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
箱子像是浓缩了他自己的三十年时光，夹带着，父亲一生的影子也投映在那时光里。
“如果没有那些（信以及整个箱子）东西，我父亲这个普通人，没什么能证明他活过。”
一九八〇年，十七岁的刘小东在哥哥和姐姐的陪伴下，坐着火车，从金城到北京。车是慢车，开到北京站要一宿，箱子放在座位下面，“是，座位，硬座，那个时候哪坐得起卧铺呢？”
那年他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第一次出远门，临行需要箱包来装行李，当时家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柳条包，一个蓝灰色棱角分明有模有样的布面行李箱。“其实当时好多城里的孩子考上大学，都是拎个编织袋就上学去了，可我们是农村的——农村的孩子反而想要体面一些，父亲一开始给我柳条包，我说太土，就给了我这个行李箱。”刘小东的记忆里没有这个箱子的最初确切来源，随着几年前父亲的去世，出处更加无从可考，“看着像是一九七〇年代的产品，有可能是我父亲去上海出差时买的”。
一九八〇年，十七岁的刘小东提着这个箱子，从老家金城，坐火车来到北京上学。此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个箱子一直跟随他。
从美院附中再到美院，八年里箱子一直处于使用状态，里面装衣服等日用品，放在学校宿舍的床底下。毕业后分到附中任教时，学校分给刘小东一间2.5米×6米的狭长小屋，箱子也刚好能放得下，“那种宿舍就是一间教室，中间用画板隔出来一条条的小空间，每人一间”。
之后箱子一直跟着他，从早期在大羊坊的那个小产权房，到之后黑桥的工作室，再到现在798的工作室，箱子的功能转为专门储存旧物件：小时候画的速写，早年和父亲、喻红、友人互通的信件，日记，作文本……“现在这箱子里的东西不会再增加了，比如人早没了通信的习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改为打电话、发微信——再画画也不会是当年那种形态的画。”打开箱子的刹那是我第一次那么密集地看到“刘小东作品”：一沓沓速写，目测约有几百张。数量虽多，因为密集存放，体积只占了箱子的一半。
作文本里的文字，多是刘小东在老家读小学、初中时所写，字迹工整，态度端正。一个日记本是姐姐送他的，到他手里时，却不是空白一片：“每一张纸，有一面是我姐姐给我抄的名人名言，另一面是空白的，留给我用。”姐姐把想说给他听的“道理”，一句句写在名人名言里，这很像现在市面上发行的“日记书”，但当时属于姐姐纯手工出品。现在每翻到一页，刘小东都一字一句地把“名言”给念读一遍，然后沉默一秒钟……最后恍惚把自己惊呆。
一个日记本的封套上有个夹层，手摸上去有点鼓鼓的，不平。刘小东从里面摸出一张纸——展开像一张考试卷大小，上面印刷的字迹，也是八十年代那种油印考试卷的风格，内容是芒克、欧阳江河等人的诗。“这是星星画会时期，芒克他们印的诗篇，我的天哪，竟然还有这个！”如果不是为了给我们展示这个日记本，他几乎不记得自己还拥有过三十年前“发行”的这些诗篇。“哈哈，他们（芒克等）应该来找我呀，他们自己那儿可能都没有这个了。”
箱子现在专门用来储存“贵重物品”，其中包括刘小东少年时代画的大量速写、小画，学生时代和家人、友人的通信，以及小时候的作文本和随笔。箱子盖上的小口袋里，还存了一副喻红早年戴过的墨镜。
他捂住和喻红的情书，不让别人偷看。和陈丹青等人的通信有些是国际信件的装帧，但也早已有了“隔世”的沧桑——“现在没人再写信了，这样的信件以后再也不会增加了。”
信件只占了四分之一，但却更显得密集，它们都装在信封里，垒着就让人想起曾经的邮局柜台。“那时候我和父亲每个月都通信，父亲永远报喜不报忧，说家里很好、不要惦记、不要带东西、家里啥都有——其实啥都没有。”刘小东的信里也充满了“喜悦”与“满足”，父子俩的通信里常年互相“欺骗”。
“我现在看着这个箱子，常常觉得它长得就像我父亲。”
刘小东开玩笑说如果家里着火了，他一定是只抱起这个箱子就往外冲的。
（撰文：佟佳熹|摄影：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