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人移民

移民是中国和环苏门答腊岛周边地域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末期即开始有成批的移民定居于该区域。移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或是为了躲避唐末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乱，或是为了经商贸易，其中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岛，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他们皆自称“唐人”，称祖国为“唐山”，其海外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只能留居当地。故自宋代开始，逐渐有中国人长住下来，在当地结婚生子，“是岁不还，谓之‘住蕃’”。尤其是宋代，中国人因通商贸易频繁等关系，便已经来到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今巨港一带）和西北部（今亚齐一带）。到了14世纪下半期的元末明初之际，定居巨港一带的华人数量已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开放海禁后，中国商人更为密集地在苏门答腊中部沿海地带通商贸易。因此，在西方殖民者大规模侵入东南亚之前，环苏门答腊岛周边区域的华侨华人应该已有不少定居者。他们主要聚居于苏门答腊的东南部和爪哇的东部和西部。其次分散定居于加里曼丹的西部和南部，以及马来半岛西部沿岸，隔马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岛对望。早期定居于环苏门答腊岛周边地域的华人是因海洋贸易而渐次移居当地，因此，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一般以商业贸易为主。他们主要出售从中国运来的各种货物，如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以及漆器等手工制品，收购当地的土特产，如香料、药材、珠宝等。但是长久定居之后，也有从事农业、手工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正是有了华人的定居，华商的海洋往来更有依靠。因而，17世纪前的亚洲海洋贸易就由具备各种各样功能和鲜明特征的众多港口推进着。

今天在文献中则把其中一些港口定义为所谓的商贸中心（emporia），即外来因素在该地没有持续扰乱供与求的自由游戏，能较长期地在相当稳定和可预测的条件下提供商品让本土和外国商人购买。张维华在谈到南洋华人的形成时说：“中国商人为了经商的便利，往往把他们一部分同行的人长期安置在南洋，出卖他们带来的商品或采购他们所要带回的东西，因为这样就可以缩短大多商人在南洋停留的时间。这一部分人既然长期居住在南洋，大多就在南洋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他们在南洋成家立业之后，也成为南洋的唐人。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基本上是这样构成的。其他各种关系，都是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

而从明代到清代，海外华人更是大规模地散居于南洋诸埠，如巨港、巴达维亚、泗水、廖内、邦加、马六甲、槟城、吉兰丹、北大年、曼谷、越南会安、加里曼丹、渤泥（文莱）、马尼拉等地方，繁衍生息，成为以血缘、地缘和传承文化相联系的纽带，更为海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奠定基础。因此，这些华人社区与中国贸易商之间保持着频繁的经济来往和其他关系，这一点是东南亚任何一个外来民族的贸易网络都不具备的。及至欧洲人东来，他们在东南亚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然形成。16世纪欧洲人到东南亚时，他们在东南亚水域的几乎每一个贸易口岸，如马六甲、马尼拉、万丹、北大年，都看到了华商的身影。他们经营各种生意，且是市场上的主要商人群体。在各港埠，华人水手掌握了主要的市场行销网，不仅是地方性贸易，而且国际性贸易也如此。

居住在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在海洋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不仅对中国海商发展南洋贸易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西方商人所重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都是欧洲市场和拉丁美洲市场上的畅销货，贩卖中国商品能收获高额利润。而他们获得中国商品大抵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运货到中国特许的贸易口岸，由中国港埠垄断商充当市场中介，卖出他们的货物，买进中国的商品。二是招徕中国海商和移民，通过中国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间接通商贸易。他们基本上是采用后者，利用华人充当贸易中介，得到中国商品。因而，东南亚华人、华商的地位更进一步得以彰显。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海商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可以说无人能替代。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一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不仅会建立起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来编织其在当地社会的人际网络，而且会沿着传统福建海外贸易的航路向南一路延伸，不断地扩展福建人的这一贸易网络。事实上，在17世纪初，亚洲海域确曾存在着一个福建人的经贸关系网。该网络起始于北方的日本九州岛群岛，向南一路延伸至马来群岛，而且早在郑氏家族的海上帝国出现之前，福建人的这一海上贸易网络就已大致成形，而且运作良好。

英国学者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曾指出：印尼和马来亚的华侨，特别是爪哇岛最早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闽南，他们多居住在港口、城镇和市郊，除“契约华工”外，大多数从事零售商、手工业或开荒地种植经济作物，而定居马来半岛的华侨多集中于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是马来亚的拓荒者和流通商业网的主要构成者。在近代早期的亚洲海域，福建人所创造的贸易网络使得各地的闽商均可互通信息，同声共气，密切合作。他们作为近代早期亚洲海域最富有胆识和创业精神的商人集团，不仅在东亚水域表现出色，而且在连接东亚与东南亚的航海贸易体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亚洲的海洋贸易网络基本上等同于福建移民的网络。

18世纪，中国、欧洲市场对黄金、锡、胡椒等需求飞快高涨，对于此等资源十分丰富的东南亚群岛来说，这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当地人不善经营的特点和劳动力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满足前来贸易的各地商人，结果使以福建人为主的华商经营自然地深入到环苏门答腊岛的周边地域，并从贸易向产业渗透。如同种植业一样，整个18世纪的采矿业（加里曼丹西部金矿，苏门答腊的锡矿）几乎全依靠华侨资金与管理。19世纪初，华商在上述各种植园和矿区活动，且进一步染指内地贸易。截至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贸易和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日益发展扩大，东南亚各殖民政权纷纷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加上西方资本大量流入，群岛地区作为西方工业品生产原料来源地及商品销售市场的地位得到加强，经济生活蓬勃发展。这为华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巨大利益，使其经营规模、数量日增，有力地促进其面向当地化的转化。而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华商大力经营橡胶种植和贸易，为华商经济打下雄厚基础。

总的来说，公元11～20世纪上半期，整个世界的海洋贸易或多或少都受到东南亚独有商品元素的兴衰和流动支配。而广阔的大海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它把环苏门答腊岛周边地域的居民和港口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华商的参与，以海洋贸易构建起区域民族互动、文化交流与经济联系的图景。而苏门答腊在联系阿拉伯、波斯、印度等与中国，马来世界和中南半岛诸政权和港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和意义。而华商在其间穿针引线，创业经营，编织出复杂的亚洲海洋贸易网络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