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史资料范围的扩展

中国经济史学的开创者，一方面会为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感到自豪，因为“就历史资料的丰富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向我们甘拜下风”；而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经济史资料的极端缺乏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其一，“或者是以先的人对于经济事实或经济现象不加注意，没有记载；或者有记载而人们不认识他的价值，未能保存”。因此“经济生活的实在情形，既都不见于载籍，而年远代湮，实物实迹的证据又湮没不存”。其二，是史料太散漫，系统的关于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的记载非常缺乏，“材料散著群籍”, “要从浩如烟海的点鬼簿中去搜集各时代的经济生活的资料，那简直比沙里淘金还难”。虽然艰难，但不能越过，因为“如果越过这一段奠基的工作，便只有猜谜式的曲解”，永远得不出正确的解释。

为克服这些困难，推进经济史研究，尽量扩大史料搜集整理范围就成为必然选择。傅筑夫认为，整理经济史资料，“范围应力求其广，数量应力求其多，不论是四部当中的重要典籍，是民间流传的稗史杂抄，是朝廷官署的档案文告，是私人家庭的笔记账簿；以及外国人的游记笔录、专著专刊、官书档案，乃至各种残图遗器，出土的古物与残存的遗迹等，凡是直接间接与经济有关的资料，都要兼收并蓄，一一的记载下来”。李炳焕也认为，搜集经济史料，各方面都要注意，其范围一定要广博，除了二十五史、通考等书外，“方志、文集、笔记、小说、戏曲、档案和古迹、钱币等，都能给我们以很好的史料”。由此可见，搜讨经济史料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文字记载、遗存古迹，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这自然与民国初期史学发展中“史料的广泛扩充”的大势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有很鲜明的针对性。经济史学者除了对官修正史的真实性也保持一定的警惕的同时，选择史料的视野更为开阔。

与罗志田所说的史学界“不看二十四史”的风气不同，正史仍然是搜集经济史资料的首选。如1932年陈啸江即拟对二十五史中文化史料进行整理，1937年，在他宏大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画书》中，又以“正史中蕴藏史料最富，食货志及本纪内，在在的有当时经济状况之记载，如能善读列传，所得当亦不少”为理由，将整理《廿六史经济史料汇编》列为首要任务。陶希圣也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他特别强调，“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食货》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主要是在阅读和整理正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陶希圣后来反思道：“《食货》已出十二期，有多少是从史书以外的材料辑起来的文字？”这一点也为后来学者所批评。如秦佩珩就指出，“民国以来的学者，虽不似明代一般士子，除了钦定《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但终究在材料汇集的广博方面仍嫌不够。一般学者所注意的材料，还是在正史的《食货志》，或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翻筋斗”，认为要了解当时社会风尚及民生状况，“应多注意于志书及笔记”。

实际上，关于方志对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当时很多学者已经有了充分认识。《食货》创刊后，顾颉刚就提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为此，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专门发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一文，表示“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并把地方志列为所要整理的两种基本书中的一种，计划先读大都会的地方县志，再读小地方的方志，最好是本省人读本省地方志。该期还发表了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这篇文章总结了读地方志的三种方法：一是以都市为中心，先读历史上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二是以交通线为中心，先读在水陆交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三是以工业瓷业为中心，先读历代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吴景超对鞠清远的“读法”提出了补充，认为“工商业是都市繁荣的根据，而交通线是都市与其贸易领域打成一片的工具”, “三种读法应当合并起来，否则对于都市的了解，是不会彻底的”。

对地方志的资料价值，当时学者期待颇高。瞿兑之就说“方志中所蕴藏至富，爬梳而出之必有可观”，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整理计划，认为如果分类摘抄，每人一日翻阅十部，以十人辅助抄写，一年即可粗有成就，“如此则浩如烟海之书，皆可供吾人之用矣”。陈啸江也将编纂《各省地方志经济史料汇编》列为1936～1939年要完成的三大经济史资料汇编之一。但这些计划显然过于乐观。中国存世方志数千部，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的整理实非易事，对方志中经济史资料的全面整理，直到60多年以后才成为现实。但利用地方志研究经济史，自此渐成风气，如梁方仲就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

如汤象龙所说，利用原始档案研究经济史，是当时的学界创举。由于是原始资料，档案在可靠程度上当然要比其他文献高得多，“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里，档案实在有它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社会法律的头等资料”。其数量之多，头绪之繁，“何止十倍于搜读数千部的方志的工作”。其中财政经济资料不下数万件，“此外二三百万件的司法案件也都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人民的痛苦、社会上争端的症结以及社会制度的缺点的好资料”。与中央政府档案相类似的，还有各地方政府的卷宗档册，“研究各地方财政经济社会的情况，这要算是头等的资料”。

档案中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由北平社会调查所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所刊发的，多为该所同仁在整理档案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和重要的史料。为了引起学界的注意，将1934年5月的第2卷第2期刊为“明清档案专号”，对明清档案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整理方法、馆藏情况做了全面介绍，以期“学术界同人群起效力”。“食货派”在档案整理方面贡献不大，据陶希圣说，“档案的整理，是食货学会现有的能力所不许的”，因此也没有列入史料整理的计划，“还是在利用别人的成绩的地位”。在汤象龙的组织下，档案整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30～1937年，共抄录整理有关近代财政经济的档案12万余件，所搜集到的地方政府档册也“可说是差强人意”。

对于文集、笔记，当时学者也给予了充分注意。陶希圣以“食货学会”没有物质能力为由，计划“多多在历史著作以及文集笔记小说等成书去做，因为这种工作是没有共同设备的多数人，或有小设备的少数人能够做到的”。陈啸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划”中，将《各代丛书散集经济史料汇编》列为第三大经济史资料汇编，所谓“散集”，即指“有关中国经济史料之书籍，及一切前人之笔记、文集等等”。他特别强调，前者如《农书》之类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笔记和文集中“亦每有非常宝贵之材料，而为前举书籍中所未有者，如宋周密《癸辛杂识》里曾藏有宋人买地价格之石刻文字”。不过文集、笔记中的经济史资料，由于更为分散，整理不易。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秦佩珩鉴于此前研究资料还多限于正史和通考等书，特别提出“明日的经济史界应走的道路”，计划成立一个国学研究社，把中国过去笔记或诗文集中有关经济史的材料即分类加以抄纂，并采用分工合作方式，“用力少而成效大”。

除此以外，当时学者还认为要发掘一些以前不被人注意的史料来源，“如私人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工料的清单，户口钱粮的清册，如这一类有经济意义的文件，以先为人所抛弃的，至少不理会的，现在都变成最有趣的，最可宝贵的经济史料了”。不过，由于十分分散，“这种资料的搜集是要大规模的举行方有办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的，但在当时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注意收集和引用这类史料。如陈其田所著的《山西票庄考略》一书，就是在四处搜罗票庄账簿等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对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史料，学者们也有一定的认识。如李炳焕认为，即使不一定与经济史有关系的书籍，如《诗经》，也有可被看作彼时代经济状况的研究的叙述。“诗经中有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是讽刺国家的租税太重，对于当时财政当局表示不满”，因此建议搜集经济史料，各方面都要注意。有的学者也注意到外国文献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资料，陈家芷即指出，“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868至1872年，虽五次来华作地质调查，其所著中国与中国日记两书，共七大本，供给我们许多关于经济史的资料”。秦佩珩在“明日”的研究设想中，甚至计划“成立一个西洋史料供应社……偏重采集各国史籍中有关中国史料者”。

尽管有些资料整理未能落实，但史料范围的尽力扩大，仍打开了学者的学术视野，使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如傅衣凌对民间文献特别是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