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突破为主导的话语转换机制——胡风对《讲话》的话语转换
以突破为主导的话语转换机制是在尊重《讲话》创作大方向的基础上，对其所规定的一些文艺创作要求进行冲破，敢于表达个性的观点，是富有创建性的话语转换方式。胡风是这一话语转换机制的代表人物。
胡风的理论虽极具个性，但其本人是拥护《讲话》的，其文艺观念也并不是与《讲话》精神相背离的。之所以说胡风的理论有个性，主要是因为他并不像同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一样，无条件地服从《讲话》的一切内容，而是在服从《讲话》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实际适当地发表自己对文艺问题的独到看法，试图突破《讲话》的桎梏。这在当时就显得特别“另类”，但也是胡风对《讲话》话语转换的特别之处。
（一）对《讲话》精神与原则的认同
胡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理论，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强调文艺创作的大众化方向，这与《讲话》在根源上是相同的，因此，胡风的文艺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讲话》的原则。如果胡风本人反对《讲话》的观点，何来对《讲话》的话语转换呢？因此，胡风对《讲话》精神与原则的认同是话语转换的前提，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创作观又是胡风对《讲话》认同的基础。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关系文艺阶级性的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因此，阶级性是文艺的鲜明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毛泽东和胡风都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观，坚持以人民大众为主导的文艺方向观，因此胡风在根本原则上是与《讲话》保持一致的。有些人批评胡风反对《讲话》精神，反对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胡风不可能反对自己的阶级立场，更不可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只是胡风执拗的性格和犀利的文风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讲话》可以看作一部人民文艺创作的指导纲领，在这里，一切文艺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
胡风历来重视对文艺与人民大众关系的研究，他在诸多文章中都阐释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胡风对大众化的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一方面是“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合大众的生活欲求”；一方面是“怎样使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
这两方面的内容说明了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与劳动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质就是如何走到人民当中去，以及如何反映他们的生活。其次，胡风重视文艺大众化的作用：“‘大众化’的内容，一方面是为劳动人民的，另一面是能被劳动人民享有的。”通过革命文艺家的努力，让文艺去启迪民智，使其能够成为劳动人民认识客观世界、批判现实生活的有力武器。最后，胡风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实现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而民族革命战争能够更好地促进文艺活动与大众生活的有机结合，他呼吁文艺理论家充分运用当下的有利条件，“今后的文学活动的主要方向，将要沿着大众化的道路前进，文学活动的主要程序将要随着各地的民众动员和游击的工作而被规定”。可见，胡风始终坚持文艺创作的大众化方向，始终坚持文艺要贴近人民、贴近生活，始终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且他自己也是坚持这么做的。
胡风与《讲话》的文艺创作观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坚持以人民大众为主导的文艺创作观。这是胡风对《讲话》精神认同的根源，也是胡风拥护《讲话》的基础。可以说，胡风的思想与《讲话》是同根同源的，两者在阶级立场和文艺的根本方向上并行不悖，因此，胡风有理由推崇《讲话》的精神和原则、补充《讲话》的内涵。
（二）对《讲话》话语的个性化突破转换
胡风作为一位铮铮铁骨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自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决定了他对《讲话》的内容不会像周扬一样全盘照抄，亦步亦趋地接受。他在拥护《讲话》精神与原则的基础上，对《讲话》的一些观点进行了突破创新，这正是胡风对《讲话》进行话语转换的特殊方式，也是他与周扬最大的区别。胡风的“突破”很大胆，有些观点看起来是与《讲话》背道而驰的，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他的观点与《讲话》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突破”并不是否定，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赋予《讲话》新的生命力。胡风在大多数人亦步亦趋地跟随《讲话》的情况下，勇敢地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要从文艺创作主体、文艺创作客体、歌颂与批判、文艺的功能和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五个方面对《讲话》的话语进行突破转换。这五个问题既是《讲话》论述的重点问题，也是能够彰显胡风文艺观点特色的地方。
1．对文艺创作主体态度的突破
文艺理论家是文艺创作的主体，毛泽东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胡风更是重视创作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胡风同意《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观点，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说，“那么，这样说，不是不必提出知识分子作家改造的问题，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么？恰恰相反。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更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的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这种游离性具有很大的危害，如果不能克服它，“就不能真正使感情（同时也是思想）发生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但要克服它，就得在实践过程里面深入人民的内容，使他的二重人格在‘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当中进行改造”。胡风认识到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性与游离性的“二重人格”，这决定了知识分子必然要接受改造。他不仅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而且还明确提出改造的途径就是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将知识分子自身的“二重人格”固化为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重人格”，这与《讲话》保持了一致。
胡风承认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包括他自己。但是他坚信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的成分，是沟通先进思想与人民群众的重要基础。这一点与《讲话》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他是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根源的：“第一，由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激巨的变化，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第二，在这个激巨的变化里面产生了民主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反叛旧的社会出身，在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第三，他们大多数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地盘，激巨的变化的中国社会又没有产生能够雇佣广大知识分子的有力雇主（强大的国家机构和发达了的资产阶级），那大多数就变成了所谓下层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力出卖者，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没有所谓职业保障的不安情形下面出卖劳力。这就击碎了他们的愿望或幻想，使他们里面真诚地想有所追求、有所奉献的人们也感到了失望和痛苦，因而把心情转向着祖国和他们自己的前途，有可能正视以至走向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实际斗争，有的甚至是抱着狂热的渴望或带着真实的经验，也就是和人民结合的内容的。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民，是并不为错的。这样才能理解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胡风的这段话似乎是在为知识分子“正名”，不过应该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远非原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十分落魄，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愿望和梦想。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革命倾向的，与广大工农兵一样急切希望通过斗争改变自身悲惨的现状，甚至比工人和农民更具有革命倾向与战斗力。
胡风在肯定《讲话》关于革命文艺家接受改造的观点的同时，也肯定文艺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情感，突破了《讲话》只重客观生活而忽视作家主观努力的局限。胡风从理论层面充分论证了作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人格力量”等观点，倡导作家主观力量的高扬与扩张，注重“人”的力量的张扬。“主观战斗精神”是指作家对客观现实生活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是胡风提倡文艺理论家能动性发挥的总纲领。“自我扩张”理论描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客观对象的互动关系。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当他的精神世界涌入客观对象时，也正是他扩张自己的时候。但是这个涌入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客观对象并不是天生和谐匹配的，双方要经历或者抵抗，或者迎合，或者选择的复杂过程。这个作家自我斗争的过程就是“自我扩张”的过程，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扩张”。这里的“自我扩张”是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客观对象双向作用、互动的结果，不是作家主观力量的无限膨胀，其明显区别于主观主义对个体力量的片面强调。“人格力量”是作家自身的、内在的能够发掘美好事物、批判污秽事物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发现、分析并拥抱、保卫时代的精神要求，拥有这种人格力量才能发现新生的动向，保持积极的性格，即使处理“黑暗”的作品也同样能够给予读者精神上的鼓舞，为其带来积极的影响。
2．对文艺创作客体态度的突破
《讲话》和胡风都十分重视文艺创作的客体——人民群众，主张文艺应该深入描写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情感，赞扬其对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比《讲话》更进了一步，他不仅看到了人民群众革命性的一面，也揭示了人民群众封建落后的一面，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胡风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写道：“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那么，他们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人民群众虽然有革命的一面，但是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他们身上一直“潜伏”着封建的“余毒”，脖子上一直戴着封建时代的精神枷锁，这就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并且他们时时刻刻显出麻木不仁、自欺欺人的劣根性。但是，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奴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于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邪恶势力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因此，在歌颂人民群众革命激情的同时，必须正视他们身上的缺陷，采取揭发、救治的态度。文艺理论家揭发人民群众身上“创伤”的目的是救治人民，而不是为了嘲笑人民的愚昧落后，揭发只是手段，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并克服，突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邪恶势力的束缚，得到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才是最终目标。因此，应对人民群众采取救治的态度，使之摆脱“精神奴役创伤”，成长为健康的、斗志昂扬的社会公民。
胡风在肯定《讲话》对人民群众歌颂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人民群众不仅应该歌颂与学习，还应该揭发与救治，对他们进行启蒙思想的教育。这打破了人民群众完美无瑕的“神话”，使人民群众成为由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一对文艺创作客体态度的转变是胡风对《讲话》更为科学、更为正确的突破转换。总体来看，胡风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批评为主，歌颂为辅，他主要从“精神奴役创伤”这个角度来进行探讨，重点揭露了人民群众的封建性、落后性。他主张应该及时对人民群众的“创伤”进行“疗治”，这与周扬提倡的无条件歌颂人民群众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认识到的人民群众也有自身的缺点弥补了周扬对待这一问题的片面性，但胡风过分强调群众的落后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过多看到人民群众身上的落后性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冯雪峰看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加客观公正，第三章将重点论述。
3．对歌颂与批判问题的突破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问题做出了论断：“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胡风对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他支持歌颂光明的事件，也主张暴露黑暗的势力。《讲话》还进一步限定了暴露与批判的对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反动势力才能成为文艺家笔下暴露与批判的对象，人民群众只能是歌颂的对象，即使人民群众有缺点，那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自我批评得到克服。《讲话》的这一论断在战争年代对于明确文艺理论家的创作方向具有很大的指引作用，但对于创作对象也存在“一刀切”的弊端，会使创作对象的真实性与生动性大打折扣，甚至会使文艺创作陷入模式化的尴尬境地。周扬完全接受了《讲话》的说法，他认为人民群众都是歌颂的对象，人民群众是没有缺点和瑕疵的，文艺家不应该也不能批判人民大众，黑暗邪恶势力才是文艺家批判的对象。
胡风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与周扬存在很大的不同，他提出：“我们应该在优点和缺陷的交错中画出一个人物，丢掉了批判就不能满足对于读者的义务。”胡风认为对于一个真实人物的刻画，既要歌颂他的优点，也要批判他的缺点。对于“批判”，胡风辨析了人们对它的误区：批判并不是对对象的攻击与否定，而是对其性格关联的全面分析，只有真实地批判，才能真实地歌颂，无论是批判还是歌颂，客观交代描写对象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革命英雄在战场上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浴血奋战，这些“最可爱的人”自然应该成为歌颂的对象，但是只有歌颂没有批判或者说革命英雄只有优点而无缺陷，那是不真实的，将人民群众无限度地神化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作家描写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文艺创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优点就要歌颂，对于缺点也要根据客观实际进行批判。因此，胡风呼吁当时的革命文艺家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定要“更广泛的歌颂”，也要“更广泛的批判”。
对于歌颂与批判，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因为喜爱某人就超出限度地歌颂，也不能因为憎恶某人就无休止地批判。文艺理论家在创作时，要客观真实地表达观点与看法，不能把文艺创作变成个人发泄情绪的工具，否则就完全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胡风在接受《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原则的基础上，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歌颂与暴露并非截然对立，并非不能同时运用在人民群众身上。他通过提倡歌颂与批判共存，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创作中样板化的错误倾向，提高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这一突破提高了《讲话》的客观性与普适性。
4．对文艺的功能问题的突破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即文艺最有价值的功能就是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功能。这种政治功能主导论为文艺的功能做出了终极判定，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一大批革命文艺理论家在严格遵照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使文艺逐渐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唯一的功能。胡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当然也赞成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这一根本原则上他是坚定拥护《讲话》主张的。但是如果说文艺仅有政治宣传这一个功能，胡风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文艺除了具有政治宣传功能外，还有启蒙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在胡风看来，文艺应该肩负起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教育责任，发挥其启蒙教育的作用。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经济凋敝，社会落后，人民大众更是愚昧无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人”的概念大大弱化甚至消失了。鲁迅提出了“国民劣根性”的概念，并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借助文艺的力量来改造国民劣根性。胡风在鲁迅的基础上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指出人民群众虽然是革命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以及剥削阶级的压迫，胡风强调：“作家一方面要十分重视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并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也要时刻注意他们身上的封建余毒，要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文艺理论家在与人民群众深入结合的同时，要清楚认识到人民身上的“创伤”，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只有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才能提升人民的素质，进而从根本上对中国进行变革。从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到胡风提出的“精神奴役创伤论”，都指出了人民大众身上存在的深入骨髓的伤痕，但这些精神伤痕的愈合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文艺理论家拿起文艺这把“手术刀”，为人民大众“刮骨疗伤”，祛除群众的麻木和愚昧，点燃人民的战斗激情，使文艺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
文艺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而文艺作品必然具备审美功能。“文艺并不是生活的复写，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和作家的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文艺所表现的真理必须是经过个性化处理的结果，它应当具有审美价值，能够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凭借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体验人生。文艺尽管具有政治宣传的功能，但文艺的审美本质不可忽略，对文艺审美本质功能的回归正是胡风对《讲话》关于文艺功能的补充。
胡风在认同和支持《讲话》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文艺的启蒙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力图使文艺摆脱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悲惨命运，突破以往文艺只有为政治服务的僵化功能，让文艺成为真正能够感悟生活、启迪人生的思想武器。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正视文艺的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5．对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的突破
文艺创作的源泉是指文艺创作素材的来源，可以来自现实生活、作者的主观精神、书籍课本等，这关系到文艺作品的层次与质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对文艺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文艺创作的源泉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现实。文艺理论家只有全身心投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经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系列的过程，才能真正开始有价值的创作。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唯有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才能创造有价值的作品。
胡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坚决支持《讲话》中文艺创作源泉的说法，他曾明确表示：“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反映生活的。”主张作家要深入人民生活，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可见，认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来自现实生活，承认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胡风在这一点与《讲话》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与此同时，胡风指出了另一个源泉：“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涌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涌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胡风并没有忘记现实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但创作的动力同样也有文艺理论家的主观精神。因此，他没有对《讲话》的源泉论盲目跟从，而是拓宽了文艺创作源泉的渠道——文艺创作的源泉不仅来自现实生活，也来自文艺作家的主观努力。他认为，如果创作的一切只来源于现实生活，那文艺就成了一面折射现实生活的普通镜子。照本宣科地完全复制不是真正的文艺，真正有活力的文艺是创作者将现实生活的材料进行典型化处理后融入自己的想法，其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
进一步说，胡风关于文艺创作源泉的观点是强调主客观的统一，其既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又有创作者主观精神的显现，应该说这是对《讲话》只强调客观环境的突破，避免了唯客观环境马首是瞻而忽略创作主体的主观努力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意识来源于实践，因而文艺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但文艺作品必须高于生活，生活的材料是粗糙的、零碎的，必须经过加工提炼才能成型，这就需要作家的主观努力，在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完成整个创作过程。胡风认为仅仅强调深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忽略作家的主观努力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他将《讲话》的创作源泉论加入了作家的“主观战斗力”，使得文艺创作源泉的问题更加完善。但不能据此认为胡风的源泉论是对《讲话》源泉论的否定，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胡风跟毛泽东在源泉论上原本是一致的，一个在原则层面，说生活是源泉，一个在实践层面，说主体与客体的斗争过程是源泉，一个是上游的源泉，一个是下游的源泉。”无论是“上游的源泉”还是“下游的源泉”，其实都是同一条“河流”，这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坚持文艺创作源泉的主客观统一是胡风对《讲话》的源泉论的突破深化。
胡风是20世纪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艺理论家，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现实主义”等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认为胡风的观点过分强调主观精神是反对客观主义的，过分突出主体性会造成对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忽视，甚至因此将他“打”成了“反革命集团”，这是很令人惋惜的。胡风本人是非常拥护《讲话》的，在《讲话》公开发表后，他曾积极参加了重庆文艺界组织的学习《讲话》活动，为他以后文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敌后战场，周边的现实情况与《讲话》“诞生”的解放区有很大区别，因此为了适应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他必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讲话》的一切观点，而是在接受它的总原则和实质精神的基础上，对《讲话》的话语形式进行突破转换。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胡风不可能反对《讲话》的精神和原则，而作为一名有见地、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也不可能全盘吸收《讲话》的一切。他不希望自己的理论个性被湮没，不允许自己的特点被抹杀，从而形成了他自己对《讲话》话语的个性化转换方式——以突破为主的话语转换机制。这种以突破为主的话语转换方式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很激进的，但这不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讲话》、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他的这种突破只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创新，并未对《讲话》的主旨和原则进行变更，这种独特的话语转换机制极大地丰富了《讲话》的内涵，使《讲话》能够在更大范围被传播和接受。
胡风在对《讲话》话语转换的过程中，其本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我们从胡风的理论、批评活动中，不仅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艰难历程，而且看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背负着历史的重荷，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在内外两方面的‘肉搏接站’中，一步一血痕地愤然前行的身影……”胡风是一位坚强的文艺战士，他对《讲话》大胆的突破极大丰富了其内涵，他的一丝不苟的坚韧品质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