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变化

城市化已成为21世纪中国的必由之路。有专家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信息化革命，看作是21世纪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9.68%。由于这次人口普查将城市人口的标准设定在居住城市满6个月以上者，如果没有此限定的话，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者肯定超过了50%以上，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已是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了。有专家估计，到2025年，将有2/3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也有的专家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在2030年之前将达到80%。从2009年到2030年，将有6亿左右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

这种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中国基督徒的构成将不再以农村为主，以往占基督徒总人口的80%的农村基督徒多数将转入城镇，中国基督教的主体也将在城市。

表现之一。一些农村教会变成了城市教会，农村基督徒变成了城市基督徒。原有城市教会涌入了大量的新成员，使许多城市教会发展极其迅速。以北京海淀堂为例，2001年信徒约850人，到2008年发展到6500~7000人，2011年信徒达10000多人，礼拜天礼拜分6场举行，其中有一场是英语礼拜。这10000多名信徒中流动人口或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移民占了绝大多数。据主任牧师说，这些人可能占了90%。崇文堂和珠市口堂也同样如此：“从2004年到2006年，两堂的外地人占到受洗人数的三分之二强。”除了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情况如此，一些省会城市的基督教会也是如此，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例如福州花巷教会自2002年到2009年，信徒由原来的4000人爆涨到15000人，增长的人中70%多是从福州市的8个县来的信徒。

以福建平潭城关福音堂为例说明信徒的流动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周边富裕的农民均到县城买房，故城关人口急剧膨胀，1987年城关堂信徒约6000人 (包括慕道友)，如今登记在册的信徒达到了24423人 (不包括慕道友)。据2010年统计，平潭县本地居民只占1/4，其余3/4均是2000年后从农村来此买房定居者。而城关福音堂中，至少3/4也是从周边农村来的信徒，而且有大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来城关买房的。城关堂目前礼拜三在做礼拜的人最多不超过12000人 (包括不在册的慕道友)，信徒流动性太大，其余的一半人也成了流动信徒：这一半人中除了一些老弱病残不能来的外，有一部分是原农村上来的学生和原农村教会骨干，教会鼓励他们星期日仍返回农村教会参加活动，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共计有2000多人，其余近万名信徒就是流向全国各地的流动信徒了，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是在外跑运输，多数是在全国各地开挖隧道，因为这是平潭的传统，各地的隧道工程队都喜欢要平潭人。平潭本身有一批人已成了这一工程的包工头。据他们了解有不少人流向上海、厦门、福州、北京、成都等很多大城市，还有人去国外定居了。从2011年开始平潭城关不准再建房了，信徒也暂停发展了。整个平潭岛将建成拥有15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城市，如今被规划为若干区，吸引外商，特别是台湾商人前来投资开发。不久，平潭全岛不再有农村和农民了。随着平潭的全岛开发，城关堂一些有识之士也预感到以后他们的教会信徒不仅会停上发展，甚至还会有减少的趋势，信徒们又会从城关流向许多新的开发区，或流向全国其他城市。

我们从以上几个教堂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基督徒是如何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小城市转到大城市的大概情况。

表现之二。城市化不仅给城市教会带来了大批基督徒，而且带来了大批年轻的基督徒，使城市教会变得十分有生气和活力，彻底改变了基督教会老人多的状况。由于大量城市农民工均属于青壮年，是农村中最有活力的一批人，而从中小城镇流向大城市的各类人员中也是以青年人为主，这些人为城市教会增添了活力。以北京海淀堂2010年夏天信徒129人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信徒共计59人，占了流动人口的80.4%。平潭2009~2011年这三年的受洗者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中青年占的平均比例是72%。这一数据表明，近年来基督教对青年人有较大的吸引力。

城市化正在使城市教会男女信徒比例趋于平衡。当今中国教会仍以女性为主，但在一些受城市化影响较大的大教会和知识精英教会中男女比例相对平衡一些。根据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数字，我国基督徒的男女比例是30.1∶69.9，但实际上很多教会的男女实际比例是1∶4。但在流动人口为主的福州花巷堂和北京海淀堂均是1∶3左右。平潭城关福音堂2011年在册的信徒共24423名，其中女信徒有151913位，只占了62.2%。更有意思的是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人的男女比例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平潭城关福音堂1970年以后出生的10115人中，女青年有5796位，只占整个青年群体人的57.3%, 更是远低于我们全国调查中的69.9%的数字。福建罗源基督教会信徒的男女比例，城关堂与下面乡镇之间明显不同，城关堂男女比例比乡镇要平衡。例如2011年城关堂信徒有8035人，男女比例是2∶3，而其下属的各乡镇的共20堂点7045名信徒中的男女比例则是1.5∶3.5，要高于城关堂。笔者了解到北京纯知识青年精英组成的SW教会中男女比例约为2∶3, 较之全国基督徒平均的男女比例数要平衡得多。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基督教中男性的比例正在增加，尤其是男青年数量增加的速度更快，城市化将使中国基督教的男女比例趋于合理。

表现之三。城市化使城市教会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基督徒群体，主要有三种：老板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督徒和农民工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正规的称谓是“工商界基督徒”，这一群体在全国许多城镇均有相当一批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本是农村信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经过自己的打拼，从农民或农民工，逐步步入老板或企业家的行列；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在城市化的里程中，大批农村中的能人也都成为商人或企业家，特别是在温州及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多。温州的老板基督徒在全国闻名，随着他们在全国各地经商，在很多地方均建立起以他们为主体的教会或团契。这些基督徒的特点是学历并不一定很高，大多是中学程度，这些人的活动能力都很强，社会联系也广泛，财力也比较雄厚。他们不仅成为当今教会中新建堂点和慈善事业的支柱，往往也会成为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其中有些成为教会的负责人。

多数老板基督徒虽然不从事教会专职工作，但他们在教会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自养’难以维持的教会，如今在这些经济和教徒发展迅速的地方盖起了一个个新教堂，而且有了相当可观的教会资产”。例如龙港教堂自1986年至1997年教堂不断扩大翻新，现在的教堂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米，改建教堂花费了100多万元。1996年还为老年信徒修建了老人公寓。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本地发家致富的老板基督徒们的奉献。

一些流动在外的老板基督徒往往到一地与后会自行组织聚会点，将同行业的信徒聚集起来做礼拜。如重庆就有一个由石材老板组成的聚会点，最初是由罗源做石材生意的二三位信徒发起的，现在参加者已有200人，不仅吸收了罗源人，还吸引了闽东地区，如泉州、莆田等地经营石材生意的老板基督徒加入。

当今不少老板基督徒在自己开办的公司或工厂成立基督徒聚会点，有意识地在本企业内发展更多的职工成为基督徒。这些组织很多是游离于三自教会之外的，但也有主动与三自教会取得联系，归入三自领导的，如海淀堂有一个聚会点就属这类性质，老板基督徒主动要求牧师给予其企业的信徒以牧导上的关怀。

随着城市化进程问候，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加，老板基督徒的群体还会有所增加。一些从事科技含量较高行业的老板基督徒的学历一般较高，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企业家和老板基督徒如今对知识的追求也日益增加，“自觉要求上大学和大专的人多了”。除了对本行业业务知识的追求外，灵性的追求也促使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

伴随城市化出现的另一个大的新型基督徒群体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基督徒”。这批人至少是大专学历，许多人是研究生毕业，包括一批海归派。他们大多集中在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大学校区和电脑高科技公司集中地。这些人有些到三自教会参加星期日礼拜，但平时的活动则是以自己群体的团契或聚会点活动为主。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大教会的活动满足不了灵性的需要，而自行组建非三自的团契或聚会点。这类人士中有许多是通过读书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或者从中小城市转到大城市来，其中有一批已取得了大城市的户口，但仍有为数众多的人并没有大城市户口。以海淀堂为例，由于该堂地处大学区，又地处享有“中国硅谷”称号的中关村，该堂集中了一大批这类精英基督徒，仅以2010年夏天受洗129人为例，大专以上学历的共有65人，占了全部129位受洗人员的半数以上。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士除了少量的大学生 (包括研究生)和退休人员外，多数是大学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的外来务工者，工作单位包括大专院校、电脑科技公司、外资企业、旅行社、射击场、法院、销售部门、大型饭店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京市近年来采取的户籍制度的原则是“打开大门提高门槛”的政策，一般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只要有接收单位，户口就很好解决，所以那些有户口的高学历的较年轻的人中有很大一批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通过读书从农村或中小城市转来的，因此也是一批得益于城市化的新移民。

这类团契有些在三自教会内，但更多的则是游离于三自体系之外的。近年来这些团契或教会发展得很快，例如北京SW教会。北京SW教会最早是从学生团契开始的，1993年初建时只有十几个人，就在一对毕业于清华的朝鲜族夫妇家聚会，以后人数逐渐增多，家庭容纳不下了，1997年就租借黄庄的地下室活动，培养了一批教会骨干。2002年之后以各骨干为核心发展了一批团契。通过团契分植，到2005年团契数已达十二三个，信徒达300人。2005年各团契合并成为教会，主动要求登记，希望得到政府承认，但未果。到2011年年初，该教会信徒已发展到1000人，每星期日举行三场礼拜，每次300多人。这1000多人中，大学生约占1/3，还有许多原属该大学生团契的，毕业后留京工作的人员，包括高校老师、研究所研究人员，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如律师、电脑专家、医护人员等，是典型的由“知识精英基督徒”组成的新兴城市教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教会成员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京的新移民，也就是说完全是基督教城市化的产物。该教会的发展轨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新兴城市教会的普遍情况，即最初是从大学生团契开始，随着大学生毕业成为各类专业人员，这些团契变成了由学生和各类专业人员组成的团契。由于人数的增多，团契逐步走上正规，由单一团契变成多个团契，再由多个团契联合为一个教会，其中包括神职人员的按立、教会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如今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一批与SW教会类似的所谓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类教会”(知识分子教会)。他们所组成的教会或团契的范围也会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向更多的省级城市和中型城市扩展。

我们从上述这两类城市新基督徒群体看，他们给中国城市教会带来的活力是显而易见的，使城市教会趋于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人群收入相对比较高，不少人都乐于奉献，这使城市教会相对比较富裕。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及这些人群的增多，将会较大地改变中国基督教原有的三多或五多现象。

除了这两类群体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增加最快的是普通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文化程度一般不高，通常也无一技之长，到城市后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做一些普通城里人不愿做的事。有些当建筑工人，有些当清洁工，有些当保姆，另有不少人到工作条件不好的工厂当工人。

这些农村信徒来到城市大教会后就会发现与原有的乡村教会有很大的不同，牧师讲道水平高了，神学味道浓了，但所讲的内容不如乡村传道那么贴近他们的生活。最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城里的牧师与信徒之间关系较疏远，由于信徒人数实在太多，大城市的牧师们也确实无法与信徒有深入的沟通。很多 (农民工)信徒普遍反映北京的信徒没有家乡教会的信徒热情，总觉得和信徒之间存在着隔膜，有些信徒甚至会说北京信徒没有爱心。正因如此，有些农民工尝试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教会。例如在北京也出现了专门的农民工教会，主要由安徽、河南农民工信徒为主，2001年开始建立，到2006年在短短的不到5年时间内，已经由最初的三对夫妇发展到了27个聚会点，会众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教会。这个教会从传道人到信徒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相对都比较低，其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他们的信仰实践中，(所信仰的神)‘灵不灵’似乎是比‘真不真’更重要”, “这些讲道均是针对农民工来到城市后遭到各种苦难赋予了神学上的意义，满足这些进城的乡村基督徒的灵性需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如今这类教会的人数与日俱增。这可以视为“都市里的乡村教会”。

农民工来城市后建立的教会中有些还负有向城市传播福音的考虑。如河南某县的大河教会，就是主动向城市发动进攻的教会，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教会在城市广泛建立各种聚会点，发展堂点附近的居民。

上述几类人的教会均是城市化的产物，他们给城市教会带来了新成员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教会类型和活动方式，使城市教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或多样化。

表现之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或准城市人口，农村基督徒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农村基督教走向萎缩，这种状况在边远地区尤甚。一些义工尤其是青壮年迫于生计等原因不得不外出打工，教会中剩下来的是老弱病残者，信徒缺乏带领和照顾。一些原本很繁荣的村庄变成了“空村”，随着“空村”现象的出现，也出现了“空堂”现象，农村信徒大量流失。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发生，如罗源教会，在城关堂人员爆满的同时，而分布在各乡镇的20个堂会中的信徒则大量减少，例如2006年在20个分堂登记在册的信徒有9345人，而到2011年只有7045人，共流失了2300人。在西部地区信徒流失得更多，如天水附近的某村庄曾被周围地区视为“圣地”，信徒最多时达1000多人，到如今平日参加礼拜的只有100多人了。

这些变化表现为：一是大量的青壮年离村外出打工，使农村教会信徒年龄结构出现了断层，原农村教会成了“老年俱乐部”或“妇女俱乐部”，城市化加剧了农村教会的“三多”或“五多”现象。二是随着大量青壮年信徒的流失，农村教会由此而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也就缺少了对其留守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吸引力，有相当一批留在村里的信徒也不去教堂了。三是很多农村教会随着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中青年信徒流失，义工也大大减少。一些农村随着青壮年信徒外出打工，主日奉献也大大减少，有些仅有几元、十几元，就连支持教堂日常运转都有困难，更不要说支持传道人的生活所需了。一些原本在中西部教会服侍教牧同工，看着家乡教会荒凉的情景心灰意冷，也去东南沿海教会谋求一个牧职。在目前农村教会中义工和教牧人员的减少，牧养能力削弱的情况下，一些异端邪教乘虚而入。近年来农村中出现了东方闪电、实际神等被视为邪教的组织在一些农村地区时有活动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些有异端倾向的教派，如哭派、呼喊派等在有些农村中大行其道，有人把农村当今的现象归结为三大危机，即“信仰迷信化、组织疲软化、同工灵命追求淡化”。

城市化对农村教会也并非完全带来负面的结果，事实上有时也会出现相反情况。如平潭农村教会在大量农村信徒拥入城关教会的同时，一些乡村教会的牧者更为细致地牧导留在农村的少量信徒，反而使农村信徒的灵命更得长进。此外一些外出打工的信徒在进入城市后，因他们在城市的艰难处境，使他们由不太虔诚的信徒变成热切追求灵命的信徒。这些信徒在返回农村时，往往会将城市里教会讲道情况转达农村教会，给农村教会带来新的思想。例如，很多农民工信徒会把在北京教会听到的信息传递回家乡，还把北京教堂里的书及音像资料等带回到家乡，有些还把北京教会的管理模式反馈到家乡的教会。这些对乡村的教会都起着一定的影响。

针对这些变化，中国教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加强神学院建设，增加和扩大神学教育，增设实践神学课程。这几年全国基督教两会把培育基层义工列为重要事工，为留住农村传道人员，发起资助农村贫困传道人项目。与此同时加强对城市中新的三个基督徒群体的各项事工。

总之，城市化带给中国教会的变化是巨大的，中国教会必须面对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