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环境与发展在联合国议程中的博弈

工业化进程以化石能源为动力，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排放大量污染物。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是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但同时，“春风不度玉门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联合国进程中，发展的呼声和欲望十分强劲。

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光化学烟雾、20世纪60年代初由大量使用杀虫剂而通过食物链导致鸟类大量死亡形成的《寂静的春天》、20世纪70年代初因不可再生资源快速耗减而引发的石油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将环境保护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举办人类环境会议。然而，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困阶段，工业化手段治理污染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不适用，对发达国家的污染控制似乎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污水处理厂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新技术使边际资源得以经济开采利用，如石油的二次、三次开采，使得开采地的石油资源枯竭得更彻底。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将环境与发展并列，在1987年提交的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强调代际公平，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未来满足发展的能力，来实现当前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未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而，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主题就从发达国家关注的人居环境拓展到环境与发展，定名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形成的“21世纪议程”，将发达国家关注的环境和发展中国家希望的发展同时纳入，成为联合国的议程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