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是推进新型城市化

在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中，不管是什么等级的中心城市，都与城市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一方面，实施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可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由于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扩散等功能，在区域发展中往往具有率先增长的特征，并成为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从而有力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城市化又可加快实现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随着全球进入“城市时代”，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不体现出对中心城市建设的急切需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往往通过其中心城市来实现，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中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地位。少数居于全球经济发展控制中枢的中心城市将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主导着全球经济活动和价值创造。因此，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与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战略是一致的，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路径，中心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就能不断升级。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还将延续。麦肯锡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然而，以工业化为基本动力，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传统城市化，尽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量的扩张和物质基础的建设，忽视了人自身的发展、质的提升和精神文化建设，“城市病”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凸显，表现为人口膨胀但市民化进程缓慢，交通设施投入增加但拥堵日益严重，城乡分化与空间隔离，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与生活成本攀升，弱势群体增加与城市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综合承载力不强，人地矛盾突出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等等。

2002年，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概念也随之出现。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与传统城市化道路相对应的，是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发展出来的新概念，目的在于纠正传统城市化道路下的发展偏差。所谓新型城市化，概而言之，就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是以“集约、和谐、公平、可持续”为特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其本质是农民的市民化，重点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与传统城市化只强调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高低作为衡量尺度不同，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战略价值。

一是破解“增长停滞”的魔咒。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理论一致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增长停滞是一种必然。我国自改革开放到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两位数，始终处于高增长阶段。问题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潜力是否已经到了尽头？有效破解增长停滞这一世界性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仔细分析日本、“亚洲四小龙”发展中的历史教训，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突破口，破解增长停滞的魔咒，是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首要任务。

二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中等收入陷阱”为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等引发心理恶化和矛盾激化，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城乡统筹、城际一体、区域协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将使经济发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成为破解世界性发展难题的重大举措。

三是寻找缓解新时期社会矛盾的钥匙。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以关注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发展规模、城市经济总量为主要特征，虽然取得了城市财富的快速积累，但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应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缩小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公平的民生待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四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均衡。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将以区域为基底，实现优质的“空间充填”，协调城市和农村、城市和城市，逐步实现分工合理、全域有序的均衡发展，获取整体效益的交集最大化；通过审慎的顶层设计，实现在整体发展概念下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引领区域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

五是体现“动力、质量、公平”三大发展元素的交集最大化。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将全面关注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绿色发展的“质量表征”、城乡机会平等的“公平表征”。在构成新型城市化“动力、质量、公平”的三大基础元素中，努力寻求三者的有机协调，是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战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