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整理的组织化

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整理，是中国经济史学形成阶段的突出特点，这与此前以个人为主的史料整理有根本的区别。整理过程中，目标明确，规划周全，利用分工合作，对有关史料进行全面整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和“食货派”的实践中都有突出体现。

汤象龙主持的明清档案财经史料的整理，参加工作者最多时达52人，抄录整理的材料达12万件，其中一半以上采用了统计表格的形式，此外还收集了大量的其他文书资料。尽管这些资料绝大部分直到今天还没有公开出版，但培养了数代经济史学者，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主脉。陶希圣以整理史料相号召，1935年9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组织人员将二十四史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记载，分条记录，分类汇存。他们最先从事的是唐代经济史料的整理，经过一年工作，将所搜辑的史料编成《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册，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其中《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印行面世，其余只印成清样，未及正式出版发行，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事遂中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全部出版。“食货派”还对中日文书籍杂志中的敦煌户籍丁籍资料进行了整理，1936年8月刊于《食货》专刊“唐户籍簿丛辑”中。之后，他们计划整理宋代经济史料，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工作被迫中止。《食货》杂志刊登的文章，其中不乏马非百《秦汉经济史料》这样的史料汇编，同时大多数在收集整理资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也被称为“研究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为整理经济史资料、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史学科发展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划，其中很多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落实，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学者们振兴中国经济史学的强烈愿望。其中陈啸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画书》一文和卫聚贤的《编纂中国经济史的组织计划》一文最具代表性。有学者称，这两篇可以看作中国经济史学科整体发展规划与建设的方案书。

陈啸江的计划是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成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所做的学科发展规划，其中对学科建设目标、研究中国经济史意义、研究方针、研究步骤、设备、研究人员构成、第一期工作纲领等方面做了详尽设计。“鉴于时下研究风气之弊，或急近功，或囿成见，其结果虽亦缀拾成文，但绳以严正科学之眼光，则多不值一读”，特制定了“研究方针”，首先即以切实搜集材料为目标。为矫正当时“搜集者仍缺乏广大之眼光，而有流入繁琐无用之弊”，拟做有系统的搜集，“务使不遗不滥，恰适其用”。其第一期（民国二十五年秋季至二十七年春季）工作纲领八项，首项即为搜集中国经济史料——以完成《廿六史经济史料汇编》《各省地方志经济史料汇编》《各代丛书散集经济史料汇编》三大经济史料汇编为目标。其计划之宏大，与“食货派”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工作不遑多让。

与陈啸江的研究室计划不同，卫聚贤的计划是编纂一部最全面的《中国经济史》。他认为，“研究经济史的工作，当然先应从搜集材料下手，但这巨大的工作，非私人经济力量所能办到，应由财政经济机关编辑最为适宜”。考虑到机关工作效率低下，他提出了“半工半包制”的组织方法，从经书、史书、子书、文集笔记、志书、外国书及其他文献中搜集经济史资料，分为农业、工业、商业、矿业、经济学说、货币、财政、其他八类加以整理，计划用六年时间，编成中国农业史、中国工业史、中国商业史、中国矿业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货币史、中国财政史等，以此为基础，再纂成一部规模宏巨的《中国经济史》。

除了陈、卫二人的计划外，陈家芷、孟宪章、秦佩珩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计划”。陈家芷提出的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步骤。他认为，在掌握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应该大规模地整理中国史料，然后从个人研究到集体研究、由断代研究到通史研究、由专门研究到综合研究，“于各种经济专史出版后，再进一步作综合的研究，以求其能融会贯通，而著成综合的中国经济史”。其中史料整理尤为关键，他认为“我们应参照东西各国整理史料之新方法，将中国经济史料做进一步之整理。分门别类，广搜精别，先集成中国经济史之类编，或编成中国经济史料索引，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料主本”。因为工程浩大，非私人财力所能办，他建议应由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或大学研究院等，集中多数学者，做大规模的搜集、精密的鉴别、系统的编纂，这样“始能得到无遗无滥有条有理之成绩，作进一步研究之准备”。

孟宪章鉴于中国古籍佶屈聱牙，以后学者阅读尚属不易，更谈不上整理，因此计划拼十年工夫，“将中国经济史料，加以整理”。依一般历史分期方法，将中国历史分为“远古”“中古”“近古”“近代”四期，对每时期经济史料，分别整理为“经济通史、货币史、商业史、田制史、农业史、工业史、财政史”七篇，共二十八编，每年完成三编，十年竣事。

在抗战后期，秦佩珩设想了一条“明日的经济史界应走的道路”：第一，成立一个方志索引社，从事重要方志的索引工作；第二，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史译学社，有组织地翻译欧洲经济史之名著；第三，成立一个国学研究社，整理笔记、诗文集中的经济史料。可以看到，史料整理是其主要工作。抗战胜利后，鉴于中国经济史坛由“蓬勃”变为“沉寂”，秦佩珩提出了振兴经济史研究的设想。其一，建立一个经济史研究网，由局部的考订到全部资料的整理，所谓全部资料的整理，还包括考古、金石、方志等；其二，提倡系统翻译欧美经济史名著，特别是其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其三，大学的经济系或研究院广收中国经济史研究生，政府可用奖励的政策使大学生多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其四，把已经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做系统的索引，以减少学者搜求资料的困难；其五，提倡研究有关经济史古籍的工作。他希望以此促进中国经济史的发展，使“我们有许多良好的中国经济史书陈列在欧美的大图书馆里”。

在这些风格不同的计划或设想中，整理史料都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对经济史资料做全面、系统的整理，其规模之宏大，工作之繁巨，明显超出了任何个人，甚至当时国家的能力。但他们这种当仁不让的气概，表现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开创者强烈的学术自觉和深切的爱国情怀。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不仅是知识的要求，同时亦是实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