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解释框架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詹姆斯·托尔夫森（James Tollefson）认为，“人们对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应该从描写性转向更具理论性、预测性和解释性的方向发展”。豪根曾建议，一个对语言教育政策的解释性理论将“肯定是立足于价值判断的”，这意味着对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批判性和理论性视角的重点关注。基于对语言教育政策的这种理解，本书试图将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分析与研究建构在比较充分的理论性与批判性的解释框架上。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变研究和不同类型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探讨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动态关系；同时，为了使研究基本思路在内容上更加具体化，选取单语制与双语制这一对语言政体作为辅线来研究语言教育政策。因此，在这样的基本思路指导下，探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存在的特征，探讨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动态关系。

一 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理解语言教育政策的基本思路

东南亚国家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数量多、种类杂，这种复杂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复杂性。在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中，无论是研究语言教育政策过程（包含政策制定、执行和结果），还是研究政策形式（包含单语制与双语制这两种语言政体），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时，将二者间的关系细化为语言、国家与国家建构三者间的关系，而将三者联结起来实际上是新近出现的研究趋向。在三者中，语言是最基本的，自有人类开始或许更早一些时期，语言就已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人一旦出生就具有语言能力，语言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前提。对人类而言，国家与国家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不像语言那样，它们不是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的，但却是现代社会的有机构成。国家并非一直就在那里，相反，在东南亚，国家概念还很新，东南亚现代意义的国家是其摆脱殖民统治强烈愿望与行动的产物。在过去60多年，许多东南亚国家一直在努力探究国家究竟是什么？尤其是，什么是民族国家？如何建构与发展民族国家？

人们似乎认为国家建构与发展是很自然的事，事实并非如此。当今社会，当我们运用“发展”一词时，它是指一个强大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能够领导人民通过经济迅速发展使国家繁荣富强。在全球化时代，包括它赶上正在快速扩张的世界发展步伐，沿着人类社会过去所未知的经济发展方式向前发展。而全球化进程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掌控，它发展势头强劲并普遍存在。无论喜欢与否，人们都必须面对。每个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整个世界在不断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未能及时应对并发展自身，它就注定会成为落后国家，因此，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都背负着过去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来自国家自身建构与发展问题。

事实上，在努力建构不断发展的民族国家进程中，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威胁也日益增多，其中重要的威胁之一是存在与现在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们语言权力有关的问题。我们发现在东南亚国家不仅有许多语言团体和民族群体，而且也有许多亚语言（sub-languages）和亚国家团体（sub-national groups），它们都想要得到国家认可。实际上，它们所需要的是政府对其民族或群体语言的认同，以建立各自的族群认同。如果政策制定与执行得当，这种族群认同有助于形成国家认同；但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将民族语言问题转化为民族矛盾，破坏国家认同的形成，导致国家稳定出现问题，这也是东南亚国家目前在语言教育政策上面临的两难问题。只有当族群认同统一于国家认同时，语言教育政策才有望取得成功。除了应对这些问题，政治领袖还必须面对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困难。

现在再回到“语言”这个关键词上。它存在于民族国家之后，也存在于国家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语言给新成立的东南亚国家带来挑战，看到建国的压力怎样通过一定语言教育政策，比如同化政策，强化某种语言，同时削弱其他语言，在某种情形下，甚至破坏或毁灭一些语言。因此，维持人类联系需要的一种自然产品（即语言）被国家建设的压力扭曲，以致有些语言必须做出牺牲。或者说，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种主导语言被确立为国语，成为强势语言，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别的地方语言则逐渐没落，有些比较小的方言成为濒危语言，甚至灭绝。这并非质疑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们这样做一定有最合理的理由：促进国家建构，使国家繁荣富强，使人们在强烈的认同意识下团结一致，使国家强大足以抵御敌人。这些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对于那些决心驾驭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他们没有办法回避。而对于某些语言的破坏则是一些国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当然，这并非仅指那些从别的地方传播到东南亚的语言——来自中国、印度，甚至中东的语言。尽管说这些语言的人已经世代居住在东南亚，认同现居的新国家，但他们的语言仍被看作这些地区的外语，因为它们源自别的地方。事实上，像汉语、泰米尔语、阿拉伯语和别的语言并没有对东南亚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构成威胁，它们只是传承相关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符号。

更重要的是，东南亚起示范作用的语言正面临伴随建国过程中出现的压力和矛盾冲突的考验。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人口统计最近的研究中，有人提出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国语对印度尼西亚建国过程至关重要。事实上，大量的印度尼西亚人并非天生就讲印度尼西亚语。最明显的是，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爪哇人讲另一种母语，且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讲以印度尼西亚语为基础的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是他们与非爪哇本地人进行交流时使用的通用语。当然，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反映一个国家内不间断的矛盾冲突，这里有国语，也有被更大集团所使用的别的语言，他们想保持和捍卫他们母语的使用。用国家权力将特别的语言列为次要语言所造成的紧张情绪对国家建构过程最终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

在国家建构进程中，可以预料许多语言和文化会处在压力之下，有些会消失，有些会削弱，难以为继。在东南亚所有国家，国家有限的资源与设施被用于发展亚国家语言、地区语言、种族语言、社区语言和外语。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但也会造成破坏，这是现实，政策的这种状况也会保持一段时间。

在后殖民时期东南亚，建国过程继续广泛地受到国家传统概念影响。在这一方面，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争论的关键点。在建国初期，即使各国居民说各种各样的语言，但建立单语制国家是东南亚地区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东南亚建立单语制国家的尝试中，由于认识到作为公民的少数民族族群具有文化权力，他们的语言权力而变得复杂起来。然而，对语言权力的认识，在国家间变化不一，有些国家没有别的国家那么宽容。东南亚多数国家在对待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上采取同化政策，近些年来，由于当今时代少数民族群体对自身语言文化权力意识不断提高，一些国家开始对民族语言的教育政策有所放开，尝试允许在低年级教学中使用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作为教学用语或教学辅助语，但这项政策的实施结果尚存争议，下一阶段的政策走向尚不明朗。

除了语言教育政策的文化功能，全球化提高了语言教育与国家建构间联接意识的提升，尤其是获取科学知识和为经济发展之目的。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新加坡领导人在独立后采用英语为教学语言。相类似地，在2002年的一次运动中，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再次将英语作为数学与科学课程的教学语言引入教学系统。总体来说，这种联接迫使东南亚国家重新思考它们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一些国家开始加大对作为国际交往通用语英语的重视。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老挝、柬埔寨，政策规定从三年级起开始开设英语课程，缅甸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

从国家建构与发展角度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和相关问题具有比较明显的相关性。例如，国语如何被选择和推行？谁制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那些非国语，包括地方语言或地区语言和外语的地位如何？国语教育政策怎样影响国家融合和社会凝聚力，国家和民族身份如何形成？借助对语言与国家建构之间联接认识的不断提高，它会怎样影响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问题及前景是什么？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即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存在一定关联性，这将构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一是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研究不同类型语言教育政策的特征，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官方语言和外语的教育政策；二是分析语言教育政策如何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族群认同如何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三是分析语言教育政策通过政策制定、实施和结果这三个环节如何将语言及语言教育转化为国家建构的有形力量，也即语言教育政策通过何种途径服务国家建设与发展。总之，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这一基本思路将统领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全局，是本书的研究主线。

二 单语制与双语制：语言教育政策的基本形式

从文献研究中，我们发现已有的很多研究文献侧重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描述或一般性介绍，对语言教育政策研究问题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通过整理研究内容，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一地区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选择集中体现在语言意识形态上，特别是单一语言制与双（多）语制。

东南亚国家覆盖近千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海域，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东帝汶11个国家。它们在语言上存在广泛的多样性，在其近5.5亿居住者中，我们发现人们讲成百上千种母语（比如苗语、爪哇语），多种国语（如中部高棉语、泰语、越南语）和几种在更大范围交流的区域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多种方言和马来语）。

尽管在东南亚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存在多样性，在考察它们的语言教育政策时，常常出现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通过国语或地方语言教育政策形成一种国家身份认同，即政府在教育中通过语言教育政策试图在国家层面上铸就后殖民或当代身份：将一种或几种地方语稳固地规定在学校教育中，并与别的政策计划相结合，试图在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内形成社会和谐。当一个国家将一种主体民族语言确定为官方语，并通过学校教育加以推广和实施，同时对别的少数族群的语言禁止使用或不允许出现在学校教育体制中的时候，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实行的是语言同化政策，在语言意识形态上体现为单语制。反之，当一个国家在推广官方语的同时，允许别的较大的少数族群的语言在学校里作为低年级的教学语言或直接作为教学科目出现时，可以将它实施的语言政策看作是双（多）语制。

另一个主题是如何谋求外语教育获得更大发展。东南亚所有11个国家在教育中，除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以英语为官方语之外，其他国家都为英语留有一席之地，通常作为主要外语。重视英语传播与英语教育是这一区域国家语言生态状况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中，它实施的语言政策所体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显然是多语制。这一政策要求所有公民必须具有“会知英语的”双语能力（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实际上，在官方语的语言秩序上已经将英语放在四种语言中的第一位，英语是公务语言。菲律宾，由于在美国殖民统治期间，受到美国强势推行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的影响，使英语在菲律宾语言地位规划上成为超出本土语言他加禄语的一种重要的官方语言。因此，菲律宾实际上实施的是双语制。对于一些不讲他加禄语的其他民族居民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是多语制语言教育。另外，马来西亚受到英国殖民长期统治，也有重视英语的传统，国家独立后，给英语规定10年延续期，与此同时培植国语教育能力，在此期间所采取的语言教育形式是较典型的双语制。文莱现在实施双语制教育体系。

实施同化与多元化语言政策都基于对多元文化理论的认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推进实现语言权利时，有三种不同理念的政策类型，即同化、分化和多元化。同化主义模型与单一语言制相对应，其目的是使社会语言均质化。而以同化为政策取向的国家战略根本不鼓励维系少数族群的语言，例如老挝的政策规定，公立学校必须一律使用标准官方语老挝语进行教学。分化（或排斥）主义模型的语言政策虽然同样归属单语制理念，但它完全地排斥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

受文化多元主义影响的语言教育政策有两个分支：一是地区性的分支模型，它接受利赫法特关于协商民主体制的想法，力求按照行政区划、联邦体制和多层结构三方面做出安排，从体制上排除歧视，促进语言少数人群的认同。二是社会——文化分支模型，它切实地保护和促进语言少数群体的认同，并且允许他们创建使用自己语言的学校和媒体之类的平行机构，使他们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享有与主体民族同等的地位。为了给公共领域提供共同的交际工具，它倡导在教育实践和媒体活动中实行双语或多语制。

关于早期双语制（early bilingualism）的研究证据支撑着一种比较明确，而且现在仍可以经常听到的这种共识：语言半知半解（semi-lingualism）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孩子造成某种“畸形”的损害。重新进行的后期研究表明，高水平的早期双语制促进认知功能的改善，且二者间存在着持续的相关关系。双语教育课程的目的是为大多数移民和原住民的儿童开设的，而且对于这些儿童而言，双语教育是保留第一语言，并学习第二语言或全国性语言的重要途径。

除了由于英语作为优势语言在上述几个国家存在，且形成双语制这一语言教育形式之外，单一语言制作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其他几个国家存在比较明显。按照斯波斯基和库珀（Spolsky and Cooper）的解释，与单语制对应的语言态度是指，“一种语言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其他语言都被边缘化”。他们认为冰岛和法国属于比较典型的单语制国家。

从宪法规定来看，许多国家都是单语制国家。那些在宪法中声称单语制，并且对本国的其他语言及其权利只字未提的东南亚国家包括：柬埔寨（高棉语）、老挝（老挝语）。由此可见，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或语言生活实际上有时并非一致。老挝实行的老挝语单一语言制政体，在全国推广老挝语，企图通过同化政策使老挝语言实现统一化。它不提供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字，不在语体规划上编制民族文字，少数民族语言只有口语形式，没有文字。但在21世纪以来，老挝单一语言制政体有所松动，在民族地区允许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小学二年级以下年级的教学辅助语言，但只有口语形式，没有正字法。

单一语言制的理想从来都是与民族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单一语言制构成一个国家文化均质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国家采取这种政策一般而论是为了调适工业化与政府组织机构的需要。由于母语、族群交际语和国际通用语在一国之内交错并存，如果强制实施单语制政策，则很有可能会引发不同语言群体间的冲突。因此，推行单一语言制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前期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在语言意识形态上集中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单语制与双语制这两种语言政体。一些国家双语制特征比较明显，另一些国家单语制特征相对明显。双语制语言政体一般不会转向单语制，而实施单语制语言政体的国家，随着国际组织支持少数族群的语言权以及少数民族对自身语言权意识觉悟的提高，驱使政府开始关注民族语言权利的保护，允许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或开设民族语言与文化课程，有利于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持和传承，也有利于多种语言共生的和谐语言生态的建立和发展。因此，以单语制与双语制作为研究语言教育政策一条辅助线路将更加有利于把握语言教育政策实质，有助于深刻理解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这一研究主线。

三 论文的总体框架

本论文写作总体框架建构在两大板块上，一个以语言教育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语言教育政策历时维度、语言类型维度、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本论文写作以这一板块内容为主线，以论文章节内容形式出现，是论文写作的明线。另一个板块是论文写作的暗线，它没有直接以章节形式出现，但其内容包含在章节内容中。这一板块包括语言教育政策过程与形式，政策分析三维度，其中语言教育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执行和结果三个环节，语言教育政策形式主要包括单语制和双语制两种形式，政策分析三维度包括要素、过程和价值维度。通过多维度的分析，探求语言教育政策如何促进国家建构与发展。具体研究思路阐述如下。

（一）研究思路

如上所述，本论文写作总体框架按照两大板块设计，第一大板块主要沿着以下三条基本思路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进行研究。

第一条思路从影响语言教育政策的因素研究语言教育政策。影响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结果的因素很多，本论文简要地分析几个主要因素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比如社会语言情境、政治环境、语言意识形态以及教育制度。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和理解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

第二条思路从两个维度研究语言教育政策。一是语言教育政策历时演进视角的研究。论文以东南亚各国历史上的语言教育及语言教育政策为主线来分析该区域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东南亚国家临近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古代宗教受这两个大国影响比较明显，但仍不能排除它作为一个地区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近代的殖民史，既是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发展的起点，也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各国在独立后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逻辑前提。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制定语言发展战略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官方语言的确立、外语发展战略和民族语言问题）无一不与殖民统治历史有关：不同殖民地国家对待宗主国及自身语言的态度不一，导致英属殖民地国家有英语传统，部分成为双语制国家，或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国家；而荷兰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达四个多世纪，荷兰语却没有在这个国家得以生存发展；菲律宾深受美国推动的英语政策影响，致使本国语言发展缓慢，官方语名不符实，致使国家认同与国家建构进程缓慢；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制定以英语立国的政策目标，为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树立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它通过实施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政策促进国家建构，使国家走向发达，这些事实需要从社会发展史进行分析理解。因此，不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不将它们放在世界体系中加以研究，就很难真正把握战后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很难理解其在独立建国时期及经济全球化时期所采取的语言教育政策。

二是从语言类型维度分析语言教育政策。语言类型划分有多种维度，其中主要的是从语言地位进行的划分，从语言地位规划可以将语言划分为官方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三种。关于官方语的确定，这些国家独立后纷纷选择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受到英语的强势影响，前英属殖民国家实施双语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本土官方语的发展。关于外语政策的制定，它既体现了殖民历史的影响，也体现语言工具主义的驱动势力之强大：印度支那国家在法国全力以赴保留法语地位时，还是禁不住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最终也从法语传统优势转向重视英语传播与英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由于很多国家语言多样化十分明显，民族语言状况复杂，但民族语言在语言权力的维护下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语言转用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民族语言教育与保护问题仍未取得明显进展。

第三条思路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语言教育如何促进国家建构和发展。论文首先将11个国家划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以单一族裔为主导的国家，另一类是多族裔国家，简要分析不同类型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其次要分析语言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是讨论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发展的关系，提出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语言教育政策体系，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

第二大板块从语言教育政策过程和形式分析语言教育政策，共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从语言教育政策过程的角度进行研究。公共政策分析将政策过程分为五个方面，即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和政策监督五个方面。本论文研究主要以政策分析三维度为分析架构，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结果”这三个政策过程研究主要环节进行，运用三维度分析每个环节背后的主体、行动和影响要素。

第二条思路从语言教育政策形式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主要从单语制和双语制两种形式进行分析，单语制与双语制是贯穿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始终的一条线索，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采用什么语言作为官方语或教学语言，都离不开这两种语言形式，单语制与双语制往往体现一国的语言意识形态。因此，分析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实质上是抓住了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本质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两大板块几条不同的思路共同构成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参见图2-3），该分析框架不是一个线性分析图，而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的立体化分析框架。它较全面地反映了语言教育政策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二）研究总体线路（参见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