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威廉·配第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富有，看他在吃、喝、穿、戴方面，或在实际得到的享受如何而定。有的人尽管有着庞大的财力，但如果他对这些财力不加利用的话，则他的富有只能说是潜在的或假想的。这种人与其说是自己财富的所有人，毋宁说是为别人而操劳的管家和司库。

——威廉·配第

政治上无气节，经济学上是天才

在英国，时隔托马斯·孟的划时代著作发表后40年，又出现了一个“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语），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古典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

配第（1623～1687年）这个人的特点，是他的生平经历异常复杂。他出身于一个手工业家庭，十几岁就跑到商船上当服务员，后来成为水手；他对医学也感兴趣，在剑桥大学担任过生物解剖学教学，做过私人医生，还当过音乐教授。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砍脑袋，议会派取得胜利，克伦威尔共和国政体成立，配第拥护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并担任英国驻爱尔兰侵略军总司令的侍从医生。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因为这个职位使他后来不久能够出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利用这个职位，他趁机掠夺了29001公顷土地，一跃而成为新发家的英国大地主。10年后，克伦威尔死去，查理二世复辟当政，他立刻转而投靠，并从查理二世那里取得男爵称号，成为新贵族。到配第晚年，他已拥有10.98万公顷土地，先后创办了渔场和冶铁、铝矿等企业，同时还做投机生意。从配第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到，他在政治上毫无品德可言。按马克思的评论，配第是一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配第政治上无气节，但在经济学上却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他走遍英国，看到到处都是混乱的管理，于是，他想清理自己的想法，结果便产生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1662年，配第出版了他的天才著作《赋税论》，1690年出版《政治算术》，1691年出版《爱尔兰剖析》。仿佛一股理论旋风，迅速震动了英国。他的著作手抄本，当时就为大人物作为珍品收藏。“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原文语）”，已成为举世皆知的经典名言。在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等方面，他也都有很大贡献，被人尊为开山鼻祖。

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配第的著作，看似零零散散，全由兴趣所致，不受拘束，而又处处闪烁着光辉，许多地方即使现在读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后人在研究配第的时候，分门别类，以至于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配第目睹当时的英国，特别是爱尔兰，财政混乱，弄得民穷财尽的状况，试图清理一下他脑子里有关英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想法，因此，他从赋税入手开始了他的经济问题的研究。

首先，他发现政府官员“对人口、产业及财富状况毫无所知，往往是人民遭受不必要痛苦的原因”。由于对实际情况无知，就不能从本质上，从内部关系上，从整体上把握赋税问题。他一改重商主义直接盯着金银货币的做法，主张在分析如货币、地租利息等具体经济问题之前，首先要对经济现象的“神秘的性质加以分析”，要用“数字、重量、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确实，他的著作里引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和自己估计的数字）。

赋税来源于财富。什么是财富呢？可以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就是财富。他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富有，要看他在吃、喝、穿、戴方面，或在实际得到的享受如何而定。有的人尽管有着庞大的财力，但如果他对这些财力不加利用的话，则他的富有只能说是潜在的或假想的。这种人与其说是自己财富的所有人，毋宁说是为别人而操劳的管家和司库。”

可能是出于税收的考虑（因为他坚决主张实行间接税，以为这样可以防止货币流出国外），也可能是他身上的重商主义基因，他又说金银宝石就是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富，因为“产业的终极成果，不是一般的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

那时的税收已不是实物，而是价值，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即财富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约36升）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约31克）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即价值）。”

一蒲式耳谷物的价值等于生产一盎司的白银的劳动时间，谷物的价值是由生产白银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进而可以推论，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劳动时间决定，是由生产白银这种货币材料（英国很长时间内流通的主要是银币）的劳动时间决定。后人认为，这是配第在经济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

那么，价值量如何确定呢？他分析说：

“自然价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谷物的价格，在1个人能生产10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要比1个人只能生产6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来得低廉。”

“100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200个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

生产等量的谷物，花的人力多，则价值大；若花的人力少，价值就小。就是说，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劳动生产率又由什么来决定呢？配第的思维还在继续深入。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以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要低。”

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分工的发达程度。

配第又绕到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问题上。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看生产财富的人数。他说人口少才是真正的贫穷（他看到了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往往发生在人口聚集的港口和城市，再者，他那个时代，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所以他感叹人口少了。但过了100多年后，马尔萨斯唱的调子就截然不同了：人口太多了）。不过，他又指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这个国家人口的自然数量，而在于它的社会数量，即创造财富的能量。

除此之外，他又认为财富的增加与政策、地理位置有关。他说：

“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

配第思想的闸门远没有关住，他由此想到了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问题。对没有工作的闲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养起来，不让他们去乞讨偷盗，而让他们去劳动，即使做一些无任何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类工作至少能使他们精神得到训练，养成服从的习惯，同时也能使他们的肉体在必要时能够从事更多有益的劳动”。

对勤劳的人，他们的劳动成果要给予保护。他指出：“对于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东西如果没有任何保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而忍受极端痛苦而获得的东西会在片刻之间轻易地被别人用欺骗手段，或通过串通作弊抑或施行诡计抢劫而去，那就不可能鼓励人们勤勉劳动。”

如果把上述这些思想联系起来，配第显然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配第是个劳动价值论者。

劳动价值学说在《赋税论》出版后不到60年，得到美国富兰克林的进一步发展，他在1721年出版的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中写道：“用劳动来测量银子的价值，同测量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圆满。”又写道：“因为贸易本来不过是劳动和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测量是最正确的。”认为决定价值的不是采掘金银的特种劳动，而是任何一种生产劳动，这无疑是一大进步。1767年，苏格兰人斯图亚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一学说被阐述得更为明确，按照书中的解释，价值的计算要包含生产中的劳动量以及维持这种劳动的费用双方，将原料的成本包括在内。

当然，配第还不是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在他看来，创造价值的劳动不是所有生产劳动，而只是生产金银的劳动。而且他还很迷惑：以为，由于土地是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因而也是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他又提出，土地和劳动都可以作为度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他论证说：“假设把1头小牛放在一块2英亩大的未开垦的土地上放牧，1年之内，这头牛长了50千克肉，够1个人吃50天，这就是说，不借助人力，土地生产出了50天口粮，这50天口粮就是土地生产的价值。又假设这块土地不养小牛，让1个人在同样这块地上劳动1年，结果产出60天的口粮，比原来多出了10天粮食，这多出来的10天粮食，就是这个人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于这个人的工资。”

他由此断定：

“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

这等于是说所有生产出来的物品都是有价值的，而价值则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所以土地创造价值。在配第的脑子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有物品就有价值。这样，他又是个“二元价值论”者。配第虽然为劳动价值论开了个头，但也为以后的效用价值论提供了先例。

由地租理论引起的工资、利息思想

配第对地租很感兴趣。他认为一个人在土地上劳动，减去各种费用，剩下的便是地租。这个剩余物其价值有多少，则要看独立地从事金银劳动的人，除去所有费用后余下的金银有多少，余下金银的数额便是实物地租的价值（马克思认为，配第所说的地租就是剩余价值，即农业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他在《赋税论》中写道：

“假如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栽培谷物，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的种子。那么，这个从他的收获中扣除了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真正的地租。”

“像这样的7年的平均数，或者说，形成歉收或丰收循环周期的若干年的平均数，就是用谷物表示的这块土地的一般地租。”

他又说：

“我们进一步需要解决的一个连带的问题可能是，这种谷物或地租值多少英国货币呢？我认为它值多少货币，就看另一个在同一时间内专门从事货币生产与铸造的人，除去自己费用之外还能剩多少货币。”

他还提出了李嘉图后来论述了的级差地租问题。认为不仅同等面积的土地，因土地的丰度不同会产生级差地租，而且即使同等丰度的土地，由于距离市场远近的不同也会产生级差地租。他这样写道：例如，如果供应伦敦或某一支军队的谷物必须从40英里远的地方运来，那么，在离伦敦或这支军队驻地只有一英里的地方种植的谷物，它的自然价格还要加上把谷物运输39英里的费用。马克思对此评论道：“配第比亚当·斯密更好地阐明了级差地租。”

他进而思考土地价格这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如何确定土地的价格？配第的方法很独特。他不把土地的价格说成是一般商品的价格，而是宣称土地价格就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但绝不是无限年数的地租，而是一定年限的地租。根据他的看法，土地的价格应相当于21年的地租。

为什么是21年呢？按当时英国所作的死亡统计图表，大约在21年的期间内，是祖孙三代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在这些年里，祖父50岁，父亲28岁，孙子7岁。而“很少有人会挂虑再下一代的子孙。因为一个人做了曾祖父，他就已接近死期，因此一般说来，在直系亲属中能够同时生存的只有上述三代人”。马克思认为，配第实际上指出了土地价格“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即一定年数的年租，或者说，一定年数的地租总额”。配第确定土地价格的总的思路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费用主要为工资支出，为了确定地租，配第进而去探讨工资。在配第时代，国家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如果超过，支付者和领受者都要受到政府的处罚，对领取高工资的劳动者处罚更重。配第力图从理论上论证：政府所规定的最高工资限额究竟应定在哪一水准上才比较合适。但他是一个低工资论者。

工资由什么决定呢？是由维持工人生活的必需品价值决定。“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这对社会说来，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

配第又认为，法律也不应把工资规定在工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之下，否则，不仅不正当，而且工人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和得不到保障。马克思分析说，配第实际上已把工人的劳动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这样，工资与地租是一种对立关系，他认为，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地租多少取决于工资水平。“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各种产业和新奇技艺的增加，农业便会衰落，不然的话，农民的工资就要上涨，其结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这种地租与工资的对立关系也是配第第一次论述的。

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需要说明，这就是利息。利息是地租派生的，这就是配第的总的利息观。他的思路是这么展开的：每个货币所有者都能够购买土地并收取地租，所以货币应当跟土地一样会产生收入。有钱购买土地，可取得收入即地租，有钱把它放贷出去，与有钱购买土地的情况相同，也要获得收入即利息。道理就是如此。不过这还不是理由。其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他在《货币略论》中回答利息或息金时说：“这指的是，你由于在约定的时期内，不论自己怎样迫切需要货币，也不能使用你自己的货币而获得报酬。”一个人贷出去了他随时可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货币，以致使他要用时不能用，做出了“牺牲”，所以要收取报酬。后来那些有名的利息论者，大多未能跳出这种思路。

配第对利息率的回答也是参照地租得出的。他说：“在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至少要等于用借到的货币所能买到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如果安全不可靠，那么，除正常利息外，还应加上保险费，不然，货币所有者就不会出借货币，而宁愿用货币去购买土地。”

对于利息率，他还有更精彩的地方，即利息水平应当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当货币供过于求时，利息高，相反，则低。

所以，他的利息论，又是货币论。他在《赋税论》中声称，为了经营国内产业的需要，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的货币是必需的，货币多于或少于必需的量都会带来坏处。他说：“货币不过是政治团体的脂肪。如其过多，就会使政治团体不那么轻便敏捷；如其过少，也会使政治团体发生毛病。”

地租源于减去生产费用后的剩余，费用中的工资由必要生活资料决定，利息是“牺牲”货币的“便利”的报酬，这就是配第的分配论。总的来说，他是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他的分配论的。

简要的评论

配第开始只是为了弄清赋税问题。但要揭开税负的“神秘”面纱，便自然而然地进入经济现象各种内在关系的分析。所以，他的研究好像剥竹笋，由外及里，逐层展开。

确实，配第已“功成名就”，别无所求。但好像有一种使命感召唤着他，也可能是出于理清心中问题的兴趣，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所以，他的论述总给人一种心平气和，以事实、情理说话的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既能活跃于“财神的殿堂”，又能活跃于“科学的殿堂”，看起来很随便的一句话，都能闪耀着光芒。

他在他的《赋税论》原序中说：“为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好让事物自行其是。”这听来很随意，但却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精髓！

他说：“行政官吏的俸禄应该很丰裕、很优厚，要高于靠私人努力或从事私人职业所能得到的，以便他能够具备自然的与人为的权利根据来从事他们的职务。”说的又是我们现在才意识到的高薪养廉。

还有如“当圣杯是用木头做的时候，牧师有如黄金，而当圣杯是用黄金做的时候，牧师就变成木头”。认为廉洁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又说：“当人们想到征收来的货币被花于宴乐、排场、粉刷凯旋门等等上面的时候，就会深感不满。”

类似的精彩之处我们不必一一列举。所以，外国有历史学家感叹说：“像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很难碰见的。”

启示：国土面积对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

土地在财富增长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地位？配第告诉我们，土地是财富之源，或者说“土地是财富之母”，“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如果一国不仅拥有广大的土地面积，而且地理位置优越，那么，这样的国家将在财富增长中处于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这似乎只是一种自然财富观的体现。自然财富，比如说农产品、矿产品等，一般直接源于土地，所以土地在财富增长中便处于等同于劳动的地位。如果财富主要是加工制作的财富，那么土地的意义不怎么重要了。所以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地理位置不优越，近百多年来，日本的财富一直在迅速增长，远远超过国土面积巨大的俄罗斯。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即使现代财富，最终都与土地有关系，只不过从土地上产出的财富经过多层次加工制作，财富的自然本质被完全掩盖了。像日本，实际上它是用世界其他国家土地上的财富为自己增长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力图控制世界广大的地区，为日本的财富增长开拓战略空间，战后，托美国的庇护，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利用世界其他国家土地上的财富发展自己，这就等于日本拥有巨大的土地面积，因而支撑着日本财富的长期增长。

其实，世界的战略家或伟大的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国土面积在国家财富增长中的长期意义。如，当前世界在评价世界大国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国土面积，也就是说，在国家实力评估中，国土面积是要考虑的第一因素。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次在评论世界各国的战略地位时指出，在当今世界，唯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基本上不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独立地长期发展，因为这三国的国土面积和劳动人口，足以使这三国通过内部的社会分工和竞争，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理论上说，科技的发展，可以突破国土面积对财富增长的限制，比如说，在一个花盆里生长出供世界所有人口消费的粮食。但是，也可以说，土地上可能潜藏着改善我们未来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物质，一个花盆里即使生长出了所有需要的粮食，但也不可能从一个花盆里找到我们所需要其他所有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面积越大，能满足我们改善多样性生活欲望的可能性越大。

当今世界的科技比起以前发达多了，然而，世界各国对土地面积的重视比以前也强多了。国土面积够大的美国，希望借助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它的内湖，并与俄罗斯等国竞争北冰洋下面的土地。日本的海洋面积够大了，但它与周边国家争一个小岛屿，甚至宣称不怕一战。月球，现在还没有归属于哪一个或哪几个国家，但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即使花费巨资，也要把一面小国旗放到月球上去，因为人们认为，说不定月球上存在国家财富增长所需要的物质，为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需要参与到月球所有权的竞争中来。还有火星、太空，等等。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300多年前配第的学说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重视国土面积对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