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体系层次的变迁

对未来5～10年国际体系变迁是否将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主要考虑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是否会发生显著倒退，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否会退回到割裂、封闭的地区经济集团；第二，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是否朝着稳定、有序、渐进的方向演进，如果国际秩序发生剧烈的动荡，那么中国将不得不在资源的配比上减少对经济建设的投入。

首先，周边地区是否可能爆发局部战争，并大幅度增加中国的负担？从历史趋势来看，战争的频率总体上是下降的，且越来越不那么血腥。有研究表明，以战争所消耗的人口比例和财富比例而言，历史上的战争比现代战争更残酷。比如，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丧失了大约1/5至1/3的人口。造成战争总体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工业革命获得的持续经济增长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天气不再是根本性地导致财富转移的因素。第二，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跃进到工业乃至后工业的服务业经济，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第三，开放形成的新效应，使得经济的渗透成为可能，以往需要通过确认兼并领土来获取利润的行为不再那么需要。另外一项研究也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而人们之所以感觉现代战争多，不是因为战争的绝对数，而是因为卷入战争的国家数量的增加，毕竟1870年前的独立国家数少于50个，而现在超过了180个。如图1－1所示，以冲突数比上卷入国家数的相对冲突频率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后总体上是下降的，不过卷入冲突的国家数量却是增长的。

图1－1 双边军事争端的相对频率和卷入争端的独立国家数

资料来源：Mark Harrison and Nikolaus Wolf, “The Frequency of Wa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5, No.3, 2012, p.1058。

二战后战争的减少，本质上与大国无战争相关。实际上，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二战后大多数的冲突发生在一国内部。如图1－2所示，全球暴力冲突的增加主要源于国内冲突，而不是国家间冲突。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大幅度降低，而国家间冲突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也逐渐降低。在《全球趋势2030》报告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冲突减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口的总体年龄增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大约80%的国内武装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年轻人口国，目前大约有80个国家其人口平均年龄在25岁。毕竟，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迅速，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严重。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人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20～30岁人群是导致冲突最多的年龄结构。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中东北非地区爆发严重社会动荡，而《全球趋势2030》也将中东和南亚归类为未来15～20年间全球最危险的两个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东北亚、东南亚发生局部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要远低于中东和南亚。

图1－2 1946～2009年的全球暴力冲突趋势

资料来源：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p.65。

自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GDP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态势。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988年全球军费开支为1595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8.6%，此后军费开支总值略有上升，但占GDP比重逐步下降，2015年全球军费总开支为176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如图1－3所示）。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总体上越来越多地进入非军事领域，军事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不如从前。最突出的原因是苏联解体结束了两极对抗，大规模、集团性军事对抗迅速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这一说法是成立的，冷战结束与全球化的确已经改变世界大势。这一态势也与目前各国致力于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通过合作捍卫和平的努力是一致的。

图1－3 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GDP的比重，1988～2015年

资料来源：SIPRI, IMF。

在国际秩序变迁方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相关报告明确指出了未来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发展态势。早在2009年出版的《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该委员会就认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从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转变，以及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全球趋势2025》报告特意强调，与2005年展望2020年形势时不同，2008年时的美国战略界已经迅速认识到多极世界成为现实而不是假设，2020年报告中所描述的美国继续主宰一切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全球趋势2030》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2030年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并且“2030年的亚洲将回归到1500年以前的时代，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尽管美国的这份报告描述的是未来15～20年的趋势，但无疑未来5～10年将构成这个总体趋势的一个进程，国际体系由美国主导的局面将逐渐回归为数个大国并举的局面。不过，美国主导和非美国主导到底对中国的长远未来产生何种影响，还不是那么好回答。

就未来5～10年而言，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即便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2025年之前也很难在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尤其是国家情报委员会调整对构成国家力量的计算公式，加上软实力因素后，美国的力量总体上还将维持25～30年的超然地位。

特别是考虑到军事层面，未来5～10年美国仍将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的比重实际上有所下降，但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国增加了军费支出，占比从2001年的34.7%上升至2004年突破40%，到2010年已上升至41.4%。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及美国战略的调整，其军费占全球比重下降为2015年的33.8%。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军费支出显著低于美国。在前1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的美国相当于其余14个国家的军费支出总和，而这前15个国家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85%左右。

对中国的周边而言，军事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亚洲成长为全球军费开支增速最快的地区。历史来看，欧亚大陆与北美是军费开支的最主要地区。冷战结束使得欧洲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相应地欧洲在全球军费支出中的比重也逐年下滑，目前欧洲的占比只相当于1988年的一半。与欧洲地位的下滑形成对比的是亚洲（数据包括大洋洲），从1988年的8.7%稳步上升至2015年的25.6%，已连续三年超过欧洲。全球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军费开支，但亚洲和中东的军费开支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特别是东亚2012年的军费开支比2009年增加近300亿美元，2015年总量首度突破3000亿美元，占全球的17.6%。如果单看斯德哥尔摩的估计数据，从1992年以来中国军费开支的确在不断增长，从1992年占全球份额的2.1%增加至2015年的12.2%。西方国家另一个比较担心的是俄罗斯近年来军费开支的增长。2015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占本国GDP的5.4%，这是冷战结束以来首次突破5%，而占全球军费开支的比重也已达到5.2%，基本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对于经济实力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美国学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不同意见。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著名观点，即“过度扩张”将引发帝国的衰落。而查尔斯·库普钱近期则提出“没有主宰者的世界”的判断，认为美国终将失去领导地位，特别是美国在失去经济主导能力之后，军事势力的天平也将倾斜。深谙军事制胜的西方战略家在看待军事实力的广泛影响时，不只是从战争的角度考察，他们将军事地位与贸易成本下降、保持美元地位以及让盟国支持美国政策调整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军事地位是美国得以不断调整其经济的根本保障。简单而言，美国通过庞大的军费支出，在诸多其他领域获得了不对称的超额收益。随着美国军费开支的下降，美国的这种超额收益也将下滑，并很可能危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

从经济力量看，当前全球最大的变化趋势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总量将超过发达国家。这一前景源于发展中国家3倍于发达世界的经济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所谓“双速复苏”的概念，指的就是两者大的经济增长分化现象。按照IMF设定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在2008年就已达到51.1%, 2015年为57.6%，预计2020年将达到60.1%。不过，按照市场汇率法计算，2015年发达世界经济总量占全球60.8%，至2020年将下降至56.8%，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世界的占比将从目前的39.7%上升至2020年的43.2%。显然，按照目前的增速，2025年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总量还不能赶超发达世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并不包括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2015年，亚洲“四小龙”经济总量占全球3.4%, 2020年将达到3.5%。因此，如果改变统计归类方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在未来十年有可能发生转折性变化。

在贸易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领域还是强于发展中世界，尽管南南贸易比北北贸易的增速显著。而且，正如前文指出的，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最终品的市场，特别是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最终产品的消费地仍然是欧美市场。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FDI）和金融市场的力量，那么发展中国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从流量来看，2012年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外资首度超过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输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倍多，如果进一步考虑历史存量，那么发展中世界大体上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201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预计达到1.7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吸收9360亿美元，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741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5%，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绝大多数专家都将2008年20国集团的首脑峰会召开视作西方衰落的开始。的确，目前这一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发达国家在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严峻挑战。尤其是金砖国家机制的出现——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加上最近加入的南非，一些关键性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行动集团。由于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迅速，一些学者提出未来十年将形成“新经济秩序”（New Economic Order），在这一经济秩序中，中美是两极，紧随其后的是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巴西。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诸如农业、气候变迁、纺织品贸易等领域上，阻止了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优势获取垄断超额利益的趋势。贝格斯滕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差异给国际制度造成巨大影响，WTO委员会扩大，包括巴西、中国、印度以及传统的领导国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IMF两次提高份额，让新兴市场能发出声音。更为重要的是，7国集团（G7）被20国集团（G20）取代。

在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中，金砖国家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获得治理权。正如中国学者在评估新兴经济体改变全球治理时指出的那样，“目前任何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彻底推翻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那些依靠发达经济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仍在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在2008、2009年的峰会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认识到打击保护主义的重要性，这一立场源于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记忆。尽管各国在改革国内金融体系上有共识，但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展却不快，2009年4月在伦敦峰会上就要增资IMF，但直至2010年峰会IMF才基本设定目标，但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在配额和投票权上的比重仍然只有40%。而美国的17%的权重几乎没有削减，鉴于重大议题需要85%以上的票数，美国仍然掌握着主导权，有所损失的是欧洲，美国通过削弱欧洲，而不是美国本身来安抚金砖国家的全球治理的需求。在2013年7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美国与德国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德国主张各国仍需将政策中心放在削减债务、财政约束上，但美国认为是获得经济增长。美国实际上已经无力给欧洲类似于二战结束后的援助，德国成为欧洲复兴的关键，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围绕欧盟问题，德国与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大。2016年6月，英国进行公投，结果多数投票者赞成英国脱离欧盟，这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金融开发领域的表现非常耀眼。2015年7月，由金砖国家出资、储备资金达1000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正式在上海成立。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权重占比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12月1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IMF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行动摊款的分摊比例，中国将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与10.2%的维和行动摊款。调整之后，前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后者则仅次于美国。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式在北京成立，从此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多边融资平台。

以未来5～10年的视野看待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对本节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较为肯定，即体系性战争不会发生，国际秩序的变迁仍将是平缓的，但是相较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体系性变迁正在加速。如此一来，中国基本上不会突然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大幅度压缩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总体上，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无须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仍将面临前一阶段来有利于发展的国际体系层面的环境。并且，随着金砖类国家总体上在经济治理领域逐步增强话语权，中国改造、新设立一部分国际制度的能力也随之增加，那么，中国将获得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