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早年岁月（1904—1927）(9)
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和周恩来为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缩小这一灾难的影响、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共同做出了努力。他们于1961年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为实现国民经济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齐心协力，尽一切所能，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被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在将邓小平安排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当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提出了这样的安排方案：让邓小平夫妇去赣州，房子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还是否定了去赣州的方案。他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这位一国总理甚至连邓小平住什么样的房子也做了具体交代。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周恩来直接、周密的安排，使邓小平得到了妥善保护。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又抓住一切时机，千方百计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市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亲笔致信毛泽东，表示了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将该信批示给周恩来。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极力促成邓小平的复出。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一家离开了将军楼，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来后的住所，并抱病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
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首次亮相在人民大会堂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成为世界舆论轰动一时的新闻。
党的十大后，邓小平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2日，病重的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974年3月底，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周恩来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战友之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评价说，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同时，身在异国的邓小平也时时牵挂着病中的老战友周恩来。据当年陪同邓小平出访的工作人员回忆：回国途中在法国停留，邓小平在一次散步时，询问附近有没有法式面包铺子，工作人员便将他带到一家标准的法式面包店。邓小平高兴地把他十几美元的零花钱全部买了刚出炉的法式棍子面包，并说，总理爱吃这种面包，带回去请他尝尝。在场的陪同人员闻听此言，无不为之感动。
4月19日，邓小平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抱病赴机场迎接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1974年10月，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历史的脚步迈进1975年的时候，邓小平开始肩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深居简出、周恩来因病住院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为了全面支持邓小平的工作，2月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随后，他郑重宣布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明确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常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接着召集由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说：
根据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全国人大四届会议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毛泽东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邓小平没有辜负战友的重托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严重混乱局面，他以叱咤风云的大无畏气概，坚定地提出：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凭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大刀阔斧地对军队、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各个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减轻了周恩来的压力，使他感到欣慰。遗憾的是，这期间，周恩来的病情迅速恶化，1975年9月下旬，医生准备为他做第四次大手术。然而手术中却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心情沉重的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此时此刻，既要领导主持全面整顿，又要针锋相对地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邓小平，多么希望周恩来能走出病房，助他一臂之力啊！
一个月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施行第五次大手术。
这天，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示意让担架停下来。他以微弱的声音问：“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奔到担架车前，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凝视着这位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吃力地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是对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邓小平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情同手足的同志加好友。在1月15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强忍巨大悲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为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和他为中国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代表的是党中央，当然也代表了他个人，这源于他对周恩来一生的深刻了解，包括周恩来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质、高超的才智，等等。所以，他也非常能够体谅和理解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处境。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当对方发问：“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邓小平做了令人折服的回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76年，是中国人民的多灾之年，也是中国人民迎来曙光的一年。当“文化大革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中国人民相继失去了三位领袖，邓小平失去了三位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当乌云驱散，“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开辟新的道路的重任，去完成战友们未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可以告慰他的兄长，可以告慰他的战友们！
母子情深——与他的两位母亲
邓小平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姓淡；一位是继母，姓夏。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按照族谱的辈序，父亲给他起名叫“邓先圣”。5岁入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认为：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圣”呢？于是，先生做主，起学名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他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才改为“邓小平”。
广安，地处川东丘陵，有嘉陵江支流渠江穿越而过。这里虽不如成都平原富庶，但因其物产丰饶，被称为“金广安”。由于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了邓小平祖父邓克远这一辈，家里积攒下40亩地、十几间房，还兼营缫丝、制粉，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是一个英俊豪迈、仗义行侠的人。他长年在外，不理家务。所以，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都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主持。
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望溪乡。她16岁嫁给邓绍昌，当时淡家的产业要比邓家大得多。她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端良贤淑，明达事理。嫁到邓家以后，她毅然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她身材瘦削，但身体比较健壮。在家中，她算是最忙碌的人。每天黎明开始，淡氏就起床操持，上照顾年迈的婆母，下哺育幼小的子女。邓小平出生以后，邓家的家境已经开始窘迫。因此，除了将田地佃给农民耕种之外，其他劳动和家务如喂猪、养蚕、织布以及洗衣、煮饭等等，都由淡氏亲手来做。由于她的勤劳和细心，家中的一切被安排得有条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