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的市场失灵论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由于私人无法从中获得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场有效地投资和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的负的外部性，而知识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所谓垄断，较易理解。总之，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的学理基础。

但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扩张大大淡化了市场失灵的危害性。比如，公共物品问题可由政府购买私企服务（或商品）来解决或减轻；外部性问题在交易费用不大时可由当事人自愿协商解决（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而垄断问题也可由开放企业准入和国际竞争来化解（这是巴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结果，原先公认的市场失灵的弊端被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则被抬高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市场经济”四个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优越性之一，是“激励相容”，即通过市场竞争迫使自利性主体通过利他实现利己；优越性之二，是“有效信息与协调”，即通过价格机制对市场中无数分散的信息进行集成，指引无数分散主体自发决策以达至有效的资源配置；优越性之三，是推动技术进步，即企业家内在的利润追求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企业进行创新，使市场经济充满发展潜力。总之，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无论是激励、资源配置，还是技术创新，都是市场经济自发运作产生的成果，只要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自然就会有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成功发展。在我国，由于过往几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经济成功同步发生，这种近乎“市场万能”的思路便更为广泛而强大了。

但是，真实世界的情况完全不同。笔者举一个林毅夫老师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凡是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为什么凡是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实行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实现“跨越”？笔者把这个疑问命名为“林毅夫观察”。推而广之的话，反例更多，如下。

为什么从改革开放头一天开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为什么美国自里根以来实行全面自由化（已有30多年）反而爆发了包括2007年危机在内的三次重大金融危机？为什么在这一长时段中，曾经居于世界顶端的美国主流产业大幅衰败，曾经是中产阶级占优的“橄榄形社会”在收入分配上又再次两极分化？

为什么采纳西方指导、实施全面私有化与市场化的苏东各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一直远远落后于政府作用显著的中国呢？

为什么俄罗斯在多年全面私有化与市场化时国弱民穷，而自普京执政、加强国家管控以来经济反而有所改善呢？

为什么日本在政府强而有力地主导产业政策（此时它被称为“发展型国家”）的20多年中，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全面市场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之后，反而停滞了20多年呢？

只要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各大市场经济体无不存在更为重大的系统性失灵，面临众多复杂而深刻的经济病症，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这提醒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事实上，不但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低估了真实市场失灵，即使早前曾认同传统失灵三大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视角看到了市场缺陷，而无法看到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更为重要、更具毁灭性的那些系统性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