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早年岁月（1904—1927）(8)
冯玉祥在北京时，受到中共人士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冯玉祥的爱国之心和革命之志更愈明确。1925年5月，在中共安排下，冯玉祥决定赴苏联考察学习。冯将军访苏，受到苏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特派遣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刘伯坚全程陪同。苏联各界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热烈而又真诚的欢迎，使冯玉祥“极是感动”，他说：“我在留俄的3个月内，会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会谈以及我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与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冯玉祥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认同的意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对于冯玉祥的思想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在冯玉祥访苏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镇压群众，妄图扑灭国民革命军和北方革命势力。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冯玉祥在刘伯坚、于右任以及共产国际顾问乌斯曼诺夫陪同下，于1926年8月起程回国。冯玉祥于9月中旬回到陕西之时，正值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的捷报传来。9月17日，冯玉祥召集部属，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誓死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此后，冯玉祥便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改造旧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他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援助，另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更多的人员帮助工作。就这样，五原誓师后，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军的共产党员有200名之多。他们是分别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局等地抽调的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共产党员。
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邓小平，就是由苏联奉调到冯玉祥部队的第一批人员之一。这一批共选调了二十几人，他们于1926年底从莫斯科起程，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了3个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3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和两名共青团员王崇云、朱世恒。他们3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3辆，都由苏联人驾驶。
从库伦到包头，虽然只有800多公里的路程，今天可能只需要坐1个小时的飞机便可到达，但在当时，却是茫茫草原，人烟绝迹，风沙四起，寻路艰难。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荒原上，3辆苏联汽车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饿了，吃点干粮，冷了，找点牛粪烧火取暖。当时蒙古的草原，绝非今日这般的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而是荒原千里，加上时值隆冬，雪压冰封，寒风刺骨，一路上艰苦异常。荒原无路，遇有困境，有时还需人来推车，只能日行几里。
好不容易走出了荒原，然而荒原之外又是沙漠。这沙漠比草原更是荒凉，无草，无水，无树，无人，起风之时，漫天黄沙，日晒之下，赤地千里。到了夜间，上有苍穹星繁似锦，下无人寰黄沙如海。草原无路，尚可行车，到了沙漠，车也不能行走了，只好改骑骆驼，整整8天8夜，才算是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
就这样，历尽千难万险，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中国西北宁夏的银川。这一路上，邓小平他们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在银川稍事休息，他们又改为乘马，日夜兼程，经陕甘大道，终于在1927年2月间到达西安。此时，他们个个都是衣不掩体了。
邓小平到达冯玉祥部队后，即见到刘伯坚。他与刘伯坚在法国时就很熟识，同志相见，自是十分高兴。不久，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
邓小平回忆道：“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共产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中共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来在中央苏区牺牲），我担任学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了，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邓小平在西安期间主要做学校工作，也曾短期在西安中山学院兼课，这个学院也是由我党派人领导的。除此以外，他还参加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当时西安的群众革命气氛很浓，游行集会自不会少。
在西安的这一段时间内，邓小平等人的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给的，这种军旅生活当然并不宽裕，因此他们这些共产党派去的同志，就时常找机会“打打牙祭”。那时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西安的鼓楼，敲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邓小平至今还感叹地说，那时候，能吃到牛肉泡馍就是好东西了！
1927年5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后率部东征潼关。刘伯坚和许多共产党员随军东征。邓小平等则在西安加紧训练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形势，发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经过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由一支濒于瓦解的旧军阀部队，变成一支军威大振、深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全军上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因此，在东征作战中，一路节节胜利，势如破竹。5月8日占领陕州，15日攻克洛阳，30日攻克郑州，6月1日又占领开封，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唐生智部会师，实现了“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
交往
视若兄长——与周恩来
邓小平与周恩来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相识并相知，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无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在风云变幻的江西中央苏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互相信任，亲密合作，配合默契，并肩同行，相知甚深。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有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邓小平也十分钦佩和敬重比他年长6岁的周恩来。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谈起周恩来，他深情地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也许周恩来是唯一例外，这也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的真实感情，表明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友情。当有一次女儿毛毛问父亲，留法的人中与谁的关系最密切时，邓小平仍然讲了相同的话：“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留法，一起参加革命的人很多，如赵世炎、聂荣臻、蔡畅等等，邓小平这番话，再次道出了他同周恩来的情谊不同寻常。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了解以及从周恩来那里所受到的深刻影响始于法国。
他们两人都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留学热潮中前往法国的，只是周恩来先于邓小平到达，时间是1920年12月。在那里他成为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立者和负责人之一，积极从事着革命活动。一年后邓小平满怀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望，也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还是个16岁的少年，思想尚不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经济极为萧条，现实很快打破了邓小平出国时的梦想。他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很短。为了糊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生活很艰难。所幸的是，他很快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目睹并饱尝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榨之苦的邓小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他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是参与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点下，为杂志刻写、油印和装订，并且写了不少文章。
《赤光》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这实际上也是周恩来的住所。邓小平白天做工，晚上下班回来后就立即投入到杂志的工作中去。周恩来将撰写好的稿子或修改过的别人撰写的稿子交予邓小平，邓小平便认真刻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一张张油印好，装订起来。周恩来工作很忙，时而开会，时而接待客人，时而去外地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通常只能利用工作空隙撰文和改稿。每当这时，邓小平就守在一边，等周恩来改好一篇，他刻写一篇，常常忙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为此，邓小平在这间“弹丸之地”打地铺过夜是常有的事。
时间一久，两人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感情、工作方式都很接近，相处很融洽。邓小平对待工作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干劲十足。他刻写的蜡版字体工整隽秀，印刷清晰，装帧雅致，深得同志们称赞，大家亲切地送给他一个雅号：“油印博士。”周恩来对这位“油印博士”很欣赏，给予他很多关心和鼓励。邓小平更是把周恩来看作兄长，虚心向他学习，增长了许多见识和才干。
1927年夏天，已回到国内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邓小平，因为国共合作破裂而来到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部长。邓小平再度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央迁到上海后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的筹备安排等项工作。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主任，担负起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中央秘书长不但管的事情多，而且负的责任也很大。那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周恩来是中央日常工作的总管，邓小平是他的助手，比起在法国，他们的工作环境更加险恶，而责任更加重大，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邓小平被周恩来认真而沉稳的工作态度、大智大勇的作风气度和高尚的革命品格所折服；周恩来对邓小平处理事务中表现出的率直干练、机智果断也很满意。
他们不仅工作关系十分密切，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也相当亲密。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为他们在饭馆操办酒席，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兴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真诚地向他们祝贺。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曾有大半年时间与周恩来、邓颖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相处得像一家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先是在西南工作，1952年调至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此，重新开始了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他们在中南海一起工作，共同为国家大事操劳，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
1953年，兼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抓财政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方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由于在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六条方针，坚持以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为主导，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办好财政的积极性，1954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财政形势最好的一年。邓小平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支持了周恩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