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章使用1982、1990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的小普查数据，2010年CFPS的城市数据，采用模拟世代（synthetic cohort）的方法来分析成长轨迹的结构性变化。笔者在每个样本中截取18—30岁的被访者，将其看作一个模拟世代。模拟世代将截面数据看作追踪数据，认为样本中18—30岁的行为转变的特征是这群人从18—30岁的行为转变经历。这是一种常见的人口学方法。

表3-1是这四个样本的特征。1982年普查数据中18—30岁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5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以此类推，199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6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200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7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201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而2005年小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则是1975—1987年出生的青年人，可用于与2000和2010年的数据相比较。换句话说，比较1982、1990、2000、2005及2010年的这五个数据中18—30岁的人的变化相当于比较50后、60后、70后、80后的成年轨迹的差异。

表3-1 模拟世代及样本量

本章在计算成年轨迹时使用了四种行为转变：在校学习、就业、结婚和生育。因为普查数据只采集了女性的生育信息，因此男性的成年轨迹只拥有前三个行为指标。这四个行为指标都用虚拟变量测量，即当被访者是学生时，在校学习状态为1，否则为0；当被访者有工作时（包括非全职工作），工作状态为1，否则为0；当被访者已结婚时，结婚状态为1，未婚、离异或丧偶时，结婚状态为0；当被访者有至少一个小孩时，生育状态为1，否则为0。这些行为状态并非互斥，因此被访者可以同时占据几个行为状态（如同时在校学习和工作）。需指出的是，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没有收集未婚女性的生育状态。因为中国的未婚生育子女的女性数量非常少（Yeung & Hu, 2013），因此在计算中假定未婚女性的生育状态为0。

在分析成年轨迹变化时，笔者将男性和女性分开进行研究。因中国存在着明确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结婚生育等行为转变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尽相同（Parish & Farrer, 2000）。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不断增大，这使女性在收入和升职方面相较于男性，劣势更加明显（Zhang, Hannum &Wang, 2008; Cao & Hu, 2007）。因此，成年轨迹的变化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