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巨港为中心的苏门答腊岛南部区域海洋贸易与中国人活动

第一节 环苏门答腊岛区域早期的海洋贸易与中国人活动

一 贸易、航线、港口与中国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或贸易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些交流自战国以后有明显增长趋势，其中西汉时期由于版图延伸至今天的越南北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但这些大多为陆上贸易。

至于海洋贸易，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在公元前业已存在，主要以马来半岛为界，东南亚向西与印度、波斯等地，向东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均已开通。当时的海上贸易情景概况是：从中国出发，沿越南南部沿岸航行，然后进入暹罗湾，到达马来半岛北部，在克拉地峡附近卸货，通过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在马来半岛西海岸将货物装船，近苏门答腊岛再转运印度、波斯等地，反之亦然。正由于这种经营特点，起初东南亚与中国、印度等地贸易往来最多的是苏门答腊岛北部、马来半岛北部和越南南部。所以《汉书·地理志》也说“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另一条贸易航线从海上到马来半岛东部港口登陆，从陆上穿越半岛或稍北的克拉地峡到达马来半岛西部港口，再由海上横渡孟加拉湾经锡兰（今斯里兰卡）或直达南印度。两条路线都需要水陆联运。在当时条件下，商品的一再装卸极为不便，特别是陆上运输工具落后，依靠车载兽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存在许多困难。而当时对苏门答腊岛仅是遥指，没有实际登陆。

由于线路漫长、困难，故东南亚各地商人都有参与其中。众多的马来水手以及其他各地逐利群体在此进行着各种贸易。其中，扶南商人经营的是从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进口的乳香、没药、树脂、制造香水和熏香原料等，用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巽他海峡和印尼西部各港口的水手则利用他们熟知的对华贸易航线，将中国商品带回本地港口，进而通过巽他海峡的货物转运站将这些商品运往印度及西方等地。同时，他们还极力地推销东南亚的特产，如樟脑、沉香、檀香木等。马来水手主要以巽他海峡为中转地，经营爪哇海地区与扶南王国的香料——沉香、檀香和丁香。他们的贸易活动不仅十分活跃，而且范围广泛，向西远至非洲东海岸，向东则达中国，通过数千公里的航程，将一个地方的特有物产运载到另外一个地方。

大约在公元1世纪，以“金洲”出名的苏门答腊岛引起印度商人和希腊地理学家的强烈兴趣。大批印度人从次大陆的南端渡海而来，带着古国文明，来此生息。秦代在越南置郡以后，苏门答腊岛的商舶沿着印度支那半岛航行，到达交州贸易的商舶已逐渐增加。汉代就已开辟了从南海、徐闻出航，沿马来半岛去印度的航道，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这条航道的咽喉，为商船必经之地。晋代高僧法显自印度返国，就是从这条商道搭载商舶辗转回来的。因而，在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及扶南人的带动下，公元2～3世纪，包括小巽他群岛、马鲁古、加里曼丹东海岸、爪哇和苏门答腊南端海岸的爪哇海域活跃起来。到5世纪，人们开始频繁利用马六甲海峡进行东西方贸易，相当一部分的贸易开始从马来半岛北部转移到马六甲海峡。同时，马六甲海峡逐渐成为运送香料的通道。随着香料贸易的发展，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成为西加里曼丹、爪哇和东部群岛的贸易中心。总之，东南亚南部岛屿地区的海洋贸易活动逐渐发展起来了。

其显著代表为得益于“联运航线”而崛起的扶南古国。公元3～6世纪的时候，扶南已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国家，版图包括今天的越南南部、湄公河中下游、湄南河流域的大半以及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根据史料的记载，扶南和中国通使至少26次。公元523年，梁朝更授予扶南国王“安南将军扶南王”的称号，充分显示出扶南在东南亚的地位，特别是和中国朝贡贸易的频繁。其时扶南不仅以东南亚的特产金、银、铜、锡、沉香木、象牙等去换取中国的丝绸和印度及其以西各国的产品，而且利用在南海商路上的居间地位发展中介贸易。例如，扶南经常把从印度运来的西方产品，如苏合、郁金香、玻璃等转贩于中国，以获得巨额利润。当时，中国人与印度支那以及马来半岛的贸易，要比他们与爪哇—苏门答腊的贸易重要。诃罗单（又作“呵罗单”，下同）的商品，大多数可从扶南和林邑获得，干陀利的商品亦是。

另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时，爪哇—苏门答腊日益变得重要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扶南的一些属国动荡不安，迫使商人们改用较为直接的海上航线。公元4世纪时，扶南的局势动荡是南海贸易中心更向南移的原因之一。马来半岛上的扶南属地可能也陷入这种动乱之中。于是，商贾们发现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泊留在苏门答腊（或爪哇、或加里曼丹西岸）较为安全。如法显于公元414年访问了这样一个商业中心，其位于耶婆提国。这也可以从那些由锡兰前往马来群岛的“商人大船”所采用的航线中看到。该商业中心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逐渐熟悉了南中国海的季风与海流情况，从而使船舶有可能在季风时节向东北方流动，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就可以从耶婆提国扬帆直航抵达广州。不过，当克拉地峡地区在公元5世纪恢复和平，而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内的海盗愈加猖獗时，商人们又返回到这条古老的横越半岛的路线上去了。这条古老的路线还有另一种吸引力，那就是盘盘、狼牙修和丹丹等国盛产各种香木和染料，此类物品在中国始终是畅销的。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扶南作为南中国海的商业中心之一又重新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扶南与印度之间那条横越半岛的通道又被利用，扶南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顿逊因此而成功地攫取到大量东西方贸易的利润。

已故的美国著名东南亚历史学家0. W. Wolters在其1967年出版的研究早期印尼群岛贸易的著作中曾指出，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马来水手和船舶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来自西亚“波斯”的奢侈商品辗转运输到中国市场。而室利佛逝时期印尼群岛的贸易之所以能够突然获得发展，是因为中国市场能够接受印尼群岛出产的树脂、安息香，以及产自苏门答腊岛的婆律香（Barus龙脑香）。换言之，Wolters认为，早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印尼群岛的马来人就已经垄断了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奢侈品海上贸易。

晋代以后，南海贸易在数量和商品种类上有所增长，并从完全经营奢侈品的贸易开始转变成主要经营供应全中国涌现出来的无数寺庙的“信徒们”所用商品的贸易。梁武帝在位时和逝世后，情况尤为如此。因此，到南朝的刘宋王朝和梁王朝时期，印尼向中国朝贡的情况为：①爪哇中部（或西部）的诃罗单国（Haratan），在刘宋元嘉七年至二十九年（430～452年）来中国朝贡8次，平均近3年一次。②爪哇西部的多罗摩国（Taruma，又译为阇婆婆达国、阇婆达国），在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遣使入贡，其使节呈递的国书充满亲善友好之词。③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干陀利国（Kandari）在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遣使朝贡，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即梁武帝刚建立自己的王朝时，又遣使朝贡，至天监十七年（518年）再来朝贡，普通元年（520年）又献方物（即地方特产）。④苏门答腊岛的另一个国家媻皇国（Tulangbawang，又译婆皇国、蒲黄国），在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皆来朝贡，刘宋孝建三年（456年）、大明三年（459年）、大明八年（464年）、泰始二年（466年）皆来朝贡，在这24年中，共朝贡7次。从朝贡的情况可知，南朝时期中国同印尼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国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并有着积极的海洋贸易往来。

尤其是苏门答腊，它甚至比爪哇更早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它位于中国到印度的航道上。早在公元460年，中国就接待过苏门答腊的一个朝贡使节；以后显然也有经常的商业往来（金、银、棉花、樟脑、木棉、象牙、木刻、香料、舫擞品），同时该处许多中国人的居留地也有很大的扩张。到了梁朝，顿逊并不是马来半岛唯一的商业中心。公元5世纪中叶，有贸易关系的盘盘亦位于马来半岛北部。在梁朝，盘盘的地位更加重要；其时，在盘盘以南还有狼牙修和丹丹两个王国。以下贡品说明了此项贸易的性质。盘盘奉献：牙像及塔，并献沉香、檀香等香数十种，以及佛牙及书塔。绝大多数的物品与佛教宗拜有关。丹丹奉献：牙像及塔各二驱，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还有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这些可窥见以苏门答腊为枢纽的转口贸易在该地域十分兴盛。

而且，我国在公元5世纪初（东晋）造船技术已相当先进，且能制造“八槽船”，能适度开展远航进行贸易。但从世界航海史的角度看，公元1～8世纪（汉代至唐代中期），波斯湾、印度洋至南中国海的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始终是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占优势。公元1～5世纪（西汉末期至南北朝），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大为增加，并且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印度化”国家。公元3～4世纪（三国至两晋），波斯商人经常在中东和远东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公元4～7世纪（两晋至唐初），所有东非、阿拉伯、印度、东南亚输送至中国的货物，通常标明来自波斯，因为那时候来到中国贩卖货物的大多是波斯商人。公元7～8世纪（唐代前中期），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又兴起一个强大的海上贸易国家——室利佛逝。它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在公元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到印度求取佛法，还是需要乘波斯舶，“未隔两旬，果之份逝”，然后再经末罗瑜、揭茶而到印度。他所记述的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六十人，其中取海道前往的过半数，走的就是这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既有波斯舶，还有王舶，证明马六甲海峡已经畅通，已成为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

到公元7世纪中叶（唐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大食国（阿拉伯）崛起于西亚，并由海道向东方推广其商业。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唐代中后期），阿拉伯国家发展到最繁盛时期，尤其是在8世纪后半叶，阿拔斯·哈里发建都巴格达之后，阿拉伯商人对海洋贸易的经营不遗余力，常常来往于波斯湾、印度洋、南中国海之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5世纪（明代）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可以说，“8世纪时，中西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还是主要掌握在阿拉伯商人之手”。这些从阿拉伯等地来广州贸易的商船，终年川流不息。而有不少中国的求法高僧，就是附搭这些商船前往的如并州的常慜禅师，“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诣中天”；益州的义朗法师，“同附商舶，挂百丈，凌万波，越柯扶南，缀缆郎迦戌”；贞固禅师，“同附商舶，共之佛逝，后与义净同返广府”；义净本人亦于咸亨二年（671年），随龚州使君冯孝铨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也有一般僧人，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如天宝十年（751年）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于阿拉伯居留了12年，至宝应元年（762年）才搭乘商船回广州。

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已经明确记录了经马六甲海峡，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交通，并描述锡兰商人经常到苏门答腊的货物集散地去做贸易，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主要运来白豆蔻、木兰皮、檀香、丁香、龙脑，来换取陶瓷、丝帛等物。而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远洋航线到了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汉以来，中国到印度洋的航线，起先还必须上岸陆行一段再转船；两晋南北朝时，也不过在苏门答腊转船，其远程也只到锡兰和印度南岸。到了唐代，则已沿印度西海岸北上，横渡阿拉伯海而达今天阿拉伯半岛周围地区了。唐代中国向印度洋国家航线的延伸，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此时中国已经能够制造足以同外国商船相媲美的大海船，又有众多的外国商船停泊在广州，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唐代形成的。到公元9世纪（唐代中后期）时，中国的海船也开始在波斯湾、印度洋、南海的航路上称雄，远超外国海船了。

唐末五代以后，泉州已紧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三大港。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泉州进入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南宋末年到元代，泉州超过广州，成为东南巨镇和“梯航万国”的都会。其中同泉州交往的国家以东南亚国家最多，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南宋时期，赵彦卫所著的《云麓漫钞》（于公元1206年成书）明确记载了“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有30国，其中大部分是东南亚国家。公元1225年，时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的赵汝适写成《诸蕃志》，所列国家增至57国，其中23个是东南亚国家。一百多年后，公元1329～1345年，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附乘商舶从泉州港启程远航，回国后根据“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确”，写成了包括99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略》，其中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64个。这些书对从中国到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的港口和政权都有所描述。

因而，至元代，环苏门答腊岛的贸易航线已经基本成型。它主要可划分为：①东洋航路，即通高丽、日本的航线。②南海航路。一条是乘海船抵达安南的云屯港（今海防）；另一条是先泛海至广西，从中越边界入境。宋代船只由泉州港航往菲律宾，必先南航至三佛齐，转东北航至渤泥，约40日可达，再由渤泥向东北航，约30日才到达菲律宾。到了元代，有船只由漳州或台湾南航直达菲律宾。元代以后，航线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增多，而且开辟了从泉州经澎湖、琉球至菲律宾的定期航线，以及泉州—澎湖—琉球—麻逸（摩逸）的新航路。元代通航马六甲海峡以东各航区船只增多，船只从泉州或广西西南航经今日越南河内，至今加里曼丹岛而后向东达菲律宾；或由加里曼丹南航至今印尼的泗水。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97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38个。③西亚、非洲航路。元代以前基本上通过阿拉伯中转，到了元代，泉州港与波斯湾、亚丁湾一带国家和地区直接通商，从泉州或广州的船只航经今泰国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或由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至今缅甸仰光、孟加拉国、印度，至斯里兰卡，再西南行至今马尔代夫群岛；或由斯里兰卡经印度南部，西至当时波斯湾的名港忽里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由此西行经今阿曼佐法尔，西入亚丁湾的麦加，再西抵开罗；或由佐法尔南行至今东非索马里、坦桑尼亚、直达马达加斯加。④欧洲航路。当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海路有两条，一条是渡地中海至埃及，从埃及出红海东来；另一条是取道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至波斯湾，从波斯湾抵达中国。泉州是中国与欧洲交通的主要口岸，欧洲商品多在此卸货，然后转运中国各地。泉州同波斯湾头的火鲁没思之间的航路，不仅是当时最繁忙的东西贸易通道，而且也是连接中国同阿拉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纽带。到了公元14世纪，联系中南半岛与马来世界之间，以及往中国长距离贸易的多数已经是中国船，间或有东南亚船只。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活动也渐次增多起来。

二 早期中国人在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的活动

荷兰考古学家奥赛·德·弗玲尼斯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巴厘和苏拉咸西诸岛都发现了中国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陶器。他在西爪哇的万丹发现祭祀用的汉代陶器，认为有此明器（随葬品）的坟墓必是死在当地的中国人的墓冢。他推断远在两千年前，中国人已漂洋过海踏上印尼的国土，有可能在万丹定居下来。

事实上，某些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也证明了汉代中国确实已经同印尼的三个主要岛屿，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而且，可能在苏门答腊、爪哇两岛亦有华人定居。1934年，荷兰考古学家海涅·赫尔德恩（Heine Geldern）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帕赛玛（Pasemah）发现了史前时期的石碑雕刻，其风格与中国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时期的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年）之墓前诸石刻有相似之处。他由此而断言，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即汉武帝时期），中国人的足迹已经到达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又在苏门答腊岛中部西海岸附近的科林芝（Korinci）古冢出土的诸明器（即随葬品）中，发现一件陶器，上面写有“初元四年”的字样，证明是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制品，由此推知公元前1世纪苏门答腊岛已有中国人定居。1938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博物院人员在苏门答腊岛中部东岸茵德拉奇利（Indragiri）的关丹（Kwantan，位于占碑北部）地区发现汉代两耳陶钵。该钵所刻的图画具有汉代武氏祠的人物画像作风。

大量汉代陶瓷是通过官方和私营海上贸易输入苏门答腊岛销售，它证实了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已经和苏门答腊岛各地发生了经济与文化联系。《汉书》卷28记载：武帝年间，中国使者已到达今越南南圻、泰国的罗斛及华富里乃至印度进行贸易。据研究，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主要由官方主持，同时也有商人和水手参与，贸易物品主要是明珠、璧流离、奇石等奢侈品。东汉时期，中国人因为佛教信仰的追求，开始涉入该区域。

而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据有江东，以水军立国，并且积极向南方扩展势力。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河海洋的交通需要，东吴积极发展造船业。造船技术有了重大发展。东吴的海船也经常航行于东海和南中国海。黄武五年（公元226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孙权曾派遣朱应、康泰两人访问东南亚五国，他们回国后，把亲身经历和听来的各国情况记录下来，写成《扶南异物志》（朱应撰述）和《吴时外国传》（康泰撰述）。其中，《吴时外国传》提到不少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地名。它提道：“诸薄之西有薄叹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贾人，易粮米杂物。”这“薄叹洲”可能是指苏门答腊岛，其梵文名Suvarna Dvipa，意即“金岛国”，又译为“金洲”。书中还提到“诸薄之东南有北栌洲，出锡，转卖外徼”。这“北栌洲”是指产锡的勿里洞岛。它又提到“诸薄之北有巨延洲”，这“巨延洲”是指婆罗洲。从上述描述可以推测，三国时代的东吴与东南亚及苏门答腊的海陆交通和海上贸易关系绝不逊于两汉。而贸易必然会带来人员的流动散居。

一方面，随着扶南古国的衰落，航运路线由半岛向海岛区域转移，东西方贸易开始突破马来半岛的陆地阻隔。同时，伴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船只和商人改从离岸较远的深海航行，并试图摆脱马来半岛的阻挠而直接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南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南朝对外海路和海上贸易关系的发展，以及佛教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广为传播，东南亚各国同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当时出海远洋的中国人，除了外交使节和商人外，还有不少的佛教僧侣。例如，东晋高僧法显曾由印度、斯里兰卡两地求得佛法后取海路回国时遭遇险情。《佛国记》所载路线，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正是取道马六甲海峡的深水航线。

此时，东南亚的产品已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识。早在刘宋孝武帝时期（454～464年），苏门答腊就有一个使者笠留陁，奉王命前往中国，以后又就金银、棉花、樟脑、藤、术棉、象牙、木刻、香料和做品等进行定期的交易。据中国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扶南国……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林邑国……其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玳瑁、贝齿、吉贝、沉木香”。同时，成群结队的印度商人每年都在“贸易风”的吹送下来往于他们已经熟悉的港口，中国商人也确定无疑地参与到这一地区的海洋贸易中。早期的西方史料多次指出，波斯商人在古代东方的主要商业据点是地处南亚的锡兰。希腊学者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公元6世纪初记述说，当时，在锡兰已有大批的波斯商人。不过，根据他的记载，波斯商人当时似乎最远只航行至锡兰，在当地与远道而来的东方商贾交易，包括那些来自中国、马来亚及恒河流域的商人。

而公元6世纪初，福建南部和古代东南亚各主要港埠、王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已日趋完善，成为常态。当时，在中国传播佛教的印度高僧经常前往梁安郡（即泉州府），以便搭乘大型海舶返回天竺。例如，公元558年，一位名为拘那罗陀（Kulanatha）的印度高僧来到梁安郡，旨在搭乘商船前往位于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Patani）一带的棱伽修国（Lankasuka）。到唐初时，经由马六甲海峡的商道已经完全成熟。从唐代贾耽所著的《广州通海夷道》可以看出，当时航船从中国广州出发后，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进入印度半岛南部。由于这条商道的开辟，中国商船和阿拉伯帝国商船定期往来于中国广州和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巴格达）之间，广州和缚达为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中国僧人、中国商人、阿拉伯商人，甚至少量的印度商人，都在这条航线上穿梭，落脚于某个港口。

莱佛士所著《爪哇史》、坎贝尔所著《爪哇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记载：在公元10世纪上半叶（即五代十国时期），有一艘中国海船在爪哇三宝垄附近的海上沉没，船员和乘客（中国人）分别在扎巴拉（Japara）、三宝垄、直葛（Tegal）上岸，其管仓者向直葛土王献上宝石之后，获得土王的许可，定居该地，并且受到很好的待遇。这件事说明，继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爪哇中部地区已经有华侨定居。当然，华侨的活动肯定不仅限于爪哇一地，而且扩展到其他岛屿，首先是苏门答腊，因为该岛是中国与印度、波斯商贸、文化交汇的必经要道，应该比爪哇更早受到华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