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都是财富的创造者吗

有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必定是实在的价值，因为人们非常珍视它，愿以贵重经久的产品交换它，但它却自己没有永久性，一生产出来，便立即归于毁灭……它叫做无形产品。

——萨伊

会有人说谁都是财富的创造者吗？有人！确实有人，而且是大大有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曾有“科学王子”之称的法国人、著名经济学家萨伊。

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是一个商人的儿子，由于父亲的营业破产，他没有受完普通教育，就不得不到一家商店去供职，还不到12岁就开始学习经商。但不久去了英国，在那里接受了完备的商业教育，了解了英国的经济和空前高涨的产业革命。大概也是在这期间，他可能获悉了斯密的学说。回国后，不久便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时萨伊正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经理的秘书。在大资产阶级执政期间，他曾是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并一度投笔从戎。不过，在雅各宾执政后，他离开军队，脱离了革命。1794年，萨伊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报》杂志的总编，直到1799年拿破仑当政初期。期间，该杂志刊载过很多经济论文，批评国民大会活动，他博得了当时第一执政的赏识，任命他为法官，并临时派他到财政委员会工作。由于他的反拿破仑倾向，他被解除公职。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潜心于学问，并于180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概论》。书中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拿破仑的施政相对立，拿破仑召见萨伊，暗示他的著作需要彻底修改，但遭到了萨伊的拒绝，也因此而不得不辞职。他转而重操旧业，与人合股开办了一个以最新式机器装备起来的纱厂。萨伊不仅是一个能干的经理，而且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机械师，甚至是一个建筑师。1813年，萨伊离开自己的工厂，回到巴黎，重新从事科研，很受当时复辟王朝的赏识。

萨伊与李嘉图是同时代人。所不同的是，在英国，平和的社会变革，使李嘉图能够沿着斯密学说的主线，完成了劳动价值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分配体系，把配第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推向巅峰。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创立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由于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中断，后人转而从英国人那里寻找思想灵感。萨伊这位法国人找到了斯密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建立起政治经济学体系。他把斯密学说中的另一条线索分离出来，在“一般性”前提下，建立了似乎可以适应任何社会的经济学，并以优美易懂的语言和结构展现出来。

《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出版大受世人欢迎，在他生前就重版五次，随即被译成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英文和其他文字。欧洲设有高等普通教育新重要学科的大学，一律用它为课本，并传至北美。正是在这本著作里，萨伊把生产财富的劳动扩展到几乎所有领域，竭力宣扬经济自由主义。

萨伊被人称为斯密学说在欧洲大陆的注释者和传播者。但他建立的是自己的学说，与斯密学说的主流相背离，开创了重经济学一般数量关系研究的先河，因此，马克思把他看做是庸俗经济学的鼻祖。萨伊的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遗忘，他的学说一直被人运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他的学说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流派，即供给学派。

财富就是“效用”

财富增长的源泉在哪里？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财富有正确的理解。

什么是财富？这个看来似乎根本用不着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却一直令思想家们纠缠不清。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就是财富。到配第，虽然他也认为金银货币财富是首位的财富，但其他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所有物品同样被认为是财富。重农主义者们认为金银只是为了交换的方便而被用作货币，在其他方面它当然不比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有用，在他们的心目中，货币是次等的财富。斯密的财富观虽然带有某些重农主义的痕迹，但总的说来，他已客观地把财富定义为直接或间接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到此为止，什么是财富的问题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

但是，似乎问题还只是刚刚开始。在社会全面走向商品经济时代后，财富取得了商品形式，而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前者是指商品的有用性，后者是指一种商品能交换到其他商品的能力。这样，财富到底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抑或是两者的统一？正是从这里开始展开了经济学的分歧。

在萨伊看来，首先，财富并不一定要为“有形物品”。财富可以是有形物品，也可以是“无形产品”，即各种“服务”。他举了许多例子，如商业的商品流通服务，医生为病人提供的诊断服务，艺术家的表演服务，甚至政府运行中提供的服务等等，他们提供的是无形产品，但都是财富。所以，萨伊认为，财富是物品和服务的总和。一个叫比德尔的美国人对此称赞萨伊道：“他对财富所下的定义，比任何以前研究同一问题的人所下的定义，更加精密，更加正确。”

财富为什么并不一定是物品，而同时可以是各种无形产品或服务呢？萨伊归结为财富的性质，就是说，财富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具有效用，这样，财富也就有了价值。有形的产品满足人的需要，因而有价值，无形的产品也能满足人的需要，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满足不同的需要，因而也有价值：

“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有的东西能维持人的生命，有的东西可制为衣服，有的东西可能给人抵御狂风烈日如房屋等，有的东西能满足人们的嗜好和虚荣。后两者也是一种需要……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用的东西，谁也不肯给予价值。现在让我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我还要接下去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是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

财富是什么呢？萨伊回答说是价值。什么是价值呢？萨伊又回答说是效用。所以，财富即效用。这就是萨伊对财富的看法。

创造效用的劳动就是创造财富的劳动

斯密认为，什么是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什么是不创造财富的非生产劳动，把两者区分清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斯密看来，财富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一国收入用来形成资本，雇佣生产劳动者的人数越多，就越是有利于财富增加，而用于奢侈浪费，和用于非生产性人员的收入越多，国民财富的增加就越慢，甚至可能因此使人民陷入贫困。

什么是增加财富的生产性劳动呢？重农主义者的理解很狭隘，说生产就是物质本身的增长和增加，因而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斯密前进了一大步，扩大了生产劳动的概念，认为，任何一种劳动只要生产物品，生产商品，就是生产性劳动。斯密特别指出，这种劳动“固着和实现于某一物品或可以出售的商品之中，这种商品终了以后至少要继续存在一个时间”。

萨伊则无限制地扩大了生产领域。他说：“所谓劳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役使自然力而已。”但是，役使自然力不仅仅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的劳动所给予各种东西的价值（亦即效用——作者注）组成的”。这里有直接参与者，还有协助参与者，但他们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他还说：“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这种创造我叫做财富的创造。”就是说，凡是能创造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品或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财富的劳动，因而所有这些活动对国民财富的增加都是有用的。

在物质生产领域，效用或价值由三个要素共同“促进”形成，它们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他讥笑斯密，竟得出“财富只不过是积累的劳动”这样的不正确结论，并由此得出“第二个同样不正确的结论，即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尺度”。“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萨伊根据他的生产劳动理论进而得出他的分配理论：

“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做工资。”

“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做利息。”

“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

在这里，劳动力所有者是生产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是借助他们的土地和资本生产物品，他们自己不是生产劳动者。

“人类的劳动”由三个步骤组成，一是“研究产品的规律和自然趋势”，他们是科学家；二是“应用上述的知识来实现一个有用的目的”，他们是企业主；三是按规定的要求具体制作，他们是工人。所以，劳动力所有者不仅仅包括工人，还有企业主，他们要与资本家分开，他们同样是劳动者。正如后来的人所做的，把利润当作企业主劳动的报酬。最后还有科学家。

商业也是一个生产行业。“和制造业相似，商业也参与生产工作。商业把物品从一地方运到另一地方，从而扩大物品的价值”。所以，在统计一国的年产量的时候，“不仅仅在于它的农业净产量，而且在于它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总生产量”。这样，商业主和商业工人当然是生产劳动者。

萨伊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凡使用在任何一个这种工作上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因为它协助产品的生产。所以，科学家的劳力无论是使用在试验上或著作上，都是生产性劳力。冒险家或厂商的劳力也是生产性劳力，尽管他们没从事实际体力劳动。所有操作工人，农场的散工以至操纵船只的驾驶员，他们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

萨伊以上所划定的生产行业，大概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行业属于物质生产领域。

但这些是不是生产领域的全部？萨伊回答说：

“但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是全属这种性质的价值。有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必定是实在的价值，因为人们非常珍视它，愿以贵重经久的产品交换它，但它却自己没有永久性，一生产出来，便立即归于毁灭……它叫做无形产品。”

物质生产领域只是社会生产部门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无形产品”生产领域，它几乎可以囊括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其余所有行业。

他从医疗卫生行业开始分析。“医生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吗？谁一时会这样想呢？病人的性命已经得救了，这个产品是不是不能看做交换的对象呢？”他自问。接着自己又作了回答，说医生的劳动绝对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过，“医生一发表意见，它的需要即不存在。发表意见就是生产动作，倾听意见就是消费动作，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像这类东西“就是我称之为无形产品的东西”。

文化艺术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作家已被归入科学家一类，无疑是生产者，而音乐家和演员的劳动呢？他们的劳动使人快乐，提供的是娱乐产品，而且是“一种性质相同的产品”。不把他们作为生产劳动者岂不令人奇怪？“一出好戏使我们所感到的愉快，和一盒糖果或一台烟火所提供的愉快同样真实”。后者是产品，而前者为什么又不是产品呢？萨伊说：“我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画家的技能被看做有生产力的技能，而音乐家的技能却看做没有生产力的技能。”

实际上生产性劳动可延及所有社会所需要的部门和机构，只要他们能提供人们需要的某种服务。他问道：“医生、公教人员、律师、法官的劳动（这些劳动属于同一种类的性质）所满足的需要是这样的重要，以致这些职业如果不存在，社会便不能存在。这样，他们劳动的果实，难道不是真实的果实吗？”后来，他又补充说：“政府的职责是一种劳动，它的产品或结果，一生产出来，就给被统治者消费掉。”

所以，萨伊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社会所有各部门，不管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各服务部门，甚至包括上层建筑的各机构部门，其实都是生产性部门，因为他们各自都提供自己的“产品”，生产“价值”，或“扩大效用”，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他们的劳动全都是有用的。

但是，存不存在非生产性人员呢？在萨伊的心目中还是存在的。怎么来区分呢？这就要看他是否提供某种人们所需要的“效用”。能够提供的，就是生产性人员，不能提供的，就是非生产性人员。萨伊又指出，每种“效用”都必须由它应该有的劳动者人数来生产，只有在“合理”的比例内，人们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

“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像其他劳动一样，只在它能扩大效用因而能够增加产品价值的范围内是生产性的。所花费的劳动如果超出了这一点，多余的劳动便是不生产的劳动。把法律有意识地弄得繁杂借以发展律师解释法律的业务，和散播病菌使医生有更多生意同样荒谬。”

在萨伊看来，超过这个合理比例的情况，主要发生在政府提供的“服务”方面。政府常常会人为地创造人们对它所提供的“服务”的需要，从而使政府机构不必要地扩大。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本可简明的东西，偏要弄得复杂；可以任其自然的事物，却要插手其间。他举例说：

“繁杂的法律，使人更有隙可乘地逃避和推诿法律上的责任，因此作奸犯科将得到更大的鼓励，而人民的权利却很少会因此而变得更稳固。唯一的好处是诉讼案件将变得更多，每一案件将拖得更久。这个意见也适用于官职设置过多的现象。添设机构来管理应该听其自然的事情，简直等于先使人民受害，然后又使人民对这损害给付代价，好像它是利益那样。”

产值统计口径和三产业划分

传统的财富概念尽管有分歧，但总指的是有形的物质财富，萨伊把财富抽象为满足人们物质或非物质需要的“效用”或“服务”，这的确极为大胆。根据萨伊的逻辑，可以进一步推论，优雅的环境、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河流都可列为国家的财富，而不仅仅是那些金子、银子和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

萨伊围绕满足人类各方面需要来把握财富，实际上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关于财富的视野。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就是以怎样的口径来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斯密的财富观，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是工农产品这些物质产品的总价值。像我国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此口径来统计一年的国民总产值和国民收入。而在西方国家，根据萨伊的财富观，不仅统计有形的物质产品价值，而且也统计无形产品的价值。经过许多年来，西方在萨伊财富观基础上演变过来的统计口径，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世界经济接轨，也开始采用世界流行的“宽”统计口径。所以，到现在为止，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萨伊的财富观。

当然，人们也绝对不会相信萨伊的无所不包的财富定义，决不会认为，警察、军队因为给人们提供了安全“效用”，因而他们提供的“价值”也要统计到国民生产总值中来。那些法官、律师、政府公务员、教堂牧师提供的“服务”，也不可能被当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等等。

在萨伊的视野里，社会实际上不存在什么非生产人员，有的只是因为比例不合理，使某些部门劳动人数过多所产生出来的多余人员。而且，它不可能发生在生产领域，仅可能发生在政府部门，和与之有或多或少联系的部门。因为这样的部门可以凭借权力，人为地创造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

所以萨伊认为，如果存在“非生产性劳力，即对任何产业部门的产品都无贡献的劳力，很少是出于自愿的”，因为人们不会做花费劳力却得不到报酬的蠢事，人们付出劳力必须是为了报酬，如果自己不生产出“价值”或“效用”，就不可能获得报酬。这就难怪马克思要嘲笑萨伊，其实小偷也可归入生产劳动者行列，因为按萨伊的观点，小偷创造了警察的需要，而警察是生产“价值”或“效用”的。

当然，如果有人能够不劳而获，他就会只消费社会财富而不提供任何对他人有用的东西。这样的人中，萨伊隐隐约约地提到有以地租为活的土地所有主，以利息为生的借款人。还有那些诈骗者、小偷、抢劫者。

萨伊的生产劳动观对后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对当前的三个产业的划分。自从重商主义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生产和能够获取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而海外商业和金银采掘业被认为是生产的，至少是最具生产性。而配第以后，经重农主义者到斯密，他们都认为农业由于有自然力参与其中，所以最具生产性，虽然斯密认识到工业劳动也是生产性的劳动。“劳动必须固着于某一物上”才具有生产性，是斯密论定的。有此一说之后，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就看它是不是固着于某一物上，唯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便成为天经地义之论。反之，便是荒谬邪说。萨伊的生产劳动观要求向服务行业延伸。服务行业提供的“无形产品”与物质领域提供的“有形产品”，除了有“形”还是无“形”之外并无本质区别，其最后作用于人的效果其实都是一样的：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服务行业因萨伊学说而得到“正名”。西方将产业划分为三个，大致上反映了人们认识何谓产业的过程。第一产业，一般是指直接从自然中提取物质的产业，如所有采掘业，农业。第二产业，则为从自然中直接提取的物质产品进行加工的所有行业。第三产业，就是萨伊说的提供“无形产品”的所有服务行业。这样的行业简直包罗万象，其就业人数在目前的发达国家占总就业人数的七八成以上。现在人们大谈知识产业，其实，在萨伊的思想里，知识的生产早就是作为产业对待的。如果现在有人说要把知识产业划分为第四产业，这也没有任何可令人感到新奇的。

验证和启示：凡是需要的劳动都创造财富

萨伊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理论，是所有劳动都创造财富的理论。这个理论假定，国家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所有机构和部门，分工合作，共同生产财富；社会组织是一个扁平的结构，都处在同等财富生产地位，谁也不比谁优越或低人一等。不创造财富的劳动，是那些超过社会需要的劳动。比如说，农业部门有11000万劳动者就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粮食，但有10100万农民从事粮食生产，那么，有100万农民的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同样，政府机构有500万工作人员就可能完成所有国家职能规定的任务，那么，有550万公务员的政府机关，其中50万是不生产财富的。

但传统理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财富，其他部门则通过财富再分配，从物质部门获得财富。社会组织是一个纵向结构组织，物质财富部门是一国的经济基础，它决定其他部门的产生和规模，因而应处在优先地位。

我们曾经反对萨伊的理论，以传统财富生产理论指导实践，把人力、物力和财力向物质生产部门集中，压抑商业、服务业等其他各业。我们曾经有80%的人口从事农业，为保证农业的劳动力，不允许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职业，甚至把城市青年也下放到农村。但结果不令人满意，这个时期，我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后来（1978年开始）允许农民经商、营运和从事其他各业。刚开始时，从事经商的人很多，有人大呼“全民经商”，农业人口流失，经济正“空洞化”。但国家没有阻止人口从农业部门流向非物质生产部门。结果，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允许农民脱农，现在，西方国家务农的人口，在美国大概3.6%左右；在西欧，大概7%左右，但从来没听说过它们没有东西吃，而是东西太多了，要浪费很多。西方国家的另一基本物质财富生产部门——加工制造业，据说所占GDP也只有12%～15%，农业和工业总产值，加起来大概也只有25%左右，75%以上的劳动者都在其他部门就业，但却创造了世界最高的财富生产效率。

以往的情况证明，对于财富的创造，重要的是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者人数比例，任何一个部门，如果存在有超过它需要的劳动人数，其中一部分的就不创造财富，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超过越多，浪费越大，一国的财富增长就越慢。政府部门也是如此，同样不能超过其履行必要职能的需要。由于政府部门容易过多地涌入高质量的优秀劳动者，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而且，由此造成的经济危害，要比其他部门严重得多。因为政府是一个拥有管理国民经济权力的组织，过多的机构和人员会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管理，从而扰乱经济。萨伊说：“添设机构来管理应该听其自然的事情，简直等于先使人民受害，然后又使人民对这损害给付代价，好像它是利益那样。……把法律有意识地弄得繁杂借以发展律师解释法律的业务，和散播病菌使医生有更多生意同样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