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浪漫主义经济学说

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止境地生产的人不注意认识这种收入，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结果却把国家推向死亡。

——西斯蒙第

一方水土，一种学说

在瑞士的法国部分，风景如画的日内瓦湖畔一个很有势力的新教牧师家庭，诞生了一个以浪漫主义经济学说而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他名叫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全名为让·沙尔·列奥纳尔·西斯蒙第，生于1773年，卒于1842年）在加尔文新教中学接受中等教育，毕业后进了大学。因父亲破产，他辍学去里昂一家银行任职。法国大革命迫使他逃回故乡，但革命也逐渐蔓延到了这块“净土”，日内瓦的贵族都受到打击，他一家也不例外，父子两人甚至被投入监狱。出狱后，西斯蒙第迁居英国，后又辗转到意大利买了田庄。他在那里从事了整整五年的农业，同时也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和法国历史的重要书籍，后来对经济学发生兴趣。1800年他回归故里，此时的瑞士革命早已为“秩序”和拿破仑制度所代替，西斯蒙第由田园主人变为商会秘书。1803年他出版了《论商业财富》，181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简称《新原理》）问世，他因此而名震一时，载入史册。

西斯蒙第的思想明显带有浪漫情调，他欣赏瑞士那样的自然田园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以，他能站在与他同时代的萨伊、李嘉图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在一些主要观点上，与站在贵族观点看新兴经济制度的马尔萨斯不谋而合。不过，一般而论，《新原理》信奉的是斯密的学说，其中某些部分，迄今仍有意义。他说，工商业者不能够正确判断他们的产品有多少会被市场所吸收，这是近代关于“蜘蛛网”学说基础的一个焦点。他把商业循环看做影响整个经济的薄弱环节并非不合理。西斯蒙第所遇到的主要麻烦在于穷富之间财富的悬殊，富人奢侈花费的支出不足以补偿穷人购买力的低下。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经济学者实际上都产生了影响。

消费是财富的促进剂

西斯蒙第的学说似乎完全是在与他的半个同胞萨伊唱“对台戏”。萨伊说，产品是由产品来购买的，所以，困难不在消费而在生产，言下之意，就是社会的收入最好尽量放在企业主手上，以使他们能发展生产。西斯蒙第则大声说，不对！产品是由收入购买的，困难不在生产，而在于生产出来的东西由于劳动者收入少而无法购买。所以，问题在消费。他是这样提出自己的论点的：

“人一生下来，就给世界带来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愿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劳动技能或本领。这种技能是他的财富的源泉；他的愿望和需要赋予他一种职业。”

“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而才对人类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费来满足。”

“人类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供应自己的需要，任何东西，只有它的产品必须能供人类或快或慢地消费才有价值。”

这样，西斯蒙第首先提出了一种公设，作为他整个学说的基础。这就是消费先于生产。西斯蒙第眼中的人首先是消费者，他们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这样的人，显然是小田园主人和个体手工业者，而不是斯密所说的那种寻找最有利投资的资本所有者“经济人”。

由此，西斯蒙第得出了几个对他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第一，在“正常的”社会中，生产不能是无限度的，因为没有无限度生产的动力。他说，假如一个工人紧张劳动一个工作日，像现在这样劳动12～14个小时，可获得各种奢侈品，那么，这个工人（或者说每个工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少要一些奢侈品而多要一些休息，少要一些“玩意儿”而多要一些自由。这个正常的社会，显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小生产社会。

第二，只有在阶级社会，才会有无限度的生产，而这种无限度的生产又是不平等不断加深的原因。在这种社会内，生产决定于那些不劳动的人的需要，他们不费丝毫劳力而占有物质资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癖好。这样的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又不需要劳动，所以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动力。而劳动生产力无限增加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侈而已。

第三，在资本主义这种为广大的市场而生产的阶级社会里，无限度的生产会造成莫大的困难，因为这种生产是靠缩减消费来进行的，它会导致供给超过需求。

所以，西斯蒙第得出的一般性看法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

分配——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基石

在西斯蒙第看来，分配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基石。但并非任何一种分配制度下，经济都能发展，都能有计划地、不间断地、无动荡地增长。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情形给予他以幸福，这是分配问题的伦理实质所在。

他先分析了孤岛上鲁滨孙的生产和分配，鲁滨孙享受和消费他所生产的一切。后来交换发生了，人们的享受或消费多少，则由他们能分配到的收入决定。于是他分析国民收入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

“劳动在社会中创造了三种永恒的财富源泉，而这三种财富源泉又产生了三种收入。财富的第一种源泉是土地，土地的自然力永远是用来生产的，只要人们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它便任凭劳动的支配。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是财富的第二种源泉。供应劳动能力的生活是财富的第三种源泉。”

地租、利润和工资都来源于劳动，所以，劳动者被掠夺了。“企业家的利润”“只是对所雇佣的工人的一种掠夺”，而地租则“是土地主人的收入，这项收入是从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中抽出来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纷争和祸患都是由于分配不公正、不合理产生的。

这样，如果听任经济自由，这种不公正、不合理会不断加剧，现在的经济制度就会更加不稳固，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加深。所以，他主张借助国家之手，也就是说想要以国家调节分配的办法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病：

“我们是从经验中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为了避免人们由于自己不能获利的财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这种保护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计算范围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国家所应追求的目标是要使人人都能得到温饱。”

西斯蒙第由原来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而变成这些口号的毫不妥协的反对者，自由竞争和自由追逐个人利益被他视为一切罪恶和祸害的根源。

要大致拉平收入

从产品是由收入购买的公式出发，西斯蒙第认为，要使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收入要大致拉平。因为贫富收入两极化会引起消费不足，因而出现经济过剩，最后导致财富增长下降。

首先，他赞同斯密关于产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的观点，认为，“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当然，如果一年的产品正好由一年的收入来购买，并不会产生过剩。但问题出在收入最后不是分配在那些需要消费的人手上。需要消费的人没有收入用来消费，而需要有限的富人却集中了大量收入，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西斯蒙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小生产的破产，使他们失去了发展生产的机会，和获得收入的可能。他说，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100个被一个大企业主所代替了。也许前者合起来还不如后者富，但是前者合起来比后者是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鼓励，要比他所代替的100户的温饱对工业的鼓励要小得多。如果社会有一个广泛的“温饱型”小商人、小工业家阶层，社会就会正常和稳定得多。日益受资本主义工厂制生产排挤出去而失去了收入来源的小生产者，是年收入不能足够购买年产品的原因，同时又是影响生产萎缩的原因。另一方面，工人创造了产品的所有价值，但得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工资，他们的状况在不断恶化，同样对消费，从而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西斯蒙第说：

“给穷人创造大量的必需品，并不是他们不能够消费，而是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交换这些东西的收入；当然他们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舒适一些，可是事与愿违；因为，让富人给予他们更多的工资和更多的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愿望，而他们本人除了劳动没有任何用以交换生活必需品的东西，或者即使有些许积蓄，买了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加贫困。因此，当有很多人挨饿的时候，小麦仍然卖不出去，而生产者由于不能收回自己的资本，不能再垫支生产费，以致劳动不得不停顿。”

诚然，富人有很多收入，一部分要用来垫支劳动工资，或扩大生产；一部分用来消费，并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但富人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量与穷人的需要差不多，他们主要是奢侈消费。富人收入的增加刺激的是奢侈消费品的生产，而且有限，比起大多数穷人因收入减少对生产的副作用要小得多。最后，富人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投资收不回来，影响对劳动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劳动者收入减少，消费减少。

那么，可不可以从国外市场寻找出路呢？西斯蒙第说，国外市场达到饱和的时代最后是会到来的，那时，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将是各工业国互相争夺的“一个不变量”，如果一个工业国供给较多的产品，另一个工业国就会遭受损失。

很明显，如果说产品是以收入来购买的，那么，生产超过收入，也就是说，生产超过消费，就必然会造成危机。西斯蒙第力图证明，自由竞争迫使企业主扩大生产，结果，生产超过收入和消费，从而造成危机。

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都是乐观的生产论者。斯密关心的是如何多增加资本积累，以多雇佣生产劳动者，使财富较快地增长。李嘉图也是如此，他只是有些忧郁，认为地租侵蚀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最终会窒息投资者的积极性。萨伊承认有生产过剩，但他的解释却是生产不足才有生产过剩，所以还是要靠增加生产来增加财富。西斯蒙第是第一人（应该还有马尔萨斯），看到了这样一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产生过剩危机将不可避免。他似乎是在严厉批评萨伊：

“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止境地生产的人不注意认识这种收入，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结果却把国家推向死亡。”

所以，问题的解决就在于增加消费，尤其是一般劳动者的消费。由于消费源于收入，因此，在分配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是一国经济稳定地持续增长的条件。随着财富的增加，如果收入较多地分配给富人，对生产是不利的，相反，一般劳动者得到较多的收入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不能认为西斯蒙第主张搞平均主义，但他确实主张财富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收入要增加更快一些，使收入的分配随财富的不断增加而大致趋向于拉平。

怎样使一般劳动者收入随财富的增长而成比例增长？看来，由国家出面规定产品价值中工人的工资收入与地租、利润收入的比例，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在这位“田园主人”的思想中，让那些有一块土地的小田园主人、小商人、小工业家广泛地发展起来，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生产，但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生产与收入，生产与消费相平衡。

到底谁错了

当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正在无情地摧毁看起来很美好的小生产者的美梦，使他们绝大多数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西斯蒙第却认为保留和发展小生产是医治社会两极分化的良方，确有与历史主流相抗衡的浪漫色彩，有“好古”的嫌疑，有为小生产者的破产“鸣冤”的伤感情调。但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温饱”有余的个体经济的存在，是不是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看到了生产的日益规模化、集中化的趋势，以为它会横扫一切小规模生产经营，将成为唯一或大致上唯一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但是错了！西斯蒙第后的近200年，类似于个体的小生产经营，即使在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顽强地存在了下来，而且以不可阻挡的态势不断增加。而像西斯蒙第的故乡瑞士，现在被人们称为人均最富的国家。如果我们的信息没有错，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概就是以广泛的小工业家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谆谆告诫他的美国同胞，要大力发展小企业、个体经济，以此来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企业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甚至比喻为必须被送进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日益改变人们的老观念。企业不是越大越好，生产不是越集中越好。生产力发展不断地会创造出自己的新形式：由发达的信息系统连接起来的分散化经营正日益显示出生命力。

验证与启示：公正利于财富增长

西斯蒙第学说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产品要被消费才会有价值，若生产出了一大堆财富，而生产它们的劳动者却不能享受它们，仅仅满足了一少部分人的穷奢极欲，那么，社会为什么要生产它们呢？这就提出了一个公正与财富需要权衡的问题。就是说，人类生产财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如果人们创造了财富，却不能消费它们，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甚至比原来痛苦和不愉快，既不公平，也不正义。由于产品要“消费才有价值”，因而，创造的财富要分配给需要消费它们的劳动者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一件事物的好与坏，公正还是不公正，要看它是给人类，或绝大多数人是否带来愉快。资本主义大生产无疑是一种以最快速度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但这种生产方式以大生产摧毁小生产，众多的小生产者破产，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财富是急剧增加了，占人类大多数的劳动者却没有足够收入来购买，结果，少数人可以穷奢极欲，多数人贫穷困苦。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导致的是多数人不愉快，说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的”事物，是一个“坏的”事物。

一个社会如果由于追求财富的增长而日益失去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将走向崩溃。伟大的马克思曾经很认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过程，世界上也曾经有十多亿人对此坚信不疑。当时的资本主义为追求财富而牺牲社会公正，使这个社会形成阶级对立，社会矛盾激化，陷入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如果这种为财富增长而牺牲公平正义的状况继续维持下去，不作任何改变，这样的制度必然走向灭亡完全是拭目以待的事。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西斯蒙第时代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说，开始为社会公正考虑。关注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建立起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起了股份公司制度，持有股票的人数越来越多；改善了劳动者的权益和劳动环境，缩短了劳动时间；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得到维护和政策的支持等。西方所有这些变化，虽然比较以前增加了不少公正，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财富增长。在西方实行所有以上改变的年代，西方财富增长保持了很高的速度。

我们可以从西斯蒙第学说里得到一个启示：公正利于财富增长！

我们应该让我们创造的财富充分地让人们消费，使财富的增长为人类增加幸福和愉快。财富越是被充分利用，为人们生产更多财富提供了动力、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