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阐释为主导的话语转换机制——周扬对《讲话》的话语转换
以阐释为主导的话语转换机制主要是对《讲话》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这种话语转换机制对《讲话》的规定深信不疑，代表了对《讲话》的绝对服从，要求对《讲话》精神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周扬是这一话语转换机制的代表人物。
周扬自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
。正如他所说，自《讲话》问世以来，周扬就全盘接受并竭力阐释、推行《讲话》的精神，他也名副其实地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对《讲话》的话语转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从理论层面上提升《讲话》的地位，努力树立其权威性；二是对《讲话》的核心问题进行细致地阐释解读；三是结合社会实际情况，运用《讲话》精神对现实文艺作品进行褒扬或批判。周扬以这三方面努力构成了以阐释为主导的话语转换机制。
（一）树立《讲话》的权威性
《讲话》的权威性并非与生俱来，它所具有的权威性一方面与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政治强制力分不开，另一方面与周扬后来的大力宣传有很大关系。在《讲话》权威性树立的过程中，周扬可谓厥功至伟。
1．树立《讲话》权威性的及时性与必要性
在《讲话》“诞生”之时，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已成为革命的政治领袖，但他对这篇演讲词的权威性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讲话》是延安整风时期在文艺界整风的产物，最初的定位只是一个用来临时指导解放区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并非长期指导中国文艺走向的权威指向标。
由于《讲话》的权威性存在单薄之处，因此有效地树立其权威性的工作迫在眉睫，而打破对《讲话》这一基本定位并确立和巩固其权威地位的正是周扬。
2．从正面提升《讲话》的理论品格与历史地位
《讲话》作为指导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制订了文艺创作的大致方针和总原则，但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并没有阐述。周扬以《讲话》为纲，绘制了更为具体可行的体系蓝图，从历史地位和理论品格方面强化了《讲话》的权威性，将《讲话》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44年，周扬组织编纂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周扬在文章中对《讲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首次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相提并论。如果说之前毛泽东对《讲话》的权威性还存在顾虑的话，周扬编纂的这本书就完全打消他的疑虑并给足了他自信心。因而毛泽东看到周扬的这本书后大加赞赏：“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因此，周扬为毛泽东《讲话》权威性的树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扬对《讲话》的正面阐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字面意思上来对《讲话》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例如对“大众化”“文艺与政治”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尽的“发挥”，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转化到实践层面，并对践行这些核心概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二是从历史价值和文艺地位等方面对《讲话》进行了提升。经过周扬的阐释，《讲话》的定位不再只是延安文艺整风的产物，它已然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指导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指南针，更是成为能够与马恩列斯经典作品相提并论的历史巨著。
3．从反面烘托《讲话》的金科玉律
除了从正面提升《讲话》的理论品格与历史地位，周扬还经常自我检讨和批评有悖于《讲话》精神的作家作品，从反面衬托《讲话》的正确性，从而间接地强化了《讲话》的权威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演说《讲话》后没过几个月，周扬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的文章，以检讨的方式指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偏向，并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案。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充分表明了周扬对《讲话》的强烈认同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扬始终以《讲话》为标准，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严厉批判。首先，他猛烈批判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存有的小资产阶级情结。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上长期地习惯于单独工作或在很小的集团内工作，而在文艺修养上又往往受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较深”，这些恶习是造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的根源，阻碍了他们与工农兵和群众的结合。其次，他反对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概念化的作品将人民群众原本丰富多彩的生活描写得单一乏味，把原本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刻画得简单呆板。究其根源，是文艺创作的方向出现了偏差——文艺创作应该以人民生活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周扬看来，出现以上错误倾向的根源就是有些文艺工作者没有认真学习和落实《讲话》精神，没有深刻理解《讲话》的内涵。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学习《讲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提升了《讲话》的权威性。
与正面阐释相比，反面烘托更能够震撼与《讲话》精神相悖的创作者的心灵。周扬通过批判一些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节和主观主义倾向，清除了推广《讲话》的障碍，为其权威性的树立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二）对《讲话》核心话语的阐释转换
为了更好地贯彻《讲话》精神并巩固其权威地位，周扬在全盘接受《讲话》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力图将《讲话》的总体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措施。周扬从很多角度对《讲话》进行了诠释，但从他发表的文章来看，总体可以归结为对“大众化”、“普及与提高”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三个问题的阐释。“大众化”问题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是《讲话》规定的文艺创作的总方向。这要求文艺创作的主体即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先了解了自己文艺作品的受众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作。“普及与提高”问题探讨的是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手段方式问题。以“普及”为主和以“提高”为主是两种差别很大的服务手段，而且直接关系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原则问题。如果“文艺”和“政治”两者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出现含混不清的情况，就会直接影响到文艺创作的方向，把握不好这一根本原则，其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以上三点作为《讲话》极端重要的问题，基本囊括了《讲话》的核心观点，如果能够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就能够掌握《讲话》的精髓。周扬对这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讲话》论述的基础上不断把它的理论观点“经典化”，更加明确地解释了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同时界定了文艺与政治的从属关系。通过这种阐释，最终将《讲话》推上了“神坛”。
1．对“大众化”问题的阐释
“大众化”问题是《讲话》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毛泽东在《讲话》“引言”部分谈到工作问题时，指出文艺工作者存在脱离群众、对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不熟悉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并解释了其内涵“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这一对“大众化”的定义被周扬认为是最科学、最正确的解释。
周扬的任务不仅仅是证明这一问题的历史正确性，他的更大任务是更具体地阐释“大众化”问题，因为“新文艺能不能取得更大前途，完全决定于它能不能和大众有更进一步的结合”。周扬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这三个“最”字彰显了周扬对《讲话》内容的推崇，也为他的阐释行为找到了理由。他还指出，《讲话》“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这就为周扬论述“大众化”问题寻找到了突破口，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就是从文艺工作者的主观方面进行探讨的。
周扬认为当时的革命作家离毛泽东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在周扬看来，以往的文艺理论家总是以为人民大众都是愚昧无知的，存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认为“以人民为师”是无稽之谈。正是由于文艺工作者存在思想上的问题，更显示了对文艺工作者从思想层面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针对《讲话》中提出的很多文艺工作者在主观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周扬提出了对策。一方面，“对于从事语言艺术的文艺工作者，要与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习群众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要通过学习群众的大众语和方言土语，去除作品中“欧化”的毛病，摆脱知识分子个人情感的负担，走出“小资产阶级”的狭小世界。另一方面，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感情”，使自己的内心真正忠诚于革命事业，真心实意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改变我们的情感，使得我们的思想情感真正地做到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周扬不但深化了《讲话》中“大众化”的概念，而且提出了走向“文艺大众化”的实施办法，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体系，更新了过去仅仅可以读懂而疏于情感的“大众化”概念，这是对《讲话》中“大众化”理论的升华。
2．对“普及与提高”问题的阐释
明确了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周扬对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普及与提高”看似是一个要普及还是要提高的简单问题，其实是直接关系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复杂问题，如果没有对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有深刻的了解，就很难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将这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经典的概括：“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周扬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文艺理论上的最杰出的应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诊断”出文艺界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太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周扬认为自己也是存在这一问题的革命文艺家之一。面对《讲话》的批评指责，他很快于1942年9月发表文章《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副标题为“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从副标题可知，周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他也在文中进行了检讨：“我们却把提高与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所谓“关门提高”，就是忽视了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忽视了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一味地追求自身技艺的进步与提高，从而使教育与实际相脱节。随后周扬进一步指出：“从发生根源说，一切文艺都是从民间来的，高级的东西也正是由低级的东西生长起来的；从内容来说，凡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反映民众生活的。”他从文艺发生根源和价值的角度，突出了人民大众的崇高地位。周扬将《讲话》中的“工农兵”概念置换成了“民众”，并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将这一问题更加学术化地进行了解决。同时，周扬在文章中也进一步深化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高建立在普及基础上，而又反过去指导普及。因此只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才能指导普及；反之，能指导普及的提高才是有基础的提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周扬认为普及的工作更为迫切，但是提高的工作也不能中断。周扬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还从实际层面指出并分析了两者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在论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周扬并没有只停留在普及和提高这两个层面，而是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艺术与大众关系的高度，并指出二者是一种双向改造和提高的互动关系：“艺术从意识上去改造和提高大众，同时又在大众的方向和基础上来改造和提高自己。”周扬这种巧妙的转化，突出了作家创作的主动性。他将《讲话》论述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进行了深化，更加条理地阐释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
3．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阐释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讲话》最为核心的问题，这两者关系的正确解决关系到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影响着中国文艺的走向。毛泽东在《讲话》中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倡导“政治主导论”，要求艺术要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要求艺术表现党性。《讲话》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讲话》也提到了不能忽视文艺作品艺术性的问题，但是其论述的重点不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方面，即使谈到艺术性，那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宣传。
周扬完全继承了《讲话》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并将此贯彻一生。1961年7月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的发展是按照阶级的需要，必须符合它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不合需要的就要排斥。所以说文艺在阶级社会里，从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是为了巩固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文艺不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是不可设想的。”周扬一生基本上都在为这一观点辩护，在他眼中，文艺有义务反映各个时期的政治现状。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统一战线，共同抗日；40年代在解放区更加倡导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歌颂人民大众。他还会在不同的时期对文艺与政治服务的范围进行调整，战争时期，他将文艺绝对化为政治宣传鼓动的工具，认为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仅有方式，也是文艺的价值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服务的范围更广阔了。文艺的方向是一个，由于时代不同，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不管文艺是为国防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归根结底，文艺都是为所处时代的政治服务，这是周扬始终信奉的金科玉律，他已经将文艺和政治两者紧紧绑在了一起。
在不同时期，周扬对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观点有不同的论述，并不断修正他自己的观点。1952年5月，周扬在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这实际上就是使文艺服从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倾向。但是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1961年6月，周扬与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谈话时提到：“文艺和其它意识形态一样，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最根本的原则。”这次谈话中，他修改了原来文艺纯粹为政治服务的说法。1961年7月，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他指出：“文艺要为时代政治服务，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作品应当是既有反映当前现实的，又有概括时代的；可以有政治内容，也可以没有政治内容。”在这里，他对文艺作品中有关政治内容的要求进一步降低了。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扬在不断调整着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政治对文艺的控制力度正在弱化。但是无论如何修正，文艺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一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他对《讲话》的信奉度没有削弱，所以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讲话》的信仰态度。
此外，周扬也强烈反对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反对将所有的东西都加上政治观点。他认识到文艺是以自己特殊的姿态去服务政治的，他曾指出：“艺术和政治结合必得通过艺术自身的特殊性，特殊法则。”周扬本质上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从他早年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也积极探索过文艺创作规律。因此，如果说他是纯粹的政治家而没有文艺理论家的“成分”，似乎有失偏颇。但是当他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宣传者之后，政治家的角色迫使他去除个性，时刻保持党性。周扬似乎一直在政治家与文艺理论家的角色之间徘徊，从他早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具有很好的文艺理论素养，颇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一直沿着早期的路走下去，他或许能够成为更加出色的文艺理论家。可惜历史不容假设，他扮演政治家的“戏份儿”远远大于他扮演文艺理论家的“戏份儿”，历史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位纯粹的文艺理论家，历史上的周扬就是最真实的周扬。
（三）从实践层面阐释《讲话》精神
作为中共文艺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周扬不仅从理论层面上对《讲话》进行诠释，而且还不断用《讲话》规定的标尺来衡量文艺界创作实践的正确与否。《讲话》只是文艺理论的纲领，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无异于空喊口号，唯有将其要点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算是对其真正的坚持。尽管《讲话》诞生以来，大多数文艺理论家积极响应并坚决拥护，但也不乏背离《讲话》精神的作家作品。周扬根据《讲话》的原则来评判作家作品——通过褒扬来强化《讲话》的思想主张，通过批评来纠正存在“问题”的作品——从而使《讲话》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1．鼓励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鼓励新的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就是对《讲话》“大众化”主张的实践。周扬认为：“任何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历史的革命内容的，都应该让其存在，促其发展。艺术上各种形式的同时并存，或相互交替，决定于社会条件，群众的需要：最后的判断者是群众，是历史。”因此，一种艺术或一种文化能否持续发展，要看人民群众是否喜爱，是否需要，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是文艺长存的必然条件。
周扬善于树立典型，通过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作品的大力宣传，来引导和鼓励文艺工作者创造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如孙万福，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民诗人，周扬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孙万福唱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战斗的政治的诗歌。你看他每一句都歌唱得多么正确，他的是道道地地的人民的观点。”周扬看到了他情感的真挚、诗歌语言的质朴，他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人民的情感，完全符合《讲话》关于创造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要求。
周扬于1946年树立了另一个典型——赵树理，被周扬盛赞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连续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影响广泛的小说，而且其创作方向完全符合《讲话》中所要求的革命性与艺术性、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创作思路。周扬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发现了许多亮点，对于这一完全符合《讲话》精神要求的作家，必须大力宣传。他呐喊般地宣称：“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通过树立赵树理这一典型，周扬希望作家们都可以向赵树理学习，希望出现更多个像赵树理一样优秀的作家去践行《讲话》的精神。
2．批判“问题”作家作品
周扬在对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家、作品进行褒扬的同时，也对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作家、作品进行猛烈批判。
在《讲话》诞生之前以及诞生不久之时，文艺界存在着很多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当时很多作家没有走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甚至猛烈抨击解放区的一些黑暗现状。周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特别是当《讲话》诞生以后，他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对这个问题展开强烈批判，同时强化《讲话》的权威地位。在批判的对象中，王实味是最典型的一个。在《讲话》诞生后的第二个月，周扬就写文章对王实味进行了批判。周扬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一文中，对王实味的文艺观点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了王实味的基本文艺观：否定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文学与政治分开；要求文艺表现所谓的人性；主张文艺应该揭露黑暗，反对描写光明。在周扬看来，王实味的文艺观与《讲话》的文艺观完全相反。以前也有文艺家对王实味进行过批判，但是像周扬这样有条理地进行批判还是前所未有的。将王实味的文艺观系统化对其打击更大，周扬完全将王实味的文艺观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超越了一般的学术讨论范围，俨然从学术批判转换成了政治的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扬仍然没有减轻对“问题”作家、作品的批判力度，一直在实践层面紧紧追随《讲话》的脚步。20世纪50年代初，周扬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批判。他将电影《武训传》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艺术方面的表现，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与人民大众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截然相反，这正是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表现。周扬还通过细致的分析，揭露“武训”形象的丑恶与虚伪，认为歌颂武训就是歌颂黑暗，就是反人民。所以，周扬认为电影《武训传》歌颂了资产阶级，完全背离了《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原则，其危害性自是不言而喻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批判。
周扬在《讲话》精神的实践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对“符合《讲话》路线的文艺新事物给予积极评价扶持，对不符合新的意识形态、不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文艺作品进行批判，坚决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通过树立典型，让广大作家心中有一个创作的标杆，并不断向优秀的典型靠近；通过批判“问题”作家、作品，从精神甚至肉体上打击“问题分子”，对文艺工作者具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使其在实际的文艺创作中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一切创作都要在《讲话》指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正是周扬的努力，广大文艺工作者逐渐向榜样作家学习，对批判对象引以为戒，《讲话》的精神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