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实世界中的系统性市场失灵

笔者通过表1来阐述自己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理解。

表1 笔者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理解

教科书上只讲那三种市场失灵，是因为戴了“一般均衡”的有色眼镜，看不到一般均衡之外的世界，就像中国俗话说的“灯下黑”。而凯恩斯面对1929年后大萧条的现实，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下降和流动性偏好陷阱这三大规律，从而论证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发生宏观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失业并存的现象，即普遍的生产过剩。而普遍过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凯恩斯实际上用新名词承认了市场经济自由运转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一事实。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在资本追求利润这一根本驱动力之下，市场体系的整体运行包含较为深刻而多样的矛盾。结合当代现实，笔者在这里对表1中政治经济学的五点内容做简要说明。

1．货币的变性

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价值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成功地将“美钞”变成“美金”，从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三招之一，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之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数字般的美元交易需求与投资/投机；之三则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其结果是，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由此，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2．金融产业的异化

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面向实体经济的生产服务性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商业银行主导；第二部类是面向投机交易的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性金融在商业银行进行，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中运作。

重要的是，当代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就载体来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及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来说，从正规交易所到场外交易，从期货、期权到资产证券化、互换、远期、权证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其结果是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出现，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大鳄弹冠相庆，散户满地找牙；虚拟游戏火爆，实体经济呻吟；而当庄家离场、泡沫散尽之时，哀鸿满地，民怨接天。长此以往，人心不古。骗子招摇过市，良民自叹过时；贪婪成为时尚，奢靡作为奖赏；朱门内纸醉金迷，街角边泪眼凄迷。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间接打压其发展。异化了的金融业成了绑架实体、制造分化、毒害人心的合法赌场！

3．权力介入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

一般均衡理论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的交易，从来都是有资本权力与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变成了投资品，进一步凸显了基本要素与一般商品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对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自行车，买家关注的是其使用价值，故价格高就买的少，价格低就买者多，即所谓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这就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生产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卖出，反而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导致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如今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力相互博弈，已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资本权力通过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等多种方式起作用。一是购买力，资本权力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二是组织力，资本权力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达到准确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的效果；三是话语权，资本权力通过雇用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发布全球舆论等多种方式，有时迅速、有时渐进地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其结果是，市场有了等级结构，操控市场的资本大鳄，追随其后的机构投资者和大量跟风型的散户投资者同台共舞，从而使资本权力可以把操纵市场作为牟利战略，而不必走价值投资路线。即所谓寻找大题材，制造新说法，大资金先行建仓、推高价格，再传播新说法，吸引跟进者，扩大跟风者，直至价格泡沫足够大，获利足够多时撤出变现，然后就是拐点出现，市场雪崩。索罗斯称之为暴涨-暴跌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席勒说它是“非理性亢奋”，这皆是过来人之真话。这说明，操控市场牟取暴利而致金融泡沫迭生迭灭，并非是奇异偶发的事件，反而正是权势型市场的主控投资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竞争日益强化，政府越来越多直接介入国家间的商务博弈，国家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交易的直接参与方；汇率、关税、配额、劳动力条件等，均成为国家间竞争谈判的题目。广场协议及其后果如今仍广为人知，它昭示世人，一个不能自主执政的国家很难成为一流国家。而中国近年在石油、铁矿石、大豆、玉米等重要生产要素领域的应对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喜忧参半。“得”和“喜”源自国家自主，“失”和“忧”则由于专业人才、知识和全球金融运作能力的欠缺。

4．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工业化时期早期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工资普遍增长，这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就是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确实出现过，美国也因此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但在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3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 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个中原因尚无太多学术研究，可能是美国在此期间的信息化、全球化、经济虚拟化三大力量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最近20多年，在以信息技术为主的产业革命浪潮的侵袭下，产业结构中虚拟经济与文化娱乐传媒等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相对衰退。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又与现代交通结合，为公司扁平化、规模化、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大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级缩减，使得控制关键资源的人群能支配的资源和财富的规模急剧放大。这一方面使产业界提供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减少，另一方面使控制关键资源的精英群体积累财富的能力空前提升。掌握关键资源的人群收入激增，使美国中产阶级只能向收入分配的两端移动。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与100年前相比，富豪的财富占比增加，而且从平民成为富豪的时间缩短。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容忽视的趋势性现象。其中，虚拟经济越发达，娱乐经济越发达，创造中产阶级能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越是显著萎缩，滑向“M型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5．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

如前述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忽视普遍生产过剩，如19世纪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把普遍过剩的危机（有效需求不足）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框架，并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政策。然而，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所存在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引发了芝加哥学派（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芝加哥学派把危机归因于自然状态或政府不当行为。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影响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与价格在形成过程中被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综上所述，传统形式的市场失灵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角度看到的、低层次的市场缺陷。而本文归纳的“新型市场失灵”是真实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性失灵。新型市场失灵中的一部分表现，如货币的纸币化与金融产业异化，是当代发生的新的现象，总体来说，它源自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内在矛盾——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与一般社会需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既然资本的生产目的在于利润，那么，若没有一定的利润，资本积累与投资的火焰便会熄灭。“二战”后的军事技术产业化开辟出新的创业市场与利润空间，带来了20多年的战后黄金年代。但其后果是新一轮的资本与产能过剩。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扩大了全球市场，又提供了过剩资本，从而使美国选择了用世界性过剩资本支持美国福利、用美元超发支持全球经济扩张的这样一种战略，暂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之上的宏观过剩，但在长期中又积累起全世界都无法承担的生产过剩的重负。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企业淘汰，结构失衡，全球经济陷入僵局。如果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种种结构问题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我国能够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开拓出一条超越资本-市场自发逻辑的新的发展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