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

Mayer提出的生命历程的比较分析模型尽管有助于分析不同制度环境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为什么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会产生相应的生命历程形式，即关于福利国家模式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机制，却没有过多的叙述。其次，该分析模型也受到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模式框架的制约，对除西欧或美国以外国家的制度背景对生命历程影响的预测力则显得不足。最后，此比较分析模型也并不能充分解释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生命历程，因而在分析东欧和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时尤为无力。O'Rand（2011）的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恰好可以弥补这三点不足。O'Rand将制度对生命历程影响归结为对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为解释制度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O'Rand将风险定义为“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不同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潜在）收益或损失”（O'Rand, 2011:2）。生命历程的风险主要是指个体在做出某些生命事件时，所需承担的负面后果的可能性。生命历程中最主要的负面后果是向下流动（Buckmann, 1989），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这个概念的含义，这里将“风险”（risk）、“危险”（hazard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三个概念做一区分。

“风险”和“危险”最大的区别是是否外生于个人的决定（O'Rand, 2003; 2011）。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霍乱、“非典”这类传染病，是“危险”事件最好的例子。“危险”外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因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改变，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也相对随机。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对这类“危险”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套系统的反应模式。还有一些“危险”事件是外生的，但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并非随机，而对一部分人的影响更大。一个例子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属于“危险”事件，虽然其影响并非随机，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外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与之相对，“风险”事件则是内生的，受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所影响。做出任何一个生命事件，例如结婚或在社保基金中投入金额，个人都要承担做出这项决定的后果。这个后果的大小就是“风险”的程度。“风险”内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相关。“风险”（而非“危险”）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生命历程负面后果的主要来源。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自己所制造的危机，相比于来自外界的危机，更为危险”（Giddens, 2000:52）。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在于负面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可以估计。Knight（1921）认为在“风险”的情境下，个人可以根据已有的经验或其他条件来估计出，当做出某项决定的时候，所发生的后果的概率。而在“不确定”的情景下，个人则无法计算或估计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也见Guesva&Rona-Tas, 2001）。个人可以根据某些条件将“不确定”转变为“风险”。Guesva和Rona-Tas（2001）总结了“不确定性”向“风险”转变的三个条件。当个人要对某项负面后果做相应估计时，估计的准确性会受这类转变的负面发生可能性：①参考人群中的相似性，②历史上的相似性，以及③足够大的样本所影响。也就是说，参照人群的生活经历越相似，情况越稳定，人们估计生命事件的后果就越容易，即可以更好地对生命历程的风险进行估计。

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将生命历程中的风险管理途径分成两个方面：①制度层面，②个人或家庭层面。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对应着Leisering（2003）的制度模型（见图2-1）中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链接和维系作用，可降低生命历程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另外，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将制度的风险管理方式看作去商品化的，即对每个个人或家庭，不论其背景或资源，都相对一视同仁（Esping-Anderson, 1990）。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模式降低了生命历程的差异性。个人或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利用个人或资源降低生命历程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会因资源的多寡而造成差异的大小，因此，会提高生命历程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程度。制度和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当制度层面风险管理的程度较低时，个人或家庭资源在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中就非常重要。当制度层面风险管理的程度较高时，个人或家庭资源在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生命历程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程度与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程度成反比。DiPrete（2002）的美国、瑞典和德国的家庭向下流动的比较研究证明了该假设。家庭在降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时主要有两种规避手段：第一种是制度性的规避，即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例如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种是个人性的规避，即个人或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例如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延长技能培训的时间。美国、瑞典和德国的两种规避途径的组合是不同的。瑞典主要通过制度性的规避，提供了三个国家中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个人和家庭向下流动的风险。美国主要通过个人性的规避，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资源来降低向下流动的风险。德国处于两者之间。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向下流动（如陷入贫困、离婚、换工作）的概率和不平等程度最高，德国次之，瑞典最低。

从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出发，成年轨迹的个人化趋势的制度背景正是生命历程风险的个人化（见图2-2）。一方面，生命历程的不确定性增加。合法剧本的清晰度取决于生命历程的相似性和稳定性。当今工作不稳定性增加，更多的雇主不愿意为雇员提供工作保证（Kalleberg, 2009; Western & Rosenfeld, 2011）。因此，个人在构建自己的生命剧本时，合法剧本的参照作用降低，在为某项生命事件做决定时的不确定性增加，对负面后果估计的有效性降低。另一方面，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模式的效力减弱。福利国家大多向私有化方向改革，强调有针对性的、个人化的规避风险方式（O'Rand, 2011），个人或家庭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上升。因此，制度变迁的后果是成年轨迹的不确定性上升，个人在成年轨迹构建中的制度性保障降低，个人需更多地承担决定的后果。个人及其家庭资源对决定个人成年轨迹越发重要。

图2-2 成年轨迹个人化的制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