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未来十年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

从战略目标的层次来讲，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周边环境往往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分水岭式的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从革命型国家转变为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也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目标也逐渐被明确为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在冷战结束前，中国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认知往往以全球环境替代，特别是以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稳定衡量，并没有提出一个独立的周边环境分析层次。这一局限主要源于冷战的两极格局，阵线分明的国家间关系格局使得中国难以完全独立于美苏之间，难以独立划分出整体的周边关系。在苏联解体前中国与东南沿海邻国关系的改善，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即美国为平衡苏联的目的而改善对华关系，由此带动了美国亚洲盟友改善对华关系。

冷战结束对中国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周边战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国无须继续在美苏之间选边，在对外政策上可以较为自主地追求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周边环境，周边作为中国对外政策中较为独立的板块也日渐成型；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历史终结论”，在政治上消除了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担忧之后，将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向非西方世界扩张，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特别是在地区生产网络中的快速扩展，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取得进步，对周边环境的认知和需求逐步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对周边环境好坏的判断主要基于外交关系是否恢复或者建立，并侧重强调周边环境的稳定性。随着西方大国对华关系改善，特别是美国调整相关政策，中国对周边环境的期待以及判断进一步提高，突出了一个“良好”。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表述“周边环境”时显得自信心更强，突出长期和平稳定环境的可能性以及中国所具备的塑造能力。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中国日益认识到综合国力强大的自己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力量，具备影响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的能力，在塑造和改善周边环境中的地位上升明显。而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随着国内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在推动周边环境发展时，不仅要借助更为深入和扎实的国内基础，也必须考虑到国内因素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强国的生成与国内社会的成熟有密切关系，一个合理、有力、具有凝聚力的周边战略目标，不能缺乏国内社会阶层的有力支撑，在谋划周边战略目标时应考虑到周边因素在培育成熟的国内社会方面的作用。在初级阶段，推进和巩固经济发展仍然是周边战略目标的首要因素。到了新时期，周边战略目标则逐渐融入了社会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在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改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过程中获得的。更明确一点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环境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主要是在同美国体系重建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和管理能力。尽管美国主导的体系是大背景，但中国经济开放的路线，首先是从周边国家的市场环境获益，包括技术、资金（特别是海外华人）和管理经验。反观日本与韩国等美国的同盟国，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美国直接的市场、资金，特别是技术支持。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通过香港、澳门这两个桥头堡，并进而融入日本主导的东亚雁型分工格局，才获取经济增长的外部资源。日本于80年代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美欧日经济关系深度重组，正是在美日欧的资本主义竞赛中，中国进一步寻找到增进国际经济联系的空间。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优势产业在东亚的控制力已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主导电子产业发展的局面已被打破。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危机削弱了日本对地区经济的领导力，进入中国的拉美、北美洲、欧洲的资本逐渐增多，并进而激发了中国在扩展世界经济联系时的战略构想。中国在十五大后提出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在地理范围上拓展沿边、沿江开放。1999年西部大开发又为中国国内大市场的统一和深化打开了局面。可以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经验表明，周边环境的改善既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原因，也是中国融入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

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与地区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扩展为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特别明显的标志之一是中国明确了“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周边的经济布局更多朝着平衡地区与全球的关系发展，即日益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且更加紧迫地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优势地位。2004年中美贸易超过中日贸易，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2005年下半年，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中国要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标志，中美原本较为间接的关系基本上转变为直接的、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美方也显然注意到这种关系性质上的转变，持续多年的美日经济摩擦已经让位于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竞争。2006年12月中美首次进行战略经济对话，并于2009年7月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美国的特殊性非常突出，它既是中国走向全球的最大背景、最强大的体系性因素之一，同时由于在西太平洋存在着的美国同盟体系，中国周边环境东侧的稳定直接与此相关。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是维护和提升中美战略互信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将中美关系看作周边环境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进一步明确将周边环境的稳定与改善视作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工作座谈会上，中央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巩固对我总体有利向好的周边环境，维护好、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时期中国的周边战略方向主要是要着力拓展政治关系、加强经济纽带、深化安全合作以及提升人文联系，并凭借扎实的外交工作、战略思维和运筹能力，继续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外部环境上仍然要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在2014年5月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6年3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认为未来五年，“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但得益于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因此，中国对周边环境总体上积极、乐观的看法主要源于这种环境促进了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的达成，即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周边所做的外交努力，也基本是要维持这样一个周边环境，两者的关系是一个正关系。即中国得益于周边环境，而周边国家也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中获益。如果今后中国和周边的互动关系没能产生一个让双方都获益的结果，那么任何一方都有极大的动力去改变既有的关系，形成新的均衡态势。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实力以及意愿都在迅速增强，特别是由于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经济体，并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考虑越来越倾向于将全球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上，而周边国家则担心国际体系中的霸主美国是否还有意愿保持开放、是否将加强干涉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转变其目前的支持政策，那么以美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外交能力，周边国家基本上无力成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如果这种构想真的变成现实，那么周边国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将进入类似于冷战时代选边站的状态。中国也很可能因为美国的敌视态度，使其周边的发展空间遭到一定程度的压迫和收缩，中国应当深入思考周边环境在美国压力下的变化趋势和重点。

对中国而言，在确定未来5～10年的周边环境目标时，有必要对周边利益和全球利益在中国国家战略利益中的权重做一个区分。这样的一个区分并非无足轻重，罗伯特·佐利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中美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全球合作降低地区摩擦，而不是任由地区紧张关系阻碍全球合作”。假设在1990～2010年间，周边利益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中占据着50%以上的份额，那么随着中国利益的全球化发展，这一份额必然是下降的。随着利益的下降，中国必然需要调整以往对周边的政策。以贸易为例，东亚作为中国中间品出口目的地，其占比的顶峰是1991年的70.7%，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40.4%，随后略有上升，2012～2014年基本稳定在43%。在最终产品方面，1984年东亚地区占据中国出口的57.4%，之后也基本是下降态势，1997年跌破50%, 2010年迈入历史最低点25.9%, 2014年恢复至27.4%。而北美自贸区和欧盟27国占中国最终品出口的比重，自1999年首次突破50%后，2005年曾一度接近60%，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占比逐步下滑，但也未跌破50%, 2014年扭转态势上升至52.9%。也就是说，无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品，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具有全球贸易利益的国家，势必要平衡周边和全球的利益。当然，在经济层面，地区和全球总体上还是一致的，因中国与周边国家处于同一全球生产链上的不同阶段。

但这种利益的分叉也表明，中国今后要越来越考虑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矛盾的一面。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发展产生疑虑的背景下，中国还能不能只依靠周边来获得前一阶段的发展势头？与前一阶段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有着比苏联更有力的经济能力，甚至在未来5～10年有可能取得比美国更强大的对周边的经济影响力。在经济层面只要中国实施恰当的战略，稳步推进目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以往的周边环境是可能的。但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西太平领域维持着海洋霸主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非常依赖于海外资源和贸易网络，中国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影响力则不会那么显著和明确。

鉴于中国过去从周边环境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中国不可能主动地、大幅度地逆转目前的周边环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战略目标还是发展，事实上中国也已经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国家的核心任务，总体上中国将维持目前的地区局势，具体而言包括：第一，中国将继续推进有利于发展的稳定环境，确保地区内安全局势的稳定，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第二，中国将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确保周边地区是一个开放的环境；第三，中国将继续以积极的姿态和举措，确保周边国家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第四，中国将继续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改善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知。总而言之，中国将根据日渐增长和变化了的力量，积极主动地塑造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环境，同时也努力确保让周边国家支持这样一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