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整理方法的科学化

把整理史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史研究与传统考据学一脉相承，更不是说这一代学者就是所谓的史料派。无论是“食货学派”还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学者，均不是为了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整理史料也不是简单地摘录和堆砌，而是注意采用科学方法。如当时学者所说，虽然对学问的看法因人而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材料的完备与方法的科学”，可见搜集和整理史料，方法的科学性同样重要。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创刊号中就有清楚的说明。在《史料参考》栏目的说明中，汤象龙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一是资料。”

在中国经济史学形成过程中，几乎一直伴随着“方法”和“材料”的讨论，有关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不过，当时学者“心目中的方法的内涵很不一致，有时泛指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有时专指历史解释的理论”。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史料整理而言，整理的方法表面上看是一些具体的工作，如搜集、辩伪、分类等，似乎是纯技术性的方法，而实际上却隐含着整理者的理论修养、问题意识和学术理念。

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中就特别提到史料、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因此，虽然陶希圣提出“专重史料”，却并非不需要理论和方法，但这种提法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为此《食货》还曾开辟专栏进行了讨论。如王瑛就质问：“不懂方法，我们简直没法找史料呢？中国外国古代今代材料之多，汗牛充栋；你如没有方法，怎能鉴别出哪些是经济史料，那些不是经济史料？哪些是你所需要的经济史料？哪些不是你所需要的经济史料？”他认为，“不研究经济史则已，要是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探讨，第一，应先把我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的 ‘广搜材料’”。对此，陶希圣的回应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在心里，便无从搜辑史料，也无从广搜史料。没有方法的劳作，不独茫无涯际，并且漫无头绪……所以在研究的开始，便须弄清方法”, 《食货》之所以将搜求史料定为自己的任务，正是为了避免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 “我们绝不忽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以为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

这种围绕“理论”、 “方法”与“史料”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史论战”的延续。余英时曾以“史料派”“史观派”对两派学者进行区分，认为“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在当时经济史料的实际工作中，恐怕还不能如此简单地划分，如果不将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的理论方法的话，实际上这些整理工作的背后，都有着对理论和方法的要求。

李炳焕指出，“没有方法，是无从开始的，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最着重的还是在乎方法”。他认为，“对于史料，只重收集，则每至呆板琐碎；若只武断则必流于空泛失据”, “研究中国经济史，要采用蜜蜂的方法，一面着重史料的搜集，同时又加以科学方法的整理才对”。他比较了三种经济史料整理方法：第一种是以时代为单位，呆板地将资料按编年式的顺次排列起来（如历代食货志），这种方法只注意经济事实的变迁，而忽略经济事实在社会上的作用，是不合科学的，其结果必然归于失败；第二种以为研究经济史，应研究生产方式，将生产方式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方式，这是唯物史观式的方法，长于解释事实，但其短处是容易把复杂万端的历史变公式化、理想化、简单化；第三种以经济制度为单位，以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为主体，如私有财产、契约等，偏向于经济制度方面研究，这种方法较为妥善。陈啸江在他的研究计划中，也强调科学方法，尤其是处理辨别之后的经济史资料，他认为既然以科学研究者自居，“对一切学说，当持平等态度”。

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史料整理工作，在当时学者看来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汤象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刊词中就说“研究经济史是一种艰难的事业”，研究者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除了要了解历史，还要了解经济社会的各方面，既要有审定历史资料的眼光，也要有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经济、法律、统计等学科的知识。连士升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只有经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历史的方法、西洋经济史名著的研读等基本训练，具备语言学与文字学的修养的人才能从事。陈家芷也认为，正确的科学方法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要件。国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者，因为缺乏近代社会科学的修养，所以才陷入公式主义。潘源来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难，是因为“研究经济史不仅要懂得治史的方法，兼须有经济理论之基础。至于治中国经济史，因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从无人加以科学之整理，欲于其中以经济学眼光来究其历史发展，势非从头做起，一点一滴累积不可”。

在这些学者看来，研究经济史，至少要兼具历史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素养的人才能胜任。在史料的整理过程中，经济学的眼光和理论方法也不可或缺。汤象龙在所主持的规模浩大的档案整理工作中，特别注意到有关“量”的史料，因为“独有经济事实是具体的可以用量计的，如财富、生产、消费、户口、租税，都可以一定的单位与一定的数目表出，所以经济史所运用的资料必求精确的量的记载”。在12万余件抄档中，有一半以上已经进行了统计表格化处理，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参与者也成为中国最早用经济学、统计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一代学者。

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在史料整理过程中的应用，在其他一些学者那里也得到了体现。如陶希圣整理唐代经济史料，也按照不同的经济部门加以分类，如土地、寺院、交通、都市、工商、货币等，分门别类，搜罗详备。吴景超研究都市由理论入手，他根据最新的都市社会理论，制定了搜集材料13个纲目，每个纲目下再分若干子目，系统整理。黄序鹓用一人之力编纂《中国经济史长编》，共分经济起源、经济思想、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林业、畜牧业、渔猎业、土地制度、屯垦、物产与地理、仓储、物价、借贷、赈恤、财政、货币及金融、交通、户口、度量衡共21篇，虽然采取的是“通鉴长编及绎史之例”，实则贯穿了作者经济学的问题意识。陈啸江整理二十六史经济史资料计划，则拟将所有史料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经济思想五大部分，在每一门类之下，列有详细的细目，这种划分正是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