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三级授权经营制”仅仅是体制转型期的过渡形式，而非目标模式

苏东斌[10]

目前在全国推行的，由深圳发明创造的对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制”虽然在名义上既确立了“出资人制度”，又解决了“经营者选择问题”，但是，我认为，它仅仅是体制转型时期国有资产的管理过渡形式，而并非目标模式。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无论是“多头管理”还是“三级专司”，也无论是“授权”还是“不授权”都根本解决不了现代企业制度中所应当具备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两大问题。

具体有四条。

第一，“投资主体”并不是“真正所有者”，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委托主体。一个“监督机制”完全可能变成“合谋机制”，所以它不是现代企业中的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授权经营”，它并不应该是“两权分离”而是“所有权全面让渡”。

第三，“政企不分，统负盈亏”正是国企的特征。让所有者不管自己的企业，本身等于侵权；同时，国家作为所有者，只能得到“剩余”，更重要的是，这种“剩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加上所有者无财产能力却有支配能力，只能最终国负盈亏了。

第四，由于股本的不可赎性，国有股份企业经营者具有巨大的拿社会财产、拿别人财产的内在动力，这就违反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原理。

这四条充分说明，“三级授权经营制”中“经营公司”一级就是“老板加婆婆”的“二政府”。

为此，我们只能深化改革，不能陶醉于以往的成就。

鉴于国企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所以我在这里正式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开放经理市场。政府不能再让一个人兼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了，政府也不应再管到一般董事与副总经理的头上。一句话，没有了监督职能，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治理结构就形同虚设了。

第二，开放资本市场。国有独资公司越少越好，它绝不是股份制的高级形式，可规定国家股为优先股，自然人也不可增额股份。

（上述主张的全文在《深圳特区报》（1998年7月23日）上登出后，提交给一个国际讨论会讨论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文集。最近又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全文发表。如有兴趣，可查阅）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