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其他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总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周期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同时，与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日本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等也都有密切的关系。

一 制度原因

关于制度方面的原因，日本与西方“制度学派”都做过相当细致的分析，本书不再做理论上的赘述。毫无疑问，“制度疲劳”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旧的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政府当局又在改革上步履蹒跚，僵化的各种规制成为日本经济走出低迷的严重障碍。战后日本为了完成追赶欧美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国内企业并且防止国外企业冲击日本市场的政策和规制。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子、机械及家电产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当时的日本也成为最完善的大量生产的现代化社会。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世界文明的潮流已经从大量生产的社会转向多样化和信息化社会，日本在追赶时期许多行之有效的保护政策和规制已经变成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桎梏。90年代，美国以网络经济为先导，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进入长期繁荣阶段。日本却没有抓住机遇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最终使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之中；而滞后的规制改革又使日本经济难以进入自律性复苏的轨道。

二 政府的政策失误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在泡沫形成过程中出现过政策失误，如长期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催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而90年代初又通过大幅度的提息政策和贷款总量控制等硬着陆政策刺破了泡沫。日本经济陷入萧条后，政府的政策依然连连失误。

第一，政府对泡沫破灭后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看得过轻。1990年股市比上一年暴跌33%，1991年地价也出现战后以来的大幅度下跌，比上一年下降了8%。这是明显的泡沫破灭现象，但政府认为这些资产价格的下跌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影响。直到1997年11月金融危机爆发，政策当局才开始正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严重影响。

第二，对不良债权问题心存侥幸，处理不力。在泡沫经济刚刚崩溃后的1992年，许多银行因苦于不良债权而发生经营困难的现象已经很突出；但政策当局担心若追究金融机构经营者的责任容易引发金融系统的混乱，认为不良债权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软着陆的方式自然解决。直到1998年不良债权问题已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才开始向银行注入大量公共资金。然而，因不良债权数额巨大，尽管注入的资金数额也相当可观，但未能马上奏效。

第三，判断形势错误，过早提高消费税税率，使景气毁于一旦。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1996年终于出现4.4%的正增长。当时的桥本内阁忘乎所以，过高地评价1996年的经济形势，断然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使国民增加9万亿日元的负担。消费税税率提高后，占GDP 60%的个人消费立刻出现疲软，成为景气恶化的导火索。与此同时，政府又急于推行财政结构改革路线。1997年政府实行紧缩预算，公共事业费被大幅度削减，终使景气夭折。当景气明显衰退时，政府仍然顽固地认为“这仅仅是景气的一时性徘徊”，因此未能及时转换政策。直到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等公司相继倒闭，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调整政策。此时，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已经泛滥成灾，信用收缩，消费疲软，整个经济已处于紧缩萧条的边缘。此时，政府的政策虽然发生转换，但依然是唯唯诺诺、优柔寡断，政府所实施的“特别减税”数额仅为2万亿日元，如蜻蜓点水般，被指责为“过少、过迟”，受到各界的非难。为此，自民党在1998年的参议院大选中惨败，桥本内阁被迫辞职。

三 阻碍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日本产生经济低迷的原因与阻碍经济复苏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将两者区分开来十分必要。当然，两者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所区别。简单来说，泡沫破灭是发生经济低迷的直接原因，而泡沫经济留下的后遗症成为阻碍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第一，存量调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由于设备、住宅、库存、耐用消费品等大量积压，迫使日本在90年代初不得不进行大幅度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拖延经济复苏的结果。

第二，企业和家庭过剩债务的影响。在泡沫经济期间，投资活动异常活跃，企业和家庭都纷纷将筹措来的资金投向风险很高的股市和不动产，出现了债务和资产同时剧增的局面。泡沫破灭后，资产迅速缩水，企业和家庭产生了大量负债。企业为了削减债务，不得不将清债列为工作的重点，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大量裁员、缩小生产规模和控制投资规模；而家庭则主要通过削减消费来偿还债务。

第三，巨额的不良债权。不良债权是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结果，但经济陷入衰退后又成为阻碍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不良债权使金融机构的收益减少，甚至导致金融机构倒闭，损坏金融中介功能和破坏金融秩序，同时也会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在各方面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作用。可以说，沉重的不良债权是压在日本经济上的一块重石。不过，不良债权问题终于在2005年得到解决。

第四，通缩的影响。在通缩的情况下，企业销售低迷，效益恶化，设备投资受阻。随着通缩的长期化，企业被迫对雇用和工资进行调整，这样就导致了居民消费和住宅投资受限。通缩不仅给消费带来了负面影响，还加重了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实际上，这也是“安倍经济学”将解决通缩问题作为突破口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效益的恶化、需求的低迷及资产价格的持续下降会使普通债务不良化，旧的不良债权尚未得到处理，新的不良债权又不断产生，进而使经济更加萧条。景气低迷又反过来导致物价下跌，加重通缩程度。通缩与总需求不足缠绕在一起，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第五，政局不稳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首相频繁更换。除了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维持了五年执政以外，其余首相均为短命政权。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以来，仍没有摆脱频繁换相的命运，民主党执政两年换三相。其中，鸠山由纪夫的执政时间为2009年9月～2010年6月，不足一年；菅直人的执政时间为2010年6月～2011年8月，一年零两个月；野田佳彦的执政时间为2011年9月～2012年12月，一年零三个月。2012年12月进行的众院大选中，自民党获胜，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再次成为日本首相，日本政局总算稳定下来。

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首脑的替换及政权的更迭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但是有间接影响。政治家整天忙于钩心斗角、政治角逐，几乎无更多的闲暇顾及经济政策；而且在“扭曲国会”的背景下，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往往是执政党和在野党政争的妥协产物，其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受短期行为的影响，每个首相上台都要搞一套试图显示自身政绩的经济政策，结果导致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整合性大大降低。总之，政局的混乱使经济政策的决策、制定效率大大降低，政策的连续性缺乏保障，对经济复苏的阻碍作用不可低估。

第六，外部环境的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发生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200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3.7%，创下了战后最低纪录，金融危机使2002～2008年超长期景气带来的微弱复苏损失殆尽。为了抗击金融危机，政府不得不再度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使好不容易有些好转的财政状况再度恶化。在没有完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时，2011年3月，日本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泄漏。初步统计，大地震的直接损失（不包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16.9万亿日元，约占GDP的3%。为了灾后重建，政府又必须扩大公共投资，这必然会使已经十分严峻的日本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几乎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不断发酵，导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的减速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对日本经济的复苏构成压力。安倍上台后，在政治上加快向右转的步伐，倒行逆施，严重损伤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关系，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在2012年以后出现空前大倒退，再加上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依旧，日本经济再度滑坡。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产生逆资产效应，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其结果使内需疲软，经济开始萎缩。同时在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贷出的大量融资无法回收，成为不良债权。因不良债权处理不力，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失业和需求消费不足等多种恶性循环交织在一起，使经济处于“紧缩螺旋怪圈”的边缘。而由于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市场饱和，总需求严重不足。而追赶欧美任务完成后，日本后发优势完全消失，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总供给能力下降。特别是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痼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供给又陷入严峻局面，使经济运行举步维艰，再加上规制改革滞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终使日本经济深陷长期低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