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思而行”：国际宗教对话动向引发的思考

大家知道，“宗教对话”(Interreligious Dialogue)是国际宗教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前沿领域。这个前沿领域所要探索的就是，正确认识宗教关系、积极促进宗教和谐的思路。笔者在此要与大家一起探讨的“宗教实践论”(Religious Practicalism)，可谓宗教对话的一种新近理论动向。但要说明的是，“宗教实践论”这个概念是笔者所做的理论概括，其原本观点叫做“相互关联的、负有全球责任的对话模式”(a correlational and globally responsible model for dialogue)，是由美国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宗教对话实践的积极推动者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1934- )提出来的。关于这种新对话模式的主旨要义，保罗·尼特阐释如下：

首先，宗教对话之所以是“相互关联的”，就是因为世界上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这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也是“宗教关系问题的实质所在”。正因如此，所谓的宗教对话并非谋求“统一”甚至“同一”，而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促使诸宗教的信仰者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对话伙伴关系”，以使来自不同背景的对话者们能够诚恳交流，相互学习，彼此见证。

其次，诸宗教的对话者之所以要共同承担“全球性的伦理责任”，就是因为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苦难”和“生态苦难”，假如诸宗教的信仰者漠不关心，或不为消除现世的苦难而知行合一、尽心尽力，那么，任何形式的宗教交流不但难免高谈阔论，远离现实需要，反倒会产生更多的分歧、矛盾或冲突。这就是说，诸种宗教的信仰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共同致力于社会平等、生态保护和人类幸福。只有在此基础上，诸种宗教才能更好地相互了解，更有效地展开对话。

保罗·尼特的上述主张，是继《全球伦理宣言》提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全球伦理宣言》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明显不足在于，仍停留于泛泛一般的伦理共识。因此，保罗·尼特通过考察古希腊以来的实践哲学思想，将下述“实践论的真理观”引入了宗教对话领域：所谓的“真理”是用来改造世界的，而人们总是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真理的，宗教对话与宗教真理的关系也是如此。因而，保罗·尼特认为，若要展开行之有效的宗教对话，我们目前应该把“诸种宗教共有的本质、经验或目的”等疑难问题暂且悬搁起来，而以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苦难现实”作为宗教对话的“共同语境”和“紧迫议题”，并把社会实践作为其“优先原则”和“中心任务”。这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难题或危机，特别是国际社会上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各个宗教若不携起手来，共担责任，多干实事，有所作为，非但宗教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宗教信仰也是没有出路的。关于这一点，保罗·尼特发聋振聩地指出，无论哪种宗教信仰，均须面对“苦难的现实”；无论“拯救”“觉悟”或“解脱”意指何种境界，皆须回应“人类的苦难”；无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等，假如他们的任何信条可被当成漠视或容忍“人类与地球苦难”的理由，那么，此类信仰便丧失其可信性了。

保罗·尼特的上述宗教实践论主张，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是不难引起“理论共鸣”的；甚至可以说，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宗教学者可对此种理论主张做出更为简明而有力的“逻辑解释”。从思想观念史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始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它使举国上下接受了一种知行合一的逻辑思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的逻辑，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实践也是检验宗教信仰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众所周知，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渐增强，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如何继承“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深厚文化传统，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而谋求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的新历史时期，身为炎黄子孙和国家公民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和信众，是否应以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重新反省宗教信仰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重要贡献呢？笔者以为，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不仅是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对话暨宗教关系的新近研讨动向——宗教实践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启发，也是“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