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区体系的变迁

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其主旨是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其落脚点主要是在国际体系层面。但对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地区层面，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实力的转移正在发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经历巨大变化，今后一段时期可能需要着力防止地区层面出现“修昔底德陷阱”。

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按照IMF提供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日本一度占到东亚地区GDP总量的51.5%，当时中国仅为15.8%。2010年中国GDP占地区比重首次超过50%，当年日本为17.8%。到2012年，中国的占比已经超过历史上日本经济总量占地区比重的峰值。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经过32年的发展，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分量已经独一无二。2015年，中日双方在地区内的占比分别为56.4%和14%，中国是日本的四倍。根据IMF估计，到2020年，中日双方的占比将是59.6%和11.4%。在这四十年里，中日经济力量经历了“剪刀差式”的急剧转移（见图1－4）。另外，从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整理的军费支出数据看，中国也早在2001年就超过日本，且占地区的比重也于2001年超过了日本的水平，并于2004年超过日本曾于1988年达到的40%的地区占比（见图1－5），那么未来5～10年将是中日在中国周边环境中地区领导力加速转变的时期。地区权势转移也正是近年来中日矛盾激化的一个深层次背景，中日双方对彼此的不确定感都在增强，两国国内都不乏民族主义势力要求抓住最好的时机获取最大利益。

图1－4 中日占东亚经济的比重，1980～2020年

注：此图的东亚包括东盟10国、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蒙古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帝汶。资料来源：IMF。

图1－5 中日军费开支及占东亚地区的比重，1988～2015年

注：此处的东亚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蒙古国、中国台湾、东盟10国以及东帝汶。资料来源：SIPRI。

在某种程度上，最近一轮地区体系的权势转移的区域，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秩序所涉及核心区区域有着很高程度的重合度。考虑到东亚国际体系的等级制特性，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经验的独特性，我们需要分外注意中日关系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的独特地位。

东亚地区秩序的大变革至少可以追溯至17世纪前半叶，在东方是明清换代，在西方是荷兰霸权的崛起。明朝在衰落态势下，无暇顾及日本是否脱离朝贡秩序，而屈居东北的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忙于巩固国内政权和向西扩张，不愿意向东发展。从根本上讲，清王朝马背上得天下，无暇顾及建立海洋帝国。由于朝贡秩序的新霸主国对日本并不在意，日本得以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大君秩序，日本对东西方文明的认知产生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转而学习荷兰的先进力量。日本借助于荷兰霸权的崛起，进入了东南亚商业网络中，转而从荷兰学习欧洲兴起的科学知识。日本在朝贡秩序之外接触到的这些学说和观念，总体上都属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此后日本对地区秩序的理解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后叶完全接受帝国主义秩序，以文明、种族确定国家的等级，以武力征伐、抢占殖民地为特色。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日本提出了大东亚秩序。日本的这种秩序构想与英美自由主义的秩序是一种挑战关系，日本作为崛起之后的所谓文明国家，败于英美的霸权转移。已经获得大国地位并且实行着西方国际秩序的日本，为何会提出一种挑战英美的新秩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稳定的、被诸大国广泛接受的秩序，日本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构想，而不是打破旧有秩序，日本的秩序模式只是在多种新秩序构想的竞争中失利。因为按照在国际关系领域极有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一个失序的时代。如果都是新秩序构想，那么为何日本的新秩序建设对抗不了英美秩序？对于陷入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欧美社会而言，一个排他性的地区经济集团是不能接受的。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排他性地区经济集团将严重侵犯到英美的利益，而判断日本是否以武力推动建设这一新秩序的关键是，日本海军对“南太平洋”的态度。更为严重的原因是日本试图联合德国推翻英美主导的秩序，后者对英美秩序构成了最严重的挑战，也正是与德国、意大利的结盟招致了日本的失败。

二战结束后，日本实际上被拖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东部亚洲被分裂为两个地区。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变迁主要源于冷战，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挑战，美国不仅重新武装日本，更是在经济上强力支持日本重建与东南亚的关系。战后日本的发展为人所熟悉，主要是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将其国家战略聚焦于经济发展。日本著名亚洲问题学者白石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日本成了美国的“小伙伴”，实际上缺乏展开独立的世界战略的能力，但在经济上形成了以“生产性政治”为特色的“经济增长的政治”，走上了美国的“竞富”道路，从而创造了55年体制下的“高度增长的政治”。西方学者较少谈及日本战败的另外一个影响，但实际上也很深远，由于亲英美派掌握日本政权，在日本统治者看来，依附于美国之下只是延续了明治时代的战略而已。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壮大，日本试图在亚洲重建其领导地位。猪口孝曾总结道，由于亚洲地区内经济贸易增长、美国军力在亚洲相对下降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所获得的自信，到了20世纪90年代谈论日本的亚洲化成了一个流行话题。不过，日本既担心美国的反应，也担心亚洲各国不接受日本的领导，实际上无法提出关于亚太秩序的理想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处于新秩序的准备阶段。而1997年金融危机中，日本无法通过汇率政策确保地区经济稳定则更加说明这一问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日本欠缺肩负地区领导力的能力和意愿。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至90年代末的美日竞争，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亚洲领导力转移颇具启发。第一，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后才开始构思地区经济一体化，但一开始并未获得美国体系的支持。第二，经济实力的增长会改变美国体系对一个地区的看法，如果美国不能使得该地区的收益增强美国体系的实力，美国倾向于削弱它。第三，没有政治影响力作为支撑的地区经济增长很容易招致弱化。日本曾长期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关键在于日本通过美国体系获得“假性领导力”，即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以扩大“自由世界”的势力。但随着美国体系安全压力的降低，美国对一个在高技术领域持续发展的日本经济产生极大的疑虑，由于日本本身并没有通过经济扩散获得地区的“实质领导力”，日本在遭遇美国压制时很难获得地区的支持。第四，日本当年仅是亚洲地区唯一的一个在经济上构成挑战美国的对手，不像今天美国体系的衰落是由于遭遇发展中世界群体性崛起，这使得美国可以相对集中力量解决日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注重周边环境建设，帮助其他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将减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要维护和发展好周边环境，便要处理好中日关系。对于一个在地区内扮演某种关键角色数十年的日本而言，它有很深厚的历史遗产维系这种影响力。无论是从经济存量还是软实力角度考虑，日本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拥有广泛的势力。中国未来5～10年的周边环境，包括特别具有意义的海洋环境的好坏，直接与日本相关。更宽泛一些说，东亚的核心在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处理好，中国周边环境便有了可靠的保障。在当前态势下，随着日本国内加强经济振兴、军费开支连续增长以及右倾化势力的扩大，中国更需要慎重对待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仔细研判日本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作用。

除了中日领导权的变更之外，中国周边地区还存在一个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地区组织东盟，处理好与东盟的关系，不仅对于稳定西南、南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树立新的中国—周边关系模式的实验场。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起，20年来双方已经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大体上讲，经济合作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1997年，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双方的合作基于范围扩展，主要市场的驱动来自于地区外部，即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区域内生产加速扩张。第二阶段是1998～2008年，这一阶段的发展与合作是效率追求型，尽管此时主要的终端市场依然还是区域外，但区域内的相关制度建设取得很大发展。第三阶段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欧美市场空间的压缩，中国—东盟合作是否将迈入市场追寻型发展，是否会演变为区域内市场驱动等还值得继续探讨。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在全球、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东盟是仅次于中国、日本的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在地区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的合作对维持地区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2010年初达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人口、9.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之后的第三大自贸区。200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开始超过东盟，201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超过36500亿美元，东盟近24000亿美元。20年来，东盟努力朝着建设地区共同体的目标前进，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制，包括“东盟+X”方式、东盟峰会等，这些地区制度对推进合作起了重要作用。2015年底，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成员国之间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强劳动力、服务和资本在该地区的自由流动。

对于未来5～10年的中国东盟关系，存在着几大挑战。第一，合作的潜力能否继续挖掘。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身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等趋同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总体上，中国—东盟在要素集中度上是比较一致的，双方的继续发展在某些领域的竞争性将增强。比如，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签署，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呈现出互补性增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双方在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结构上又有所不同，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过去20年的合作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市场的扩展，但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2013年秋季，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来推动新型合作，也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响应。就东盟而言，无论是国际产能合作，还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成果与机制的建设都将产生示范效应。但挑战也很明显，随着中国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进入东南亚各国的腹地，对中国推进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的质疑和担忧也将加剧。

第二，如何应对地区经济一体化重组的不确定性。美国积极推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给中国—东盟合作双方带来极大的挑战，比如东盟的领导地位将无法维持，这是东盟，同时也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2013年5月，东盟牵头启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RCEP）。2016年11月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废除TPP协定。而日本、澳大利亚等则希望继续推进。2017年3月，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参加TPP成员国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则宣布“美国优先”，欲以双边协定替代以前对多边的承诺。美国似乎一下丧失了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兴趣，呈收缩态势。那么，这一地区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分裂的地区，倒退回冷战的那种地区割裂状况，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涉及的深层次问题，也有分析家提到，如果中美迫使周边国家选边站，那么这远比美国经济倒退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障碍来得更严重。也就是说，中国与周边地区经济合作的升级，势必改变已有的地区生产网络，一定程度上冲击美国等区域外势力的利益。未来如何将美国纳入其中，比如以什么身份让美国加入AIIB，进而引导其全面合作，也是一项重大挑战。

第三，中国—东盟的互信如何深化。过去20年，尤其是新世纪的10年，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强有力地推进了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都从中受益。但是，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并跃升为亚洲的最大经济体，中国、东盟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犹疑也在持续增加。考虑到最近几年日渐升温的南海问题，中国显然要做出多种准备，包括通过多边关系显著增强周边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信心，同时也有力约束某些国家的行为。与国家层面力量对比引发的敏感性增强类似，周边国家国内力量，特别是社会性力量参与对双边事务的影响也在加大。公众舆论不仅关注合作的经济层面，也十分关心贸易投资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关注经济的安全外部性。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力量增强之后，将使周边对中国产生一种严重的依附关系。小国希望通过多边的途径来约束大国的行为，这种多边方式并非是要压制中国发挥作用，而是希望多一层保护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特别坚持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双边方式或者双轨解决主权纷争，但周边国家以及区域外国家则更倾向于多边。在界定哪些事件可以归之于双边上，周边国家和中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特别是美国实施再平衡政策后，一些国家实施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政策，这是地区内局势存在极大风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