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富的增长问题就是生产问题——萨伊定律

在一切社会中，生产越众多，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利润就越大。

——萨伊

在萨伊的学说中，他本人最为得意的是他的销售论，即后来所说的萨伊定律。他不无得意地说：“热、杠杆和斜面理论把整个自然界交给人类支配。交换和销售理论也同样把世界的政治全部改变过来。”就当时的反响看，萨伊完全有理由自夸。因为连当时公认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此也大加赞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统一战线”。但同时也引起了彼岸那位因人口论而名噪一时的马尔萨斯的不平，他与此岸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内外夹攻萨伊定律。足可想见当时为此而引起的经济界的热闹场面。时隔将近200年，沉寂下去的萨伊定律又重新被炒热起来。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刺激消费的药方，吃久了，失去了效力，人们便又想起了萨伊的偏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供给经济学，又重新打起了萨伊定律的旗号。一个经济学的所谓定律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影响，看来也不是浪得虚名了。

“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产品不好卖，当然是需求问题，刺激需求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什么情况会助长产品的需求”。萨伊就此追问下去。多发行货币，使人们有钱购买？还是采取保护政策，保护市场，维护价格？

常识告诉人们，商品是由货币购买的。如果有人愿意买，产品便有需求或有销路，人们就会不断地增加生产，因而产品就永远不会缺乏。所以，当市场疲软，利润不丰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刺激销售，活跃消费，抬高价格。因此，对于经济来说，困难不在生产方面，而在销售方面。在萨伊时代，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萨伊不这么看，认为这种“见解是极其模糊的”。萨伊发现，其实，商品是由商品来购买的，供给或生产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为什么要去刺激消费或实行贸易保护呢？他说：

“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掌握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人赏鉴、有人出价购买这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出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购买商品要有钱，但是为什么会有钱呢？那只是因为别人买了你的产品，所以你才有钱，转而又去买另外的人的产品。这个有钱的人的需求由谁创造？正是他自己的生产，所以，“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他还强调说：“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就是这样得出他的“离奇”结论的。

既然如此，产品不好卖的原因，就不能说是人们手中没有钱。钱在买卖中就像“公共车辆一次又一次地接连运载客货那样”，充当流通的工具，“你如果发觉货物不易脱售，难道你会说这是因为缺乏运送它的工具吗？”他批评说：“把销路疲滞归因于缺乏货币，是错误地把手段看做原因。”

而且，在萨伊看来，根本就不会出现货币缺乏的事情，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为了交换方便而由商人“找”出来的，如果少了，使商品不能“流转”，人们又会找出新的东西作为货币。他说：

“销路呆滞决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我们不怕得不到充分数量的货币以处理这些价值（在萨伊的心中，价值即效用，即商品）的流转和互换。如果交易扩大，需要更多货币以便利它的进行，这需要不难得到满足。这需要并且是社会繁荣的明显象征，它证明已经创造有大量价值，要跟别的价值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完全晓得如何寻找别的东西来代替作为交易媒介的产品即货币。货币不久便自涌而至，因为无论什么产品，什么地方最需要它，它自然就涌到什么地方。”

那么，产品不好卖的原因，或者说需求不旺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原因不是产品生产多了，而是产品生产少了。萨伊指出：“某一种货物之所以过剩，是由于它供给超过需求。他的供给之所以超过需求，则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因为别的产品生产过少。”就是说，如果别的产品生产得一样多，商品由商品购买，它们相互交换，就不可能存在产品不好卖的事情。一种产品生产多了，只是因为另一种产品生产少了，从总体上说，商品过多的事情，其实是不会存在的，存在的应该是商品生产少了。所以解决销售“疲滞”的办法，应该是增加生产，增加那些“生产少了”的产品的生产。不过，这件事情不需要国家或政府去帮忙，经济生活自己会解决；国家或政府若要参与其事，反而会把事情办坏：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货物亏本的同时，必有别的货物赚到过度的利润。由于过度利润一定会刺激有关货物的生产，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手段，除非发生某些特殊事件，如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等，或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这些政治毛病一经消除，生产手段自然会感受上述刺激流向空虚方面去。这些空虚一经填补，其他方面的活动就恢复正常。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

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或者说他的销售论，可以归纳为这样的简略公式：一个人之所以卖出商品是为了买回商品。换一句更符合萨伊观点的话说，市场上实质上是产品和产品相交换。这个公式还可表述为：每个卖主都是买主，而每个买主又都是卖主，由此形成“卖主和买主的形而上学的均衡”。萨伊认为这是他的发现，是个“重要真理”。

萨伊的一般性结论很清楚，这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从本质上说，问题不是销售，而是生产。其政策含义亦十分明显，这就是通过增加生产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识，甚至也与经济学家们治理过剩问题的原理相冲突，连萨伊本人也自认“离奇”。

“一荣俱荣”

由于商品是由商品来购买的，所以，只有多生产出产品，才能多购买产品，从而促成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萨伊由此得出四个结论：别人生产得多，自己的产品就好销；其他地区的繁荣，有利于本地区的兴盛；自由贸易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邻国的昌盛，会促进本国的进步。

第一个结论：“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后来萨伊又把这一结论发展成为普遍的生产过剩不可能论，即普遍的危机不可能论。如果有人指出危机毕竟是发生过的事实（在萨伊那个时代发生过两次危机，一次是在1815年，一次是在1825年），萨伊就会辩解说“某些产品的过多，是由于另一些产品的不足”。因此，没有生产过剩，而有生产不足。

第二个结论：“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这可以普遍存在的事实为依据。从事一门生意或一门职业，周围的人越发达，得到的报酬就越丰厚，找工作也越容易。如“在人口众多的富足城市开铺子的商人，一定比店铺开在居民懒惰贫苦地方的商人能做更大的生意”。若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城市居民从乡村居民得到利益的真正来源，同时也是后者从前者得到利益的真正来源：他们两者自己所生产的东西越多，就有能力向对方购买越多的东西。位在富足乡村的中心城市，总不怕没有主顾和缺少有钱的主顾。另一方面，乡村靠近富足城市，也会增加乡村产品的价值”。

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一荣俱荣的关系。萨伊说：“一个国家和它邻国的关系，与一国的一省或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相似。邻国的繁荣决不是与它痛痒不相关，而一定会使它从中得到好处。”萨伊赞扬美国改造印第安人，使之成为勤劳生产者的做法是明智之举；而批评欧洲所奉行的“排他或忌人主义。”这实际上隐含这样的意思：发达的国家帮助落后的国家繁荣起来，实际上有利于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的进步有赖所有国家的进步。

第三个结论：“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绝不至损害国内本国产业和生产。……对外贸易同样地给本国产业的产品开辟了销路。”为什么呢？因为要购买外国产品，必须以本国产品“付价”，“而以本国产品付价，就显然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给本国产品开辟了销路”。如果是以金钱付价，也是如此，因为“现金一定是用国内产业的产品买来的”。这个论点显然只是第二个论点的另一种说法，其用意在于强调反对一般的保护关税政策，特别是反对当时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

第四个结论：“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在他看来，“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提供消费的手段”。激励生产为什么是贤明的政策？因为“创造一种新产品等于开辟其他产品的销路”。鼓励消费为什么无益于商业？因为消费就是“破坏”掉价值，或者说“破坏”掉财富，而“破坏一种产品等于闭塞其他产品的销路”。所以，国家要关心的是生产。“生产没有进展，或生产赶不上消费；那么，需求就逐渐减少，产品价格降落到生产费用之下，生产努力得不到适当报酬，利润和工资下降，使用资本越来越无利可图并越来越危险”。

萨伊提出这个论点当然有他的用意，那就是反对马尔萨斯那样一些为奢侈、为贵族阶级消费辩护的人。马尔萨斯当时竭力提倡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奢侈和贵族的消费，生产的产品就可能卖不出去，消费不足是生产过剩的原因，因此，刺激消费（当然是贵族们的消费）是促进经济的重要手段。而萨伊则说，生产本身能为自己创造市场，它不需要所谓“第三者”。不错，萨伊也为地租辩护，说地租是土地提供的服务的报酬（但有时又说是土地占有者经营的结果），然而，他却是反马尔萨斯的。马克思认为，这说明萨伊的性格是两重的：作为资产者，他一定要维护各种私有财产，包括土地在内；而作为工业资产者，他当然鄙视土地贵族不生产而消费的特权，并极力想限制这种特权。

这个结论还反对国家的过度开支，特别是维持官僚机关的开支。有些经济学家为这项开支辩护，把官僚的消费也视为销售市场。而萨伊这位“奥沙的纱厂主”却要求廉价的国家机关。

萨伊定律的缺点和它的价值

多年来，我们对萨伊定律以批评居多，因为，它从根本上否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而后来事实证明，在萨伊所说的那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确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那样一种经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视而不见，就只能解释为或者是理论上的贫乏，或者是带有偏向性地为资产阶级辩护。马克思评论说：“庸俗经济学越是在事实上把平凡的观念译为学究式语言，它就越自以为是单纯的、自然的和对人人有益的，是和各种理论诡计背道而驰的。……何况极有利于辩护。”这大概就是指萨伊的理论深度不够，不过是对现实观念的学究式表述，并为有效地辩护披上了迷人的外衣。

萨伊定律错误到底出在哪里？马克思指出有两点，“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产品直接交换的区别，从而把两者混为一谈。第二，企图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之间一切关系都归结为由商品流通产生出来的简单关系。”

以产品交换产品确实存在过，但这只是早期商品经济的事实。一旦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商品经济就日益复杂化。由金银货币到银行券和信用纸币，从纸币到数量日益巨大的各种金融有价证券，从金融证券到门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货币市场已成为当今交易数额巨大的市场，而且，货币金融产品交易与商品交易关系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投机性的金融买卖数目巨大。卖不一定是为了买，而且，即使为了买，其时间间隔关系之复杂，越来越有与商品交易相脱离之势。另一方面，由于它暗中或多或少地与无以数计的商品交易相联系，货币及其金融市场和机构已成为控制国民经济的中心或神经中枢。所以，货币在当今世界无论怎么说，都是不能抽象掉的。马克思在分析货币产生时，明确指出，货币的出现，使物物交换过程分离为商品—货币、货币—商品两个阶段，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后来由于这种买与卖相脱离的现象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现象，以及脱离程度日益加深，可能的危机便转化为现实的危机。

再者，在流通领域，好像大家都是平等的买者或卖者，各人为自己的需要买进卖出，一片祥和。马克思认为，其实不然，是作为所有者的老板在支配着一切，他们的买进，是为了生产更大的价值以卖出，而对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则采取尽量少付报酬的做法。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劳动的支配，引起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但是，萨伊定律是否就没有价值了呢？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采取极端态度。通观萨伊的著作和他的为人，他仍不失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确实是想客观地理清经济中的各种关系（即使一个客观的冷静观察者，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他在生活中形成的偏爱，像萨伊偏爱工厂主）。萨伊的“还原法”，虽使人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实质性关系，但也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从事经济活动的最初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最初之所以从事经济活动，不管动机如何复杂，但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管他的需要是什么样的需要。现实的复杂性，掩盖了社会生活的最初目的，以至于我们在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时不能辩证地思考。而萨伊定律则给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是“离奇”的思路。

诚然，萨伊定律没看到商品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所隐藏的惊涛骇浪和急流暗礁，这是它的不足。但是，他以乐观的态度看到了商品经济关系日益广阔和复杂化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和利益。这又是它的价值所在。在这里，萨伊根据的不是逻辑的论证，而是事实和实际。新产业的开发和旧产业的扩张，都会带来所有产业的新的繁荣。落后地区的进步，邻国的发展，会给发达地区和发达的本国以进一步的推动。萨伊以后的各国经济发展，实际上证明了他说得很对。商品经济越发达，它就越可能更发达。那位股票交易所出身的大经济学家李嘉图，对萨伊大加赞赏，正说明他的实践灵感与萨伊正好相通。

我们还要看到，萨伊定律是反国家干预、提倡经济自由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密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或相近的。在《国富论》中，斯密要说，但说得还不够的话，在萨伊定律里明确地表述出来了。而且，他比斯密更厌恶“破坏价值”的贵族，呼吁廉洁的政府，要求人们增加生产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不要奢侈浪费，这些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具有价值的。

验证：以萨伊定律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问题可归类为三个问题：一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二是短缺问题，即生产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问题；三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即一些产品生产多了，另一些产品生产少了的问题，或“长线”、“短线”问题。

以萨伊定律解决这三个问题，看起来的确是一个“离奇”的方案，但却是可以一试的方案。

以萨伊定律设计的方案，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以毒攻毒”。本来是生产多了才有过剩，却以更多的生产来解决问题，所以它是“以毒攻毒”。在中国的传统医学里，“以毒攻毒”历来是治病的一个方法，而且很有效果。经济问题为什么不能“以毒攻毒”呢？从一个国家情况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能帮助解决其他地区的经济过剩问题。比如，中国内地和西部经济发展，肯定能帮助解决东部地区目前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肯定能帮助解决城市工业产品过剩问题。再比如，中国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把长期陷入经济过剩泥潭的日本经济、韩国经济拉了出来，即使对中国非常不友好的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说，日本希望中国经济繁荣，因为他极大地拉动了日本的出口。眼下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调2～3个百分点，就非常紧张，认为会加剧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一个地区生产过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另一些地区生产更多来解决；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生产过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另一个国家或另几个国家生产更多来解决。

至于“短缺”问题，则完全可以通过实行萨伊定律方案来解决，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产不足的问题，对于生产不足问题，只有通过更多的生产来解决。

第三类问题，或比例失调问题，可有两种办法解决。一种是“截长补短”，即减少生产过剩部门的投资，减少这些部门的产品过剩；同时，对生产不足的所谓“短线产品”生产增加投资，增加供应，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我们以前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办法。不过，这种办法是一种比较“中庸”的办法。它不是使整个国民经济向“长线产品”看齐，以达到较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均衡，也不是向“短线产品”靠近，使国民经济退回到以“短线产品”为准的较小规模均衡。以萨伊定律解决问题，是采取第一种办法：不减少“长线产品”生产，只增加“短线产品”生产，使国民经济达到以“长线产品”实现均衡的较高水平。

所以，萨伊定律解决经济问题也是一种思路。不过，当中有许多政治、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以哪个地区或哪个国家的率先发展，来消化吸收已经出现的一些地区的经济过剩问题？又比如说，哪些是“短线产品”，它们需要加长多少？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