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权与发展：南北鸿沟扩大的发展议程

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社会，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低下，人们顺应自然，物质生产消费水平处于较低状态。尽管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大，但是，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较为有限。人口、自然资源和灾害之间存在一个动态平衡关系，难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出现生态退化，但是，自然的修复能力使得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状态。

技术创新引领工业革命，之后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摆脱了敬畏和依赖自然的农耕文明，发育并形成了工业文明。社会治理的伦理认知和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强调效率，鼓励竞争，自然只是资源。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冲突不断，社会强势群体藐视人权、戕害生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重构世界秩序，组建联合国，强调人权。工业化国家主导的联合国治理构架，维护发达国家权益，强化发达国家的话语权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展融资体系，按资金贡献比例分配话语权限，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分配发展资源的话语地位。二战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对自然资源的武装掠夺，演变为制度化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贸易自由化的旗号下，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

应该说，二战后组建的联合国体系启动了发展议程，减少了大规模武力对抗，工业化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而进入成熟发达阶段。但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使得南北鸿沟扩张，国家，尤其是国家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汇率折合计算，1960年，发达国家俱乐部即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CED）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发展中国家的9.9倍，到1980年，差距拉大到14.4倍，到2000年，更是高达19.8倍。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只有OECD国家的1/30，到2000年，甚至只有约1/80。这也就意味着，二战以后的南北差距在不断扩大。经过长达70年的联合国发展进程，到2010年底，一个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相当于20个发展中国家、8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而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劳动付出和艰辛，并不必然少于发达国家国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