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人们将像谷仓中的老鼠一样繁殖起来，要是他们的生存手段并无限制的话。

——理查德·康替龙

贵族们的经济学家

当李嘉图在英国的经济学界声名鹊起时，另还有一位以人口论引起轰动影响的人物，即马尔萨斯。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一位英国乡绅的儿子，而这位乡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朋友。小马尔萨斯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进入教会，23岁便当起了牧师（因为他是老马尔萨斯的第三个儿子，按长子继承法，他不能指望继承财产，老马尔萨斯希望这个儿子能在教会谋到职位）。后来，他在东印度公司出资维持并训练青年充任该公司职员的学院担任教授。

马尔萨斯以人口论而著名，但对其学术水平，人们的评价却非常有限。连英国的经济学史家也只能审慎地认为：他的功绩在于“以其激烈的和打动人心的议论把舆论引向一个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尚未经过适当研究的问题”。

“恐怕不能怀疑，马尔萨斯的观点之所以得到某些人物的赏识，多多少少是由于它给人的印象是有利于上层社会的利益，是由于他的学说的结论力图替有财有势的人推卸对平民阶级状况的责任。”

确实，他的理论带有神甫的卑鄙和乡绅贵族对自身利益的顽固维护。

人口与生计

马尔萨斯坚信人口呈增加的趋势，但又受到一定限制，其中最有力的是生计的需要。

这种学说即使在当时也并算不上新颖。因为一个叫理查德·康替龙的人，大概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100年前写的《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中，就写道：“人们将像谷仓中的老鼠一样繁殖起来，要是他们的生存手段并无限制的话。”但康替龙同时也承认，引起繁殖所需要的生存标准并非固定不变：“假若一人满足于一英亩半土地的产物”，他将结婚和生儿育女，“但若他要有五英亩的产物才感到满足，那么他不会急于结婚，除非他认为他能照原样抚养他的家庭。”举了一个例子（后由马尔萨斯加以流传），即北美殖民地的情况是生计资料丰富，因此不必制止人口的增加。法国人孟德斯鸠在l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评论人口问题时指出：“当一男一女找到了任何地方可以便利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结婚。如果没有生计困难的阻挠的话，人们是极愿意结婚的。”但他并不认为生计是生育的唯一限制，这与动物有显著的区别：“……人类思维的方式、性格、感情、幻想、无常的嗜欲、保存美色的意识、生育的痛苦、家庭人口太多的负担等，却给予他们的繁衍生殖以千百种障碍。”还有那位重商主义的系统理论家斯图亚特爵士也说：“生殖力好像一根悬有重量的弹簧，经常与抵抗力的减少成比例来发挥它的弹力。”这抵抗力主要就是生活资料的不足。

在美国，著名的富兰克林1755年在《关于人类的增加，充斥各国的人口与其他问题的考察》中认为，生育是受生活资料的管制，管制之道大概是所谓“道德抑制”。他注意到如果没有足够生计来维持家庭，人们会推迟或者完全避免结婚。而在生计资料丰富的地方，结婚的人要多些，而且结婚得早些。假定后一种情况存在于北美殖民地，富兰克林推算，在他那个时代，北美殖民地的人口至少每25年要增加一倍。他然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移出和移入人口，一般而言对于一国人口多寡没有什么影响。除非移入的人口要比当地人民更为勤勉，以致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生计资料，否则他们只不过代替了土著居民。当人口发生移出情况的时候，移出人口所留下的空额马上会被更多的土生人口所填补。

马尔萨斯开始涉足人口问题，是由一个名叫威廉·葛德文的人口观点引发的。葛德文原本与马尔萨斯一样是教会牧师，转而从事著述、贩卖和出版书籍，晚年任政府小官。1763年他刊行了一本名为《论政治正义及其对于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的书，其中在讨论人口问题的前景时说，可以居住的世界的33/343地方仍未开垦，“无数世纪绵延下去，而地球上仍足以供养它的居民。”该书的目标是社会改革，他给予人的印象是，在考虑社会改革时无须为人口的增加而烦恼。

马尔萨斯不赞同葛德文的乐观态度，他在1798年匿名出版的《人口原理及其对于未来社会改进的影响——评葛德文、康杜色脱及其他作家的推论》一篇论文中，对葛德文的观点加以批驳。随后在1803年，马尔萨斯用本人的名义出版了扩写和改写的版本《人口原理；或其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幸福的影响的看法；兼论我们将来祛除和减轻它所引起的弊害的展望》（即《人口原理》）。该书只限于一些观点推论，很少引用例证。第2版则包含了巨幅的论证，并且提出各种涉及人口问题的对策。

当时英格兰的人口增长很快。据估计，1700年约为630万，1821年为16200万。对许多人来说，马尔萨斯的研究似乎是很应时的。另外一些人则抨击他的观点。马尔萨斯声称：

“通过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用它的最大方和最慷慨的手法广泛散布了生命的种子；可是它在为抚养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养料方面却比较吝惜。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胚种，假使能自由发育的话，则在几千年里就能填满几百万个这样的世界。”

马尔萨斯进而论述人口的增长何以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动植物受到空间和养料缺乏的抑制，动物还受互相捕食的抑制，而自然对人的抑制比较复杂：

“人一面受到同样强有力的本能的驱使去繁殖自己的族类，一面理性又打扰了他的行径，质问他，在无力供给子女以生活资料时，可不可以产生新生命到世上来？假如他听从自然的暗示，那么这种约束往往会产生罪恶。假如他不听，则人类将不断奋发繁殖以至超过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

于是，马尔萨斯发明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来证明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无各种困难，人口可望25年增加一倍，即2、4、8、16、32、64、128、256……就是说，人口是按倍数增加。而生活资料的增加在每25年内，是以l、2、3、4、5、6、7、8、9……这样的速度增加。这样，“在两个世纪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例将会是256对9；在三个世纪内，将是4096对13；而在两千年里，其差数几乎无法计算了。”

马尔萨斯提出的救治方法是人们应该运用他们的理智，来加以抑制，不要生育过多儿女。他把推迟结婚和不生子女称之为“预防性抑制”。把人工避孕节制生育算作罪恶，与营养不良并列为“积极性的抑制”。他冷酷地断言，除非人口问题得到解决，一切改进穷人生活状况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即使穷人得到更多的食料，其唯一结果是生育更多的子女。

马尔萨斯拒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有生存的权力：

“一人出生在早已被人占有的世界之上，如果他不能够从他享有正当要求的父母那里获得生活资料，而且假使这个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要求获得最小一份食料的权利……在大自然的伟大宴会上，也就没有为他而设的席位。她（大自然）告诉他必须滚开，而且要马上执行她自己的命令，如果她不顾她的某些客人的同情心的话。假使这些客人起身给他席位，那么其他的闯入者也立即会出现来要求同样的照顾。来者不拒的传说，将使大厅上挤满了无数的申请者，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将被破坏，以往盛行的丰裕将变成稀少；而宾客的幸福将遭下列情景的残毁，即在大厅的每一角落笼罩着不幸的惨状并挤满着依人为生者，以及那些被传说告诉他们指望获得食料但无法达到目的的而正在发怒的喧哗之徒。”

这一结论赢得了那些反对以纳税来救济贫民的乡绅的阵阵喝彩。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反响很不一样，因为马尔萨斯的结论既危言耸听，又冷酷无情。

报酬递减律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成倍数增长，而投入到土地上，却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产量。所以人口增长，以及劳动的投入增长，将越来越只能取得较少的农产品。马尔萨斯的全部人口论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当使用于土地的劳动量增加时，收获的农产品报酬必将递减。

报酬递减律归之于马尔萨斯的发现当然不对，因为早在配第时，他就涉及人们的耕作将由于需求增加而向比较贫瘠的土地延伸，即向距离人口居住和消费较远的土地延伸，其含义就是报酬递减。还有一个叫詹姆士·安德森的人在1777年发表的论文中，就专门讨论过递减的报酬和地租。

马尔萨斯的报酬递减律是在谷物法论战中提出的。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如狂飙突进，人口增长得很快。从重商主义时代传下来的谷物法多年来用以稳定价格，即按照英国农作物的丰歉程度来输出和输入谷物。当收获异常丰裕时，输出谷物；而在歉收时则输入谷物。一种征课进口税和给予出口津贴的制度建立起来，旨在平衡逐年国内市场谷物的供给。但由于人口逐年增长，出口愈来愈少，进口愈来愈频繁。直到最后，英国停止任何谷物出口，而经常进口谷物，且进口谷物的数量逐年增加。

当拿破仑战争年代一般景况繁荣时，公众对谷物法很少抱怨。但到战争快结束时，异常的丰收使谷价下跌；战事一停，谷价直线下滑。于是出现了增加谷物进口税的建议，并且经国会通过法案，付诸实施，引得舆论大哗。赞成借足够的进口税来保护国内谷价的地主弹冠相庆，而希望粮价低贱的工商业主和工人则牢骚满腹。两者利益相左，各种观点公开交锋。

在这场辩论中，亚当·斯密的论点被用来反对谷物法的继续实施，因为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谷物法会降低资源分配的效率。李嘉图的地租论更明确表明，保护谷价，受益人是地主，他赞成废止这些法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工人生活资料费用，因而降低制造业成本。马尔萨斯则支持这些法案，认为，废除谷物法，谷物将不再在次等土地上生长，从而使英国的农业收缩。并且，农业与制造业之间应该保持平衡，一国过多地依靠进口谷物是不明智的。

马尔萨斯及时地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地租的性质与发展》，论证地租的必要性，提出地租出现的理由有三：①土地所生产的谷物多于足够供养土地耕作者所必需的生活品。②土地的生产物有一特性，即通过人口的增长来为其自身创造需求。③肥沃的土地较少。马尔萨斯说，地租是农产品物价与其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和生产成本下降时，地租就会增加。所以，“这样说来，有一个直接和必然的结论是：已耕土地上的地租没有增长或没有可能上涨时，将更贫瘠的新的土地投入耕种是不合算的。”马尔萨斯这一观点在乡村大行其道，但在城市引起了咆哮般的声讨。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评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笼以后，引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争论，总的说来，是反对者众，支持者寡。

重商主义经济学是鼓励人口增加的，甚至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来鼓励生育。从配第以来直到斯密，人口是作为财富增加的一个因素考虑的，配第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抱怨英国的人口太少。而在斯密的《国富论》里，生产劳动者人数和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技巧、判断力，是财富增加的两个要素，意味着与生产需要相适应的人口是财富增长的条件，并且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然调节人口的增减。大概在斯密时代以前，海外市场的急剧开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机器工业和商业航运等等的迅速扩展，都提出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多数情况下，感到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相反。

到马尔萨斯时代，英国的人口被认为增长得较快，城市出现了大量的需要救济的贫民。但人口究竟是否已增加太多，我们无法从统计资料得到证明，唯有的现象，是城市贫民比比皆是。这可以作多种解释，比如李嘉图，他尖锐地指出，是因为土地贵族日益增加的地租以及为此而设立的谷物保护法，使资本利润率下降，因而不能刺激和积累更多的投资来吸收劳动人口，工人生活也因较高的物价而日益恶化，矛头直指土地贵族。马尔萨斯在此时此刻，迅速地发表了人口论，至少不能说是平心静气的、公正客观的研究结果，说他的人口论是应付土地贵族需要的产物可能更为合适。

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认为，当时的英国人口过剩，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利润率使资本的运用受到限制。如果当利润率等于零，但还能提供劳动收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仍然得以运用于扩大生产，那么，经济规模就会超越利润率的限制而大大扩展，就不存在所谓的过剩人口（后来的凯恩斯实际上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他的做法是想通过货币发行来降低利息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利润率的限制，扩张经济规模，增加就业）。马克思又认为，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具有周期性，高度扩张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萧条，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在萧条时期，经济会释放出大量劳动人口，有很多人失业；而在繁荣阶段，经济大扩张，又急需大量劳动人口。所以，马克思认为，失业人口就是这种经济的“产业后备军”，是“蓄水池”，是这种经济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储备。其结论显然是，如果要稳定这种经济，恰恰是要求对失业人口予以救济，和帮助再就业。后来西方福利制度的兴起和完善，正是稳定他们制度的明智之举。马尔萨斯看到了过剩人口的现象，但这位牧师出身的人物试图用野蛮残忍的办法把他们召回到天国，不能说他具有正直的科学良心，和认真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即使就现象上说，在马尔萨斯时代，所谓生活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也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明。相反，当时就有人指出，在北美和南美，尚有大量肥沃的土地等待开发，甚至在欧洲大陆也是如此。那个被马尔萨斯所指责的葛德文得出结论说，限制人口增长的食物缺少的前景是如此遥远，以致“很可以听天由命”。

再者，报酬递减律是马尔萨斯生活资料赶不上人口增长的人口论的基本根据。所以我们有必要知道报酬递减律的适应性到底有多广。

诚然，在技术水平和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为了增加产量不得不开垦稍次的土地，或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资来增加产量，而两者所得报酬都会少于先前在较好土地上的投资所得产量，即报酬递减。后来人们把它运用到其他产业或行业方面，也同样具有适应性。但是，也可能出现报酬递增的情况。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大谈分工是增加国民财富的要素，说的实际上就是分工越是发展，财富越是增加。就是说，在分工体制下追加投资比在自给自足体制下追加投资，报酬会递增，而非递减。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技术水平提高，成本减少，劳动更有效率，等等，都会使报酬递增。我们知道，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关于食物与人口比例的迫切问题，是怎样处理过剩食物，而不是怎样为人口找寻食物。后来的欧洲，尽管人口密度很大，但令政府头痛的也是黄油、奶粉、面包和肉类的过剩。

当然，不管怎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毕竟震醒了世人，人类需要考虑自身的增长问题。他使人思考，我们居住的世界到底能吸纳多少人口，人口的增加要怎样与建设、与人类的环境保持有利于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平衡。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确实需要聆听诸如马尔萨斯人口论这样的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