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十年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及重点的演变

新世纪以来，文化部发布了两个文化产业五年计划。一是文化部《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计划纲要》），发布日期是2001年10月18日；一是《倍增计划》，发布日期是2012年2月23日。两个计划间隔十年之久，从文本看，体现了鲜明的传承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今天，我们学习把握《倍增计划》，需要对这两个文本提出的思路和重点做一比较，以更加深入地领会《倍增计划》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和指导意义，增强贯彻落实《倍增计划》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1．主题和主线

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都明确地坚持发展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在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倍增计划》的主题突出跨越式发展，强调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重点文化行业，以实现倍增目标；主线则突出优化结构布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实现由数量扩张的规模增长到质量效益的内涵提高的转变。《倍增计划》在布局上特别注意加强区域布局、统筹城乡发展和培育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在发展方式上鼓励产业集聚、促进产业融合、打造文化品牌和加强引导调控。

主题和主线表述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对文化产业作用、地位及所面临问题的认识的深入。首先，21世纪初，我国正式启用和发展文化产业，侧重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它的作用，而《倍增计划》更加关注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作用。《计划纲要》导言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程度是经济与文化融合的具体反映，同时也已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对现状的分析和发展目标的论述，突出了文化产业对推动经济增长、有效拉动内需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促进作用。《倍增计划》导言指出，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它要求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播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文化产业的积极作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对文化产业作用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提升。

其次，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都把文化产业列为新兴朝阳产业，经过十年发展，《倍增计划》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景底气很足、信心满满。《计划纲要》认为，21世纪初我国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很不充分，是一个薄弱产业。《倍增计划》鲜明地提出文化产业已经“凸显出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还不高，但它已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顺势中起步，呈现出提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从而也为当前提出未来五年实现文化产业倍增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文化产业实力和竞争力的增强，体现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提升。

最后，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展现出真抓实干、锐意进取的勇气。从21世纪初和当前对文化产业问题认识的比较中，可以洞见过去十年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成果。比如，目前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仍不完善，但毕竟已经建立起一个政策框架，出台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经济政策；又如，我国文化产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仍然不足，但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一些地区、行业、单位探索形成不少积极有益的经验与做法；再如，我国文化产业区域布局仍不合理，但已经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取得新的进步，特别是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性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等等。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产学研用”各方的不懈努力，体现了文化产业的丰富实践是一个不断解决、发现问题和再解决、再发现问题的艰辛探索过程。

2．动力和重点

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的判断，逐步走向全面和科学。《计划纲要》提出，文化产业发展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倍增计划》指出，文化产业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创新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改革创新比体制创新更全面，涵盖了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业态创新等。科技创新是科学前沿研究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内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新。科技进步比科技创新更侧重于其贡献（北京市2010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5.5%，全国平均水平是1.75%，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达9%）。两个五年计划，对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都给予了切实关注。比如，《计划纲要》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作为一个基本方针，《倍增计划》强调实施科技带动战略、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显示出对技术攻关、成果运用、载体培育等的高度重视。

基于文化部管辖范围，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对文化产业主要任务的把握，逐步走向深入和扩展。《计划纲要》的基本任务是五个方面：宏观管理体制、文化企业格局、文化市场体系、区域产业布局、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倍增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十个方面：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创作生产引导、扩大文化消费、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健全投融资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文化走出去。应该说，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更深入具体，特别是结合当前实际，突出了培育文化企业、扩大文化消费、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构想。

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文化部对重点文化行业的分类有较大调整，显示出其关注点的延展。《计划纲要》提出文艺演出、影视、音像、文化娱乐、文化旅游、艺术培训、艺术品七个行业。《倍增计划》提出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艺术品、工艺美术、文化会展、创意设计、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十一个行业。它反映了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此消彼长的变化、文化部文化产业工作重点的变化，以及文化产业统计指标和口径的变化，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朝阳产业正处于激烈的变动期。

保障措施最能反映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水平。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和条件的认识与实践不断走向系统和全面。《计划纲要》的重点是七个方面：鼓励规模经营和专业化协作、建立形成统一的文化市场、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高端转换、积极筹措文化产业发展资金、调整税收和投融资政策、完善人才管理和分配激励机制、鼓励发展外向型企业，它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举措。《倍增计划》的重点是六个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政策法规、深化体制改革、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公共服务、加强组织实施。应该说，历经十年锤炼，我国已经开始从各个工作面系统地提供符合文化产业特点和要求的稳定、成熟的支撑性条件，文化产业发展氛围得到进一步有效改善。

3．亮点和特色

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虽然两个规划在制定时间点上相距十年，但在一些重要节点的认识上，具有高度的协调性、一致性，并在原有认知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这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

一是重视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计划纲要》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和对文化经济活动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倍增计划》强调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挥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倍增计划》在思路上特别重视文化规律，把它放到文化产业发展总体思路的第一句话来讲，是提醒我们在推进文化产业中必须高度重视。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认识亦有差异，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调整为积极作用，显示文化的特殊性，强调社会效益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

二是重视区域差异化协调发展。《计划纲要》将全国分成三类区域：大型中心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和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强调相互促进、特色互补和协调发展。《倍增计划》将全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强调优势互补、相互拉动和共同发展。这两种分法有很大差异，也都有它的合理性，前者更加注重区域的文化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突出了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后者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大区域划分，突出国家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呼应。我国在文化产业起步期即注意到了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三是重视产业组织培育。《计划纲要》提出建立开放性的创新发展机制，对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形成以若干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对专业化或个性化强的行业或产品，形成中、小企业乃至个体私营企业合理分工协作、规模适当且企业数目较多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倍增计划》强调提高文化产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各类文化企业协调发展，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扶持中小文化企业。《计划纲要》将产业组织结构放到保障措施的第一条，《倍增计划》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到主要任务的第一条，显示我国对文化企业培育壮大问题的高度重视，不仅是一贯的，而且上升到更加显著的中心位置。结合这两个规划，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在任务措施的设计上，坚持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文化产业不能抓大放小，而要抓大扶小，大小并举；一是文化企业不能大小分离，而要大小协作，相互支撑。

四是重视指标设计和可操作性。与《计划纲要》相比，《倍增计划》更加注重文化经济指标的规划设计。它把未来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细化为若干明确的定量指标，包括一个总指标和二十多个分指标。它对国家需要重点提升的企业、项目、工程、基地等的定量指标设置，是关乎总体规划布局的风向标，对地方保持与中央的协调一致、强化工作对接和共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是重视智库作用和体现新潮流。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文化部充分调动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调查研究做得充分扎实。一批国内顶尖的研究机构和跨学科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倍增计划》为例，前期调研吸收了多个研究机构，先后历时两年，一批专家学者全程参与。从规划文本可以看出，调研较为深入，注意运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揭示新的产业发展态势和把握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对产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回避，不绕弯，直面解决。《倍增计划》提出的思路和举措，正确呼应新潮流，从而增强了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了政府宏观引导能力和水平。这样一种规划研究的认真态度，规划编制的务实文风，极大地提振了业界信心，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引导。

4．背景和原因

把握从《计划纲要》到《倍增计划》的变化，我们需要分析这种变化背后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发展动因。

一是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开始，到201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年均增长9.9%。2000年到2011年经济总量从89404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增长5倍多，人均收入达到5540美元。经济发展带来两个可喜的变化：首先，各社会阶层对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对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提供部门——文化产业，给予前所未有的鼓励与支持。其次，不同投资主体对文化生产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在政府加大对文化生产投入的同时，社会资本和金融部门陆续参与投资文化产业，文化的投融资渠道有效拓展。这一阶段，逐步表现出了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的显著特征。

二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需要建立强大的文化产业部门。我国在21世纪初承认文化产业，并开始全面启用这个概念，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国际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品牌的冲击，迫使国内迅速主动迎战，积极培育一批可以同世界交流对话和同场竞争的文化市场主体。从21世纪初文化集团化改革试点起，到目前阶段性改革任务的趋向基本完成，我国都把培育文化市场主体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个阶段是积极应对国际挑战的文化觉醒的阶段，带有倒逼的特性，这一特性也带来并促成了国内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的高度共识与空前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