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
曾经责骂过荷马和费奥克利特,可是把亚当·斯密的著作读过,就成为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就能够懂得:国家如何富强,如何生存并且为什么:当它一旦有了天然物产,就连黄金也用不着。
——普希金
一个本分而又爱好思考的平常人
在英国,继配第之后,出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的成就超过前人,并为后人所景仰,马克思称赞他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这人其实很平常,所不同的是他很爱好学习和思考。他父亲是苏格兰的一个海关官吏,在斯密出生前三个月就谢世了。但他受到了良好教育,14岁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虽然是一所名气不大的大学,由于用功和成绩优良,他得以转入当时名气最大的贵族式大学牛津大学学习。但牛津大学的授课令他反感,“完全是一种胡说八道”。所以他独自一个人孤立地生活着,潜心于研究自己的学问。这时休谟的《人性论》出版,给予斯密很大影响,他很快与休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751年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他把自己的讲稿整理,于1759年出版,名为《道德情操论》,这使他博得了很大名声。但他不是书呆子,他对社会现象很感兴趣,并热心参与实践。当时的英国处在由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的时期。他所在的苏格兰,制铁和纺织工业比英国其他地方都发达。他观察这个工业区的经济生活,与著名发明家瓦特建立了关系。
亚当·斯密
可能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吸引,1764年,他放下了枯燥的教鞭,去当年轻的比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并与这位公爵到欧洲旅行。在法国的一年,他有机会结交了魁奈和杜尔阁。斯密,这位爱好思考的年轻哲学家,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耳目一新,但又觉得它什么地方有毛病。1767年,他回到了故乡——一个小城市,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们争论所激发的思想。近10年的隐居之后,在1776年,一部伟大的著作诞生了,这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国曾翻译为《国富论》,又名《原富》)。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了世界。在国内,如首相皮特这样的政要人物都自称是斯密的弟子。
在私生活方面,斯密非常守本分,十分懦弱且又充满着小市民的慈善胸怀。有人说,《道德情操论》里描写的有思虑人物的情操,就是他自己的个性。如果是这样,下面这句话,则正反映了斯密是一个欲望不强的本分人。他自问道:“一个人身体健康,不欠债务,而且问心无愧,那么他的快乐将何以复加?”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经济学说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别人难以超越的贡献。
《国富论》的经济原理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旨,有些和重农主义相似:想要摧毁重商主义管制制度。他既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同时,又描绘了一种替代它的制度,并像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重商主义制度一旦废除,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出现,而且要比重商主义美妙得多。所不同的是,斯密所提出的这种制度明白无误是资本主义的,没有披着封建的外衣。
为此,斯密要研究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性质,在这个基础上来说明为什么重商主义的经济管制不利于财富增长,而他所描写的制度则有利于财富的形成和迅速增加。
在《国富论》这本著作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是全书思想的基础。
首先,斯密赞同重农主义者把财富当作一定时期内可供消费的货物,而不是一种存货或积累的资金。“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者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者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一国财富的多少,不是金银的多少,而是可供消费的物品的多少。
但还有一个人均多少的问题。“这类产物或由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之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而人均必需品或便利品的数量,受两个因素支配,首先,受劳动的“熟练、技巧与判断力”支配;其次,受“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与不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构成什么比例”的支配。
对于第一个因素,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至于第二个因素,那要看一国资本或基金用于雇佣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非生产性人员绝大多数是靠利润和地租来维持的,这样的人员多,会减少资本的形成,减少雇佣劳动的增长量,因而减少财富的增加。
据斯密的观察,与贫穷的国家相比,富庶国家的生产性劳动,不但总量要大些,而且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也要大些,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富国之所以富的原因。站在财富增长的立场,勤劳与储蓄是善良的,而奢侈浪费则是可憎的,但斯密好像是从道德的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他说:
“和我们的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两三百年相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劳动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懒惰人民的基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懒惰了……在下等居民大多仰仗于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便是很好的例证。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主要仰仗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懒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证。”
斯密又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来说明比例较大的不生产劳动对于一个社会的不良影响。他说,苏格兰议会迁出以后的爱丁堡,工商业慢慢地振兴起来。本来很勤劳的乡村居民,每因大地主居住其间而日趋于懒惰贫困。他概括地说:“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懒惰。”
为使有更多的资本用来雇佣生产性劳动,斯密提倡节俭:“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勤劳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
“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抽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抑或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储,资本决不能加大。”
当然,斯密这样说,是认为储蓄可转化为投资,而不是储蓄后闲置不用。
斯密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劳动所生产或用以交换来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建立了他的劳动价值论。
为了分析价值,斯密先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区分: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很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的其他物才能与之交换。”
斯密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为什么使用价值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反而小,交换价值大的东西却又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后来的效用价值论者试图用效用递减规律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水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但太丰富,以至于它对人的边际效用很小,所以价值小,或近于没有;而金刚钻虽没有水对人那么重要,但很稀少,并且在商业方面很有用,所以价值大。这正不正确,我们以后再评说,但显然不是斯密的本意。
斯密以这种方式撇开使用价值,进而研究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能购买多少其他商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变化不定的,不过,存在一个上下波动的中心。斯密谈到的“自然价格”、“真实价格”,即所称的实质价值(或长期价值),就是围绕波动的中心。他说,“自然价格”就是:
“……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在作了上述区分后,斯密要找到单一的价值尺度,不但作为当时,而且作为整个时期交换价值的基础。斯密在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时,说得非常明确,“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里的劳动是一切劳动,并非配第说的是生产货币的劳动。在这一点上斯密是明确无误的:劳动决定价值。
可能他自己并没有觉得他有两种劳动价值论。他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这是一种劳动价值论,即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动决定价值。但他又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这是另一种劳动价值论,即购买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斯密以为两者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是分工生产,交换就是劳动交换,生产所费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后者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因为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活劳动,如果是由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便只有垫支的生产资料价值和购买活劳动的工资,就没有剩余价值了。而现实又存在利润、利息和地租,斯密也承认它们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与他断言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相矛盾。这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不足。
接下来,斯密要说明由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由哪几部分构成,他提出了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理论。
斯密首先阐述在没有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的“初期野蛮社会”,物品的价值由什么构成。那时,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也就是说,价值由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工资构成。劳动是各种商品交换准则的唯一根据。
斯密进而论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情况。他说,当有些人蓄积了资本,他们就会用以雇佣别人,并借“他们劳动生产物的变卖,或借他们在原料上的加工价值,提供一种利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劳动的全部生产物,不单属于劳动者了”。
“劳动者大都须与供给资本雇佣他的雇主共分”。
土地所有者也不例外。“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产出物,也要求地租”。斯密指出,原始人从土地上获得生产物,只需费采集之劳;但当所有土地都为人们所占有时,耕作者非支付使用土地的代价不可。因此,当资本和土地都须支付代价时,工人必须从他的劳动生产物中减除两个部分,第一是利润而第二是地租。这三种支付额:利润、地租以及剩下来的工资,就是斯密所称的商品价格的三个构成部分。斯密不赞同这样的观念,即利润代表“特种劳动即监督与指导这种劳动的工资”,理由是利润的大小与雇主所提供的资本金额成比例,而不是与其劳动量成比例。
斯密承认,利润中包含有补偿风险的因素在内。“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以外,还须有剩余。只有这一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不过,利润正如工资一样,其中风险的因素被人低估了:“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增高而增加,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或不能完全抵偿这种风险。”
斯密看到了市场利息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这可以说是公例。”斯密考察了历年利润的趋势,他说,利息的趋势,使我们大体上知道利润的趋势。因此他断言,利息率下落,利润也随之下落,而工资则上涨。他认为工资虽随资财或资本的增进而增加,却使利润低落。斯密反对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使历年利息率下降的看法,他本人认为利息率下降是由于资本数量的增加。
关于地租问题,斯密评论道:
“在决定租约条件时,地主都设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土地生产物的份额,仅足补偿他用以提供种子、支付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畜与其他农具的农业资本,并提供当地农业资本普通利润特产物中分给租地人的那一部分,要是多于这一数额,换言之,特产物中分给租地人寻一部分的价格,要是多于这一数额的价格,地主自然要设法把超过额留为己有,作为地租。因此,地租,显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缴纳的最高额。”
斯密还说:
“应当注意,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和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
斯密否定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说:“生一男一女只是换还父母,延续人类现状,不能增加人类数目的婚姻,不得称为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婚姻。”虽然如此,斯密认为农业要比其他职业更生产些:“生育三个儿女的婚姻,比较仅生育两个的婚姻为更生产些;同样,农业家与农业劳动者的劳动,也肯定要比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为更生产些。但,一个阶级的优越的生产,决不能使其他阶级成为无生产的或不生产的。”
在工资问题上,斯密大体上接受了重农主义者的看法,认为维持生存是工资的最低限度:
“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以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
斯密注意到,从短期看,由于需求的变化,工资可能在生活必需品之上,也可能在之下,但从长期看,工资总是停留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斯密并不赞成他的前辈配第的说法,因为配第认为工人工资只能限于必要生活资料。斯密提出,高工资有利。他是高工资论的首创者:
“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值,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到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
斯密还注意到,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或有尊卑而不同”,也“因业务学习有难易或学费有多寡而不同”,“因业务安定与否而不同”。最后,“又按照成功希望之大小,各有等差”。有趣的是,斯密相信大多数人对于危险职业获得成功的机会估价过高:“轻视危险与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以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
简言之,在斯密的商品价值中,包含有工资、利润、地租三个部分。工资和利润提高,商品的价格也会随之提高,但商品价值中超过工资、利润的部分,不管超过多少,都会落入地主腰包,形成地租。马克思认为,这实际上是斯密的第三种价值论:工资、利润、地租决定价值。
在这里,斯密又留下了另一个谜: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不构成价值的一部分,它到哪里去了?听起来合理的解释是,任何生产资料价值最终都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三个部分。因为生产资料的买卖对买方来说是生产资料,而对卖方来说则是要用来支付工资、利润、地租的收入。不过,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一分三的行为即使无穷地进行下去,总还有分解不完的部分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斯密是难以回答的。
马克思的评价
斯密的《国富论》是西方历代以来经济学说思想之集大成,他把西方有史以来的经济学理论集合起来,并用一个思想,即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去贯通它,这使斯密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富论》因此而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富论》所阐述的理论前后一致。相反,很少有著作像这本著作这样具有显著的矛盾,斯密毫不拘束地对于同一现象给予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排斥的解释,而他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马克思评论说:
“斯密本人也带着天真的稚气,在经常的矛盾中兜圈子。一方面,他研究各种经济范畴的内部联系,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隐藏着的结构。另一方面,他把外表上在竞争诸现象集中表现出来的联系排列了出来,即把不懂科学的观察者所见到的联系,以及实际参加并关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人所见到的联系,完全同样地排列了起来。在这两种理解方法中,有一种渗入了内部联系,即渗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理上去了;而另一种只不过是把外表在生活过程中显露出来的事物,照它所显露和表现的形态,加以描写、分类、讲述,并且把它归纳在一个系统化的观念定义之下。”
斯密学说存在两重性,这也是后来经济学分裂成不同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
回顾200多年来斯密《国富论》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斯密开创的经济学派,迄今仍然是经济思想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们的心目中,他比任何其他著作家更能代表这样的观念,即经济活动可以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而成功地进行。就斯密的祖国英国而论,《国富论》是很合时宜的著作。产业革命正在开始,英国的工业就要阔步前进。《国富论》出版后半个世纪以内,政治家经常引用来反对政府的管制,工商业家经常引用来支持把物价和工资交给市场势力去自由摆动的主张,而经济学家则用来作为进一步精心雕琢各种学说的基础,这就使斯密的思想成了一片百花斗艳的园地。
验证:《国富论》促进国富
《国富论》发表到今天(2008年)已经232年了,世界因为有了《国富论》而富了吗?这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证实,它们已经进入“丰裕社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超过3万美元,最多的北欧国家如瑞典甚至已经达到5万美元。虽仍有许多人贫困,但不构成社会的多数。正如有人所描述的,现在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已超过了以前的国王,住着宽敞的房子,开着汽车,通讯用手机,计事和计算用手提电脑。
《国富论》说,分工生产,相互交换能迅速增加财富。现在的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完全社会化、商品化,甚至像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都由专门的洗衣店来承揽;你要到外地,有专门的网络给你联系所有你需要的服务;生产方面,小到一个螺丝钉,如果需要量可以养活一个专门的生产者,就有人专门来生产它。单位内部,流水线上的工人退休前干的几乎都是很单一的某个活;管理,有专门的财务专家、经济分析专家、律师、各类技术专家等。国家之间的分工,斯密时代根本无法相比,如一架飞机的生产可能由几十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事实确实如此:分工越发达,国家越富裕,世界各国都在享受分工带来的财富增长。
《国富论》说,劳动创造财富,劳动的人数越多,效率越高,财富增加得越快。斯密又说对了。放眼世界,富裕的民族属于勤劳的民族,即所谓“天道酬勤”。许多国家不断增加遗产税,目的是消除食利者阶层,因为这个阶层不劳而获;失业者可以获得救济和补贴,但超过几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国家就不给你补贴和救济,因为担心失业者变寄生者。仍然,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但劳动效率增加了,所增加的财富远多于劳动时间缩短所减少的财富。现在是竞争社会,不进则退,不进则败,所以,生活在竞争社会的人们,几乎人人奋进,个个努力。
《国富论》说,分工和劳动都决定于资本。有资本才能分工,资本越多分工越发展。有资本才能雇请劳动,资本越多雇请的劳动越多,设备工具越得到改良,劳动效率越高。所以,国富在于资本。资本来源哪里?资本源于节省,源于储蓄。人们可能会说斯密这一点说得有点问题,难道储蓄率高的国家一定是最富裕的国家吗?中国的储蓄率恐怕从来就高于美国,为什么中国没有美国富裕?斯密没说错。中国的储蓄率高,过去,财富被人抢走了,或国家混乱而无法正常创造财富。新中国财富增长很快是事实,不过,还可以更快点,由于做法不对头,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最近这三十年,浪费少多了,经济便突飞猛进。
虽然,美国个人储蓄率现在大约2.4%,远低于中国30%~50%,但世界的外资很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这些年里,美国几乎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流入国,国内储蓄少了,但国外资本流入很多,这就是美国财富增长一直很快的原因。比如,中国资本流入美国。2008年10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66259亿,几乎相当于俄罗斯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包括中国银行、公司购买的美国大量房地产股票,如中国招商银行一家就购买了已破产的雷曼公司1.4亿美元股票。
《国富论》说的是简单而朴实的道理,却是不变的真理!
《国富论》财富增长图示:
图8 一个人身体健康,不欠债务,而且问心无愧,那么,他的快乐将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