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早年岁月（1904—1927）(10)

淡氏性格和善。在家中她尊老爱幼，对婆母百般孝顺，关心备至，对子女悉心照顾，严格要求。对村里的穷苦乡亲，她有一种朴素的同情心，总是设法予以接济照顾。周围的邻里百姓都愿意和她接近。那些贫苦的“做田佬”有什么难处，都乐于向她求助。一次，一位曾在邓家做过佃户的农民，在别人的怂恿下，退佃到外面谋生，结果很快被迫返回，一时全家衣食无着，既没有地耕，又没有房住，最后他十分为难地找到淡氏说明情况。淡氏二话没说，马上腾出一间空房，让他暂时搬到自己家中，并想办法为他找了一份差事。所以，当地的农民很尊敬淡氏，都称她为好心人。

淡氏的口才也很好，能言善辩。她每讲一件事情，总是说得清清楚楚，绘声绘色，使人听得津津有味。夏日里晴朗的月夜，邓小平和弟弟、妹妹们簇拥着母亲，坐在三合院围成的小平坝中，听她摆龙门阵，生怕漏掉一个字。邓小平后来言辞犀利，讲话简练明快，和母亲的影响大有关系。

淡氏生有三男二女。出于一种伟大的母性，她对子女们倍加疼爱。民国初年，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四处流窜，骚扰百姓。为了使孩子们不受惊吓，一有风声，淡氏就将家里安顿好，带着年幼的儿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里躲藏，或将他们送到亲戚家暂避一时。邓绍昌出门在外，家中男丁年幼，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淡氏盼着邓小平快快长大成人，尽早顶门立户。

由于邓小平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三代单传，在当地有邓家“独三房”之称，所以作为长子长孙的邓小平从小就受到全家的宠爱。淡氏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家务再忙，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每当邓小平出门，总是盼他早归。5岁以前的邓小平是在祖母和母亲身边长大的。入私塾以后，也还是由祖母带着睡觉。尽管受到百般的疼爱，邓小平却并没有大户人家的少爷习气。在小伙伴们中间，他读书之勤奋是出了名的。在协兴乡读初小的4年里，除了一次因生病缺过几天课之外，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从未旷过一天课。每天放学回家后，除了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有时去和小伙伴戏耍一阵之外，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复习功课，甚至直到晚上还在桐油灯下读书习字。据说，每当小平因毛笔字写得好被先生表扬一次，母亲就为他煮一只鸡蛋作为奖励。雨天的川东丘陵，道路十分难走，披着蓑衣前去上学的邓小平，回到家中经常是浑身泥水。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心疼年幼的小平，怕他摔坏了，都阻止他雨天上学，要他在家中温习功课。但小平硬是不肯。没法子，再逢雨天，淡氏只好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些米，再塞给小平两枚铜板，让他在学堂附近找一户店铺搭伙做饭。

柳条抽青的季节，是川东人家养蚕的好时光。这时，邓小平家的堂屋和厢房都充作蚕房。母亲淡氏更加忙碌了，除了繁重的家务之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侍弄蚕苗，很晚也不得休息。邓小平年纪虽小，却很懂事，母亲这样操劳，他十分心疼。于是，这个季节他不再去玩泥巴，不再去“打碰钱”，放学后直接跑回家，争着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不是背着竹篓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小平先去睡觉，但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

对如此聪颖懂事的长子，淡氏自然视为掌上明珠。1919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当邓绍昌决定让邓小平到重庆读书，准备赴法留学的时候，淡氏阻止不成，多次掩面而泣。最终，她还是收拾了包裹，塞足了盘缠，送小平上路。在广安城外的渠江码头上，母子俩依依话别。当小船扯起白帆，载着小平沿江南下的时候，淡氏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此去，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才15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怎么忍心喔！”小平走后，淡氏不止一次地这样埋怨邓绍昌。

1926年，淡氏积劳成疾，患肺病去世，时年42岁。也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的确，儿子出门留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信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猜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淡氏的坟墓被安置在离邓家几里开外的一块坡地上，墓碑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阴地不如心地”，下联是“后人须学好人”，横批是“人杰地灵”。墓碑被注明为“孝男先圣、修、治”所立。实际上，被称为“先圣”的邓小平，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母亲的死讯，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才听弟弟邓垦（邓先修）讲起的。

邓小平十分敬重他的母亲。后来，他深情地说道，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后来，邓绍昌又娶夏伯根为妻。实际上，邓小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才见到这位继母的。

夏氏出身贫寒，是一位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她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几岁的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邓绍昌。嫁到邓家以后，她继承淡氏，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大半生兵荒马乱的生活，练就了她那坚强的性格。由于邓小平、邓垦（邓先修）参加了革命，夏氏虽不识字，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她的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竟把华蓥山山上的几名游击队员带回了家，夏氏二话没说，把他们连人带枪掩藏了起来。

1949年底，邓小平领兵回到四川。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邓小平45岁。

听说邓家的人回来了，夏氏非常高兴。她辞掉了长工，舍弃了田产、老屋，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重庆，找到邓小平，并同他们住在了一起。

夏氏不是邓小平的生母，但邓小平夫妇俩对夏氏十分尊敬，邓小平总是称她“老祖”。特别是卓琳，与夏氏婆媳关系相处融洽，不分你我。邓小平和卓琳去上班，家里和孩子就全交给夏氏照料。夏氏来到邓小平家里的时候，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9岁、大儿子邓朴方6岁、二女儿邓楠5岁、小女儿邓榕才10个月。从那时起，他们就由祖母带养。小儿子邓质方1951年8月出生后，也是由夏氏带大，所以，孩子们对夏氏的感情特别深。

就这样，夏氏老人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同淡氏一样，她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尤其是“文革”期间，她与邓小平全家同甘苦、共患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打倒了，并常常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批斗。夏氏和卓琳也无法幸免，受尽了凌辱。当时，邓小平的几个读书的子女都不能回家。3个老人被关在空房子里，家里大白天也拉上窗帘，笼罩着一种凄凉的气氛。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他不愿意连累老人和孩子。

1967年9月，邓家得到通知：邓小平和卓琳继续留下来挨批斗，邓家子女和夏氏必须马上搬出中南海。

夏氏和孩子们只用了两个小时收拾东西，便被赶出了家门。他们住到了宣武门外的两间房子里。夏氏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邓榕住一间。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夏氏只能领20元。这钱是从邓小平和卓琳工资中扣除的，不让多给。每月初，孩子们就会去中南海向发生活费的人要钱。到了冬天，为了制作冬装，她们想多要一些，常常遭到拒绝。于是三姐妹就会和发钱的大吵一架，直到胜利为止。管钱的邓楠知道，多要一些就可以为奶奶和兄弟姐妹多积蓄一些医疗和生活的费用，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保障和公费医疗。当时夏氏在邓家子女中，起到了凝聚力的作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曾深情地写道：“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首都实行“战备疏散”。邓小平和卓琳、夏氏一起来到江西。由于周恩来的关照，他们被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座院子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3年的困难时光。

每天，邓小平和卓琳在看守人员的看护下，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做工，接受“劳动改造”。夏氏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竭力替邓小平夫妇分担辛劳和忧愁，她还喂养了几只小鸡，种上几畦蔬菜，为小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融融的春意。邓小平的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残的邓朴方1971年来到父母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夏氏又多了一份责任，即照顾邓朴方。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和环境中，夏氏与邓小平夫妇始终同甘共苦，平和乐观，无所畏惧，在邓家遭受迫害的时候，仍能够保持镇定和团结。经过那场动乱，夏氏老人更赢得了邓家的敬重和热爱。

不忘恩师——与汪云松

1949年12月，邓小平到重庆后不久，便派了西南军区的几个同志去看望他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时的教师汪云松。可汪云松不知吉凶，没敢见。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接他到军区。他下车后才知道，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他当年的学生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邓小平，他也坐在第二桌。邓小平和陈毅分了工，邓小平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后来，每每谈到这些情况，汪老先生都激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汪云松，字德薰，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曾任重庆商会会长、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会长，后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19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做过清朝的官，但具有维新思想。

1919年6月，身为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在目睹了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后，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与当时的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各界社会名流，筹集经费数万元，准备在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们先筹建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汪云松任会长。

1919年9月上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任董事长，下设校长、教务及事务等负责人。校址在重庆市夫子祠内。这所学校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共招收了100余名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些准备。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室简陋，设备很差，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报考，竞争相当激烈。邓小平便是有幸考入这所学校的第一批青年中的一个。

1920年7月，经过一年的学习，经过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80多名学生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邓小平是其中的一名。7月19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在重庆商会举行毕业典礼。驻渝法国领事、旅渝法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参加了毕业典礼。

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先生送走了他的80余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从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到建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无不竭尽全力。他的这份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得学生的敬重和爱戴，以致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

汪云松先生后来说，当初他办学，原本不是想培养共产党，只是想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没想到学生中竟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

汪云松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泽东主席作为祝寿之礼。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寿礼的。邓小平知道这件事后，就对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同志说：“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邓小平还曾深情地对重庆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同志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这便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对这样一位爱国、爱党的民主人士，邓小平是不会忘记的。回到故乡四川之后，他连广安老家都没有回去过，却没有忘记他当年的老师，没有忘记这位为党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他后来曾说过，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做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