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

图3-1显示了不同行为转变在不同年龄的比例，用以测量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因为2010年数据的样本量较小，因此其线条不如其他年份光滑。综合来看，从1982至2010年，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延长，就业推迟，但结婚生育行为变化不大。除工作状态外，其他行为状态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下文我们将分别分析每个行为状态的时间变化趋势。

图3-1 成年轨迹行为转化的年龄分布（1982—2010年）

从1982至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在校学习时间都有大幅度的延长，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在1982年只有约20%的青年人在19岁时依然在校学习，在1990年这个比例提升至约40%，而在2000年后这个比例提升至约60%。19岁的青年人大致处于高等教育的第二年，因此这种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可以近似看作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上升。至24岁起青年人在校学习的比例变化不大，低于10%，而在25岁之后，基本趋于0。因此，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这种变化和2000年后大学扩招政策是分不开的。1998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国家在2012年停止了扩招政策。

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带来了就业的稳步推迟。在校学习的青年人比例随年龄的增加逐步下降，至25岁左右趋于平缓，相对应的，工作的青年人比例随年龄的增加逐步上升，至25岁趋于平缓。在18—24岁，在校学习的青年人比例的逐年增加对应着工作的青年人比例的逐年下降。例如，在1982至2010年，伴随19岁青年人在校学习比例的稳步上升的，是19岁青年人工作比例的稳步下降，从1982年的近80%下降至2000年后的不足20%。

但工作的青年人比例的下降不完全是由在校学习造成的。如26岁的青年人的在校学习比例在各个年份都趋近于0，而工作比例则逐年下降，对男性来说，从1982年的100%下降至2000年后的80%，女性的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多，从1982年的近90%下降至2000年后的略高于60%。青年人工作比例的下降和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变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解体终结了城市就业的“铁饭碗”（Davis, 1992; Lu & Perry, 1997）。中国城市人口不再实现全体就业，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失业率上升。

同已有研究的发现一致，女性工作比例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男性。在这30年间，青年男性的工作比例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青年女性的工作比例下降了30个百分点。Wu和Zhou（2015）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就业率在1990年和2000年后显著下降。自2000年后，女性是否就业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多寡，即女性的就业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Cao和Hu（2007）的研究也表明，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职业流动更多的是与家庭相关，更少的是与职业发展相关，且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被解雇或被迫下岗。

相对于在校学习和工作的明显变化，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变化幅度较小。1982年前的结婚生育行为因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结婚和生育时间整体较1990年更晚（Cai & Wang, 2011）（详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因此，这里的比较以1990年之后为主。从结婚行为来看，结婚年龄在22—27岁，有一定的推迟。以25岁为例，在1990年约有50%的青年男性结婚，在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至约40%。这个变化在女性中更为明显，在1990年有近80%的25岁的青年女性结婚，在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至不到60%。过了27岁之后，结婚比例出现追赶现象，在青年女性上更为突出。2010年的数据显示至30岁，超80%的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都已结婚。这和Jones（2007，也参见Jones&Yeung, 2014）的研究发现一致。中国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比例非常低，这和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结婚行为的变化相似，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也出现先推迟后追赶的变化。在22—27岁，生育行为得到推迟。仍然以25岁为例，在25岁的青年女性中，已生育的比例在1990年约为60%，而在2010年降至略大于35%。在27岁之后，生育比例出现追赶现象，在2010年时，至30岁时近80%的青年女性都已生育。

综上所述，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不能简单地用推迟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明显延长，就业时间推迟，但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延迟幅度较小。在25岁左右结婚和生育的比例有所下降，但27岁之后发生明显的追赶现象，在30岁时绝大多数青年已结婚和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