间进行比较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二 研究假设和样本

（一）城市认同的界定和测量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可以从多个面向加以分析。例如，朱力把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适应和融合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认为这三个层面依次递进，只有三个层面完全形成，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朱力，2002）；风笑天则从经济适应、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生活适应四个方面研究了三峡移民在新生活领域的社会适应（风笑天，2004）；张文宏也从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经济融合讨论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张文宏，2008）。这种把社会生活的观念和内容分为若干方面展开的认同研究（或者说融合、融入）能够给我们细致具体的认识，但也可能引起农民工研究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偏见。因为这种研究往往是把城市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认同的参照系，假定只有农民工接受城市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才被认为是城市认同和城市融合。这种立场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日益成为城市生态的今天显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即使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保留他们的传统习俗和社会联系，也并不等于他们不认同城市或者不融入城市。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因此它必然表现为农民从农业这一职业向非农职业转变，农民的生活空间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虽然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可能确实存在诸如文化认同、生活方式认同等方面的要素，虽然可以像以上学者一样把城市认同的内涵划分为三个方面或者四个方面，但城市认同的最确定的基本面向是：农民工是否认同自己的非农职业身份（以下简称身份认同），是否对城市这一新的生活空间有认同或归属感（以下简称空间认同）。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解构，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不仅仅是劳动职业的差别，更是围绕着一套权利的身份差别。同样，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差别，更是以工作、居住、社会交往的实践建立起来的社会空间的差别。所以，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来认识他们的城市认同看似简单，却是最重要的，这种认同是农民工产生城市化意愿、愿意迁移到城市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时也能避免“城市中心主义”之嫌。

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职业身份认同和生活空间认同的测量是：您是否觉得自己的身份属于农民？您是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

（二）研究假设

根据我们在前文文献回顾中所展示的，我们将围绕农民工的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和网络因素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模型。

1．市场能力假设

在这里，市场能力是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农民工所拥有的客观素质和他们对自身竞争能力的主观评价。前者主要包括诸如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语言能力等人力资本要素，后者主要包括农民工对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工作状况的评价和对自身地位变迁的评价。一般来讲，对某一事物的认同是和主体与该事物的关系相联系的，当这种关系是积极的、正面的时候，主体对其认同的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因此，农民工“远走他乡”，进城打工，在艰辛的生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城市认同感是与他们自身的市场能力相联系的，那些市场能力强的农民工比市场能力弱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城市认同度，即他们对自己“不是农民”和对自己“属于这个城市”的认知可能会更高。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用来测量农民工市场能力因素的客观指标是：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是否熟悉广东话？主观指标是：是否感觉到生活艰难？认为重新找工作是否容易？与家乡相比您是否觉得现在的社会地位得到上升？

2．制度压力假设

制度压力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农民工因为“农民工”这种符号标签而在务工城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或者感受到的歧视。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已经连续两代人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由于二元体制的存在，他们与城里人在权利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他们无法与城里人平等分享由他们参与创造的城市文明成果。因此尽管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人”职业，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非农民”身份的认同；尽管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空间，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属于城市”的空间认同。他们真实的城市认同是与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相联系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制度压力状况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他们对制度不公平的感受越深，城市认同可能越低，即越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农民”“不属于城市”；反之亦然。在问卷调查中，我们用来测量制度压力的问题是：“您是否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您是否觉得城里人很排斥外来工？”“您是否觉得在城市里低人一等？”“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是城市户口，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我们对被访问者的回答赋值，然后把以上问题的回答得分加总，构成“制度不公平感”指标。另外，我们还设立了“您觉得当地人好不好相处”和“您最需要政府提供那些帮助（种类）”（共列出诸如迁移户口、子女上学等四项帮助）两个问题，其分析逻辑是，那些与当地人相处较好、对政府有更多制度期望的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可能越高。

3．社会网络假设

在本研究中，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仅限于他们在打工城市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可以从规模、性质、强弱等多角度加以研究，不过赵延东和王奋宇关于移民社会资本的研究对本研究颇有启发。他们把移民的社会资本分为进城前的原始社会资本和进城后的新型社会资本，然后分析二者对移民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的作用，并发现新型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融入有更加积极的影响（赵延东、王奋宇，2002）。借鉴他们的分类，我们也把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乡土社会网络”和“新生社会网络”，前者是指那些带入城市的乡土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家人、亲戚、老乡、同学（在农村，同学也是老乡）；后者是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网络，主要包括企业内的工友、主管、上级负责人和企业外的朋友。显然，新生社会网络可能比乡土社会网络有更多的“城里人”或“企业人”参与，而非只是“乡下人”，所以这种新生社会网络可能会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城市信息和资源。另外，新生社会网络的存在也使农民工与更多的“当地人”产生了交往，有助于消除原来由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差异带来的隔离，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因此我们的假设是：相对于乡土社会网络，新生社会网络有可能对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产生更正面的影响；农民工越能弱化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更多地利用新生社会网络来开拓城市生活，越有可能产生城市认同。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用“第一次出门时是否一个人单独外出”来测量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网络的粘连程度，因为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第一次就单独外出而非集体外出，可能更容易摆脱乡土社会网络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集体外出的农民工往往会前往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工厂务工，这会使他们更倾向于在工作和生活中依靠乡土社会网络，制约了他们扩展新生社会网络的可能。我们还用“您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是否有老乡”和“您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是否有当地人”来测量农民工在城市中乡土社会网络和新生社会网络的强弱。如果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有老乡，就意味着乡土社会网络仍然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对他们的城市生活会带来很大影响。同理，如果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有当地人，就意味着新生社会网络已经进入他们社会网络的核心层面，对他们的城市生活会带来很大影响。

（三）样本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笔者主持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问卷调查。调查于2006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展开，调查对象被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抽样方法采取的是比例抽样，即按人口普查中9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比例分配各个城市的样本数，然后运用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法获取样本，最后获得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有效样本3086个。表1是分析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分布情况。

三 身份认同与空间认同

（一）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到，虽然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近三十年，但在我们的样本中仍然有72.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占27.4%。当然，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并不必然等于认为自己“是市民”，而且尽管这一认同的比例也不高，但是这一回答意味着“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发生了身份认同的转变。在空间认同上，51.7%的被访者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 48.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感觉。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农民工对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感受和体验还是正面的。两种认同相比而言，农民工的空间认同感要高过身份认同感，这是因为空间认同更具有自我建构的特征，而身份认同则更受到制度权利的制约。

（二）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

从以上数据分析也可以看到，农民工的认同意识并不一致，存在明显的差别。为什么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情况会表现出这些差异？我们分别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为因变量，运用分步logistic模型逐次将市场能力因素、制度压力因素和社会网络因素纳入模型中加以分析。

1．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表2是以“是否认为自己的身份不是农民”为因变量，以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和社会网络因素为自变量给出的分析模型。通过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的检验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和社会网络的解释框架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普遍。在模型三中，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制度压力中“当地人好不好相处”“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种类）”，社会网络中“第一次是否单独外出”“最好三个朋友中是否有老乡”“最好三个朋友中是否有当地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市场能力中仅有“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10）。除去“年龄”值的增加和“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是否有老乡”上选“是”会降低农民工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对数发生概率之外，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其他指标值越大，农民工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可能性越大。

在模型一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市场能力指标“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认为重新找工作是否容易”“是否感觉生活艰难”在模型三中都没有通过检验。这就表明，在整合的解释模型里，市场能力因素并没有社会网络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的解释力高，市场能力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解释力是比较有限的。另外，进一步比较三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值和-2Log likelihood值发现，相对于社会网络因素，制度压力因素的引入并没有增强整个模型的拟合系数，它在身份认同上的解释力上也比较弱。这些情况表明了社会网络尤其是新生社会网络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的重要影响。

2．空间认同的影响因素

表3是以“您是否认为自己属于所在城市”为因变量，以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和社会网络因素为自变量给出的分析模型。通过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的检验和比较，我们同样发现了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空间认同的解释力。在空间认同模型三中，市场能力中“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 “是否熟悉广东话” “是否感觉生活艰难”，制度压力中“制度不公平感”“当地人好不好相处”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市场能力和制度压力的指标在解释农民工空间认同上是基本有效的。在“是否感觉生活艰难”“制度不公平感”指标上的值越大，农民工越不可能产生空间认同；在“是否熟悉广东话”“当地人好不好相处”指标上的值越大，农民工越有可能产生空间认同。这就与前文的理论假设保持了一致。

而社会网络中各个指标的作用方向虽然与理论假设间基本保持了一致，但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比三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值和-2Log likelihood值还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因素的引入并没有增强整个模型的拟合系数，这就表明相对于市场能力和制度压力，社会网络在空间认同上的解释力上是比较弱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能力因素指标中，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不能保持一致的是“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这一指标，即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其空间认同感反而低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的收益期望越高，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越强，因此他们在城市中体验或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平等感可能越强，从而导致他们对城市整体的空间认同感下降。

3．身份认同与空间认同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将表2与表3的模型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果。

市场能力因素的指标在各模型中的数值基本验证了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是否有职业技能证书”“是否重新找工作容易”“是否感觉生活艰难”“是否认为社会地位上升”“是否熟悉广东话”这六个指标的作用方向基本保持了严格一致，但是通过显著度检验的情况稍微有所变化。主要体现为“是否熟悉广东话”和“是否感觉生活艰难”在身份认同模型中通过了检验，而在空间认同模型中没有通过检验。这一差别可能源于这两个指标在农民工的空间认同与身份认同上联系的程度，相比较而言，“是否熟悉广东话”和“是否感觉生活艰难”与空间认同的联系更强而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稍弱。唯一例外的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这一指标。在比较制度压力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指标“当地人好不好相处”“制度不公平感”“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种类）”的作用基本保持了一致，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也保持了一致。唯一的例外是“是否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种类）”这一指标，其作用方向在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模型中有所不同，不过它并没有在身份认同中通过显著性检验。

再来看社会网络在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和空间认同模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发现，社会网络的三个指标“第一次打工是否单独外出”“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是否有老乡”“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是否有当地人”的作用方向均与理论假设保持了严格一致，但是三个指标在身份认同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在空间认同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影响大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空间认同的影响。不过，社会网络在其中的具体作用路径还需在今后做进一步分析。

四 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四种类型

（一）城市认同的四种类型

城市认同包含着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但是这两种认同表现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并不一定完全一致，这从两种认同的百分比差异可以看出。因此我们将两种认同做交互分类，由此得到四种不同的城市认同意识（见表4）。

在这里，我们将认为自己是农民，同时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所在的城市的认同意识称为“隔离型认同”；将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同时也认为自己属于所在城市的认同意识称为“融入型认同”。前者牢守于自己乡土社会的身份和认同，后者则在参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了对自己原有身份的认识，形成了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另外两种认同表现出身份认同与空间认同的不一致。我们把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农民，但是不认同打工所在城市的认同意识称为“游离型认同”；把那些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但是认同打工所在城市的认同意识称为“断裂型认同”。

表4给出了农民工不同认同意识类别的分布。在调查样本中，有869人（28.2%）属于“隔离型认同”，有311人（10.1%）属于“融入型认同”，有805人（26.1%）属于“断裂型认同”，有336人（10.9%）属于“游离型认同”，另外还有765人（24.7%）在其中某一项上回答不清楚或者漏答。如果把回答不清楚和漏答者剔除，四种认同的分布是：“隔离型认同”37.4%，“融入型认同”13.4%，“断裂型认同”34.7%，“游离型认同”14.5%。这种结果在农民工进城近三十年的今天是令人深思的。农民工就其职业而言，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并且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群体；就其工作生活的空间而言，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他们对自己的认同中最大比例的是隔离型认同，比例最少的是融入型认同，断裂型认同的比例高于游离型认同。尽管认同意识表现在农民工身上，但导致这种意识状况的首要原因是社会的，是二元体制下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排斥的结果。

（二）四种认同的影响因素

依据以上的四种认同意识类型，我们分别以“是不是属于隔离型认同”“是不是属于断裂型认同”“是不是属于游离型认同”“是不是属于融入型认同”为因变量，分别分析这四种认同类型的影响因素（见表5）。

通过表5的四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对城市产生隔离型认同农民工的典型特征是“不感觉社会地位上升”、“感觉生活艰难”、“制度不公平感”深刻、感觉“当地人不好相处”；对城市产生融入型认同农民工的特征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不感觉生活艰难”、“制度不公平感”不深、感觉“当地人好相处”、“第一次单独外出”、“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没有老乡”、“最好的三个朋友中有当地人”；对城市产生游离型认同的农民工与产生隔离型认同的农民工相比，在“文化程度”“感觉社会地位上升”“感觉生活艰难”和“当地人好不好相处”“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种类）”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城市产生断裂性认同的农民工与产生融入型认同的农民工相比，主要在“文化程度是否高中以上”“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种类）”上存在差异。通过城市认同中模型四更可以看出，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尤其是新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产生“融入型”城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描述分析以及多个logistic模型分析，探讨了市场能力因素、制度压力因素和社会网络因素在农民工城市认同议题上的解释力。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空间认同和四种城市认同类别的10个logistic模型中，虽然市场能力因素、制度压力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各指标通过检验的情况在各个模型中存在差异，但是各项数值表达的基本逻辑跟理论假设间仍然保持了基本一致，关于市场能力、制度压力和社会网络的理论假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城市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能力、对制度压力的感受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状况都会对他们的城市认同产生影响。农民工的市场能力越强，越可能产生城市认同；农民工对制度压力的感受越浅，越可能产生城市认同；他们越能减少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更多利用城市新生社会网络资源，越可能产生城市认同。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模型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中，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要大于它对农民工空间认同的影响，而制度压力因素对农民工空间认同的影响要大于它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这就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空间。

在农民工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中，他们往往是通过市场能力来获得自己在城市中职业身份的改变，通过感受到的制度压力来认识目前所处的外部空间环境，同时在城市生活中逐步构建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实现身份认同上从“农民”到“不是农民”、空间认同上从“不属于城市”到“属于城市”的双重转变。在这里，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是，除了他们自身的市场能力和对制度压力的感受之外，农民工在城市中扩展社会网络的能力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认同，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特定场域的“空间实践”——即他们在城市社区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状况。社会网络在农民工个体的市场能力和社会结构的制度设置之间起到了一种勾连的作用，这种勾连的状态是实践着的，而不是静态的，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另外，在四类城市认同中，“融入型认同”占总体的比例只有10.1%，断裂型认同和游离型认同占到26.1%和10.9%，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大约有1.4亿农民工外出务工，其中流动到大中型城市的农民工约占一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珠三角地区沿海城市更是成为吸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区域。如此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流动到珠三角城市，他们的存在势必会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重要影响，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社会互动。那么，如何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体现对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关怀，如何处理作为城市“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与作为“本地人”的城市居民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将是相关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关注的重点所在。

数量如此巨大的农民工生活、工作在珠三角城市，他们中间对城市产生“融入型”认同的比例却刚刚超过10%，这就表明作为城市“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与作为“本地人”的城市居民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社会隔离，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还是以“农民”“不属于城市”自居，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生活在城市而产生城市认同，更没有以城市的“主人”来认识自己，这就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这种边缘心态，不仅有可能使本来在个体层次上存在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发展到群体层次上，形成城市中“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群体对抗，还有可能使原本存在于两个群体之间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扩大到不可弥合的地步。缺乏城市认同还会加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短期行为”，缺乏长远的自我设计和安排，其结果一方面是他们自己难以真正实现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另一方面是使城市政府的农民工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农民工打工的“短期行为”导致他们的职业流动性大，因此对参加社会保险缺乏积极性，而且退保比例较高，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长远利益保障。显然，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而以上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要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就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市场能力，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缩小凸显在农民工身上的社会不平等。尤其要看到的是，培育农民工的新生社会网络对于提升他们的城市认同是极为关键的，而这一点以往无论在理论工作者还是在实际工作者那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几年，城市的社区建设发展很快，但是社区建设很少关注到农民工群体的参与问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缺少制度性的互动机制和交往平台，这种状况已经导致了社区中的隔离。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关城市政策制定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中关照到农民工群体，针对不同类型城市认同的农民工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调动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对于和谐社区、和谐城市、和谐社会的实现将会是一件行之有效、意义重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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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晓虹，2008，《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第4期。

[26] 朱力，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