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城市成年轨迹变化的两个基本假设

中国城市自1980年代以来基本呈现风险个人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和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制度变化，如单位制解体，劳动力市场逐步取代工作分配制，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等，这都提高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了制度性的保障。这些制度变迁使得青年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要面临的个人风险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生命历程风险个人化程度日益增加。基于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本书提出如下两个假设性命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成年轨迹呈逐步推迟态势。风险个人化增加了个人资源积累的压力和难度，青年需要更长的个人资源积累时间。风险个人化也提高了青年在向成年角色转换时做出错误决定所需承担的后果的可能性。基于风险规避的原则，青年将倾向于积累更多的个人资本，延长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推迟结婚、生育等社会角色的转换时间。这些角色转换不利于个人资本的积累，且需长期承诺并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McDonald, 2006;Blossfeld et al., 2005）。因此，风险个人化会延长成年轨迹中向积累个人资本的行为转变的时间（如教育投资），而推迟或减弱向不利于个人资本的行为转变的转换（如生育），造成成年轨迹的延迟。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成年轨迹的阶层分化程度加剧。风险个人化会加剧成年轨迹中的不平等程度。如前文所说，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可以降低生命历程的不平等程度，因为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从很大程度来说是不以个人或家庭资源为依据的；而个体性的风险管理模式则会加剧生命历程的不平等程度，因为风险管理的能力会因资源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风险个人化的过程是个体性的风险管理模式逐步取代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模式的过程。当制度性因素管理风险的能力逐渐下降时，个人及其家庭资源对成年轨迹的影响力增加，成年轨迹的不平等程度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