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经济周期的作用方面探究长期低迷的原因

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世界经济学者利用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是最终所得出的结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很难令人信服。其实，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循环周期也有密切关系。

一 马克思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简述

经济波动有规律性的波动，也有非规律性的波动。规律性的波动即为经济周期。非规律性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而经济周期带有必然性。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陷入经济危机的规律，也为我们研究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无法治愈的痼疾。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和实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所以决定生产界限的是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不断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不得不走上拼命提高生产能力的道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呈现不顾消费和市场的限制而无限扩大的趋势。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而广大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处于贫困的境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日益激烈。由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被迫从事雇佣劳动。资本的整个积累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家无限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受到机器的排挤，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使无产阶级的贫困加重，支付能力进一步受限。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马克思重点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而是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变得明显。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市场扩大的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新的市场——市场的新的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直到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这一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进入后工业化的日本，市场的饱和、狭小同日本旺盛的生产能力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英明论断完全相符。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生产过剩，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而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说生产过剩是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只是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那么，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广大劳动群众却购买不起这些商品。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相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存在生产的相对过剩，有的只是“富人的消费过度”。

（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而是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周期性。那么为什么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呢？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爆发的。危机毁掉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破坏了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倒退去适应相对狭小的支付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暂时得到恢复。然而，危机的爆发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暂时、强制性的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被消灭。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引起新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新的危机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在18世纪周期循环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1815～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1847年的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以及世界市场的完全形成）。”1847～1867年，周期是10年一次。1867年危机爆发，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之后，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特别是从1873年（从九月崩溃）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经济周期一般是从危机阶段开始，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见图2-6）。

其中，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剩余的商品在市场上大量减少，商品供应超过消费需求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这样，危机阶段就过渡到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虽然生产不再继续下降，企业不再大批倒闭，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商品价格暂停下跌，但是商品销售仍然困难，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少，信用关系停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继续销毁或者廉价拍卖积存的商品。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过剩商品的库存减少，市场销售有所好转。资本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开始固定资本的更新，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更新增加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先后推动了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生产逐步提高，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商业和信用事业也逐渐活跃。这样，经济从萧条阶段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物价开始上升，利润逐渐增大，这进一步刺激资本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当社会生产和流通复苏赶上并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经济便进入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市场繁荣，生产急剧上升，工人就业充分，工资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市场兴旺，商品价格上涨，利润丰富，商人大批买进商品，银行贷款十分活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很快又超过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又引起新的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对此，恩格斯曾这样形容：“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而已。”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大体上要经过上述四个阶段，但是也不一定每一个周期都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不过，危机阶段是所有的周期中都必然具有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暂时摆脱危机及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在经济的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资本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首先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也带动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和高涨。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新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所以，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周期性的大规模更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他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入手，阐明了危机的可能性；接着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叙述了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形式；然后，阐明了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形式。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出现二十多年的长期低迷的最本质的原因，毫无疑问在于日本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基本矛盾。

二 其他主要经济周期理论概观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周期现象激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由于观察尺度和观察角度不同，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时间跨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朱格拉周期（中周期或主循环）、基钦周期（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或长波）及库兹涅茨周期（长周期）四大类型。

（一）朱格拉周期

朱格拉周期理论（Juglar Cycle）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的理论。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C. Juglar）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市场经济存在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称为“朱格拉周期”，也称“朱格拉中周期”和“主循环”，又因为这一周期源于设备投资周期，因此还被称为“设备投资周期”。

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存在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经济危机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他又指出，危机好像疫病一样，是已发达的工商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并非可以被完全抑制。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和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朱格拉周期又被称为“设备投资周期”。这是因为二战前，机器设备的平均寿命约为10年，每一次新的设备投资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二战后，随着技术革新的展开，设备投资的频率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设备投资对经济循环周期的作用规律仍然存在。对设备投资占名义GDP的比例及两年后的投资收益先行指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预示着经济循环的基本走势。

日本学者立正大学藤野正三教授使用综合性景气指数论证了战前日本存在朱格拉周期（见表2-5）。田原昭四教授使用设备投资率（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数据也证明日本经济存在10年一个周期的现象（见表2-6）。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做过类似的研究，认为在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也存在再投资循环周期现象。

（二）基钦周期

基钦周期理论（Kitchin Cycle）又称“短波理论”。因为这种短周期为基钦所发现，故称“基钦周期”。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在题为《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的论文中，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库存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利率、物价、生产、就业等在大约40个月中出现了有规则的上下波动，他把这种2～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库存周期”。

基钦认为经济周期有大小两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只有3～5年，大周期包括2个或3个小周期，小周期平均长度为40个月。“库存周期”之所以比“设备投资周期”时间短，就是因为库存调整将快于设备投资调整。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种短周期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一种方法，并用库存投资的周期变动和创新的小起伏，特别是能很快生产出来的设备的变化来说明基钦周期。他认为，3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18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有学者认为，短周期很可能只是一些适应性的波动。

日本学者田村市郎在战前的研究表明，日本1887～1928年的41年中存在10个基钦周期。二战后，日本一直利用景气动向指数展开对短期景气循环的研究，由经济企划厅（现内阁府）确定基钦周期的起始日期。1950～2016年的66年中，日本已经确认共出现了16次短期景气循环，现在正处于第16次循环当中。除第一次循环起始时间不明外，每次循环的平均周期为53个月、4.4年，略长于基钦周期40个月的平均时长。

（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Kondratieff Cycle）又称“长波理论”。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D. Kondratieff）1925年于美国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中首先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个50～60年的周期，故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称“长周期”。他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系列统计项目的加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3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是1789～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为35年，共60年；第二个长周期是1849～1896年，上升部分为24年，下降部分为23年，共47年；第三个长周期从1896年起，上升部分为24年，1920年以后进入下降期。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存在某种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长周期的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他用大量经验统计数据检验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因此，1939年经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都接受了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来称谓经济成长过程长时段的波动。

熊彼特等人后来继承和发展了长波理论，并重新确定了资本主义经济3次长周期的起止时间。熊彼特在1934年英译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对3次长周期的分期如下。

“长波”Ⅰ——大约1783～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这个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手工制造或工场制造的蒸汽机被逐步推广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工业国家。

“长波”Ⅱ——1842～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或“铁路化时代”，其特征是机器制造的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并得到普及。

“长波”Ⅲ——从1897年开始（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其特征是电动机和内燃机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得到普遍应用。

经济学家们基于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定了长周期的长短，从经验上描述了每个周期中上升和下降阶段的表现。不过，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猜测长波的存在与科技革命浪潮有关，特别是熊彼特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明显地从创新周期的角度进行了诠释，但对长波出现的原因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使用新数据和新技巧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无法确定长波是否真的存在，这使长波理论带有显著的经验假说性质。

关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是否存在长周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成果出现，但笔者认为，战后前50年应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高涨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下行通道，未来如果出现巨大的技术革命，也不排除日本将进入下一个长周期。鉴于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日本基本处于战争混乱状态，所以与战后不具可比性。总之，关于日本经济是否存在长周期，今后还有待深入研究。

（四）库兹涅茨周期

库兹涅茨周期理论（Kuznets Cycle）也是一种长周期，193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S. Kuznets）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首先提出，因此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这种周期的平均长度为20年。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来进行划分的，所以其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一种持续、不可逆转的变动，即“长期运动”。他根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长度为15～20年、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消长”的论点。与朱格拉周期的设备投资循环一样，建筑业也确实存在周期现象，住宅及工商业用建筑物的再建或改建周期大体为20年是令人信服的。

日本学者一桥大学大川一司名誉教授的研究表明，1880～1960年的80年中，日本出现了约3.5个长期循环周期，一个周期约为22年（见表2-5），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周期规律。

三 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化演进与特点

经济学认为增长与发展是世界经济走向的总趋势，但增长与发展并不是直线而是在波动中运行的。据日本内阁府的确认，战后1950～2016年，日本经济共经历了16次景气循环（见表2-7），目前正处于第16次景气循环中。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已表明，无论是“基钦周期”还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都是概数，周期扩张和收缩的间隔时间绝不是有规律地一个接一个。每个周期中的扩张和收缩都各具特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再现。战后日本经历的16次景气循环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每次景气循环长短不一，而且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每次景气循环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第1次景气循环（? ～1951年10月）

本次景气循环起始时间不详，因此不能确定整个周期的时间长度。战后初期，日本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被称为“临时军费通胀”。当时物资奇缺，而且政府又以临时军费的形式大量发行钞票，结果使通胀愈演愈烈。此后随着金融紧急措施、物价统治令的实施和新货币的发行，通胀得到收敛。但紧接着又是复兴金融通胀，资金从复兴金融公库大量涌出。由于1949年实施超紧缩的道奇路线，通胀得到遏制，但经济迅速变冷。战后第一次景气循环大体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由于当时统计制度不完善，数据不全，这次景气循环的起始时间难以确定。不过，道奇路线萧条大致出现在1950年前后，景气循环的起点大概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这次景气循环既然也叫作“朝鲜战争景气”，不用说，朝鲜战争自然是这次经济景气的起爆剂。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热门产业就是煤炭产业，当时煤炭被称为“黑色钻石”，其他与朝鲜战争有关的“特需”行业也都出现了惊人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特需”很快中断，在1951年6月达到高峰后，经济景气就迅速转向了衰退。

（二）第2次景气循环（1951年10月～1954年11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37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7个月，衰退期为10个月。朝鲜战争特需景气结束后，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消费热潮。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结束后，人们的心情和生活都稳定下来，对物资需求的“饥饿感”一下子迸发出来，购买力骤然提高，特别是纸浆消费空前增长，百货店销售额急剧上升，弹子房座无虚席，因此这次景气也被称为“投资、消费景气”或“三パ景气”。

1952年和1953年的两年中，日本的个人消费即便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也增长了近三成。民间设备投资也十分旺盛，1952年设备投资实际增长率高达14%，1953年更高达21%，投资的重点是电力、海运、钢铁和煤炭，即所谓“四大天王”产业。超出预期的消费热和投资热带动了进口热，结果导致外汇锐减，不久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天井”问题。1953年9月初日本银行开始控制央行贷款，进行窗口限制。日本经济景气循环开始体现出“停停走走”（Stop-go）的特点。

（三）第3次景气循环（1954年11月～1958年6月）

这次经济景气循环共43个月，其中高涨期为31个月，衰退期为12个月。1955年是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第一年，史称“数量繁荣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出口的扩大，所以起初表现为“出口繁荣”，此后逐渐演变为“投资繁荣”。日本1956年度的民间设备投资名义增长率竟高达60%，实际增长率也超过40%。这段繁荣期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被称为“神武景气”，意为自神武天皇开国以来出现的最好经济形势。

在这次景气循环中，为了适应大量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需要，民间设备投资剧增，不仅出现了聚氯乙烯、尼龙等化纤产品的投资热，还出现了以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旧三大件”为中心的消费热。日本政府在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自豪地宣布“已经不是战后”，也就是说，战后的恢复期已经过去，日本经济正在迎来新的时代。但是，由于高涨期的增速过快，经济很快就碰到了生产能力的墙壁。作为瓶颈的钢铁、电力和运输很快出现供给不足，而且外汇短缺，再次触碰“国际收支天井”，因此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这次景气从1957年6月达到高峰后转入衰退，设备投资过剩问题突出，经济旋即陷入“锅底萧条”的局面。

（四）第4次景气循环（1958年6月～1962年10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52个月，其中高涨期为42个月，衰退期为10个月。1958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使经济很快摆脱萧条，走向新的高涨期，日本经济出现所谓“岩户景气”。

如果说“神武景气”的意义在于其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那么“岩户景气”的意义则在于其使高速增长的影响波及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形成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增长的态势。1960年发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该计划提出到10年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日本仅用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计划。由于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迅速扩大。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俗称“旧三大件”）和彩电、空调、小汽车（俗称“3C”或“新三大件”）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掀起多次消费浪潮。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企业只能进一步扩大设备投资，扩大生产，确保市场占有率，企业间的竞争激烈，因此投资热也不断升温。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举得到解决，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人手不足的时代。

（五）第5次景气循环（1962年10月～1965年10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36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4个月，衰退期为12个月。1962年，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后，日本政府再次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这一时期正值日本东京申奥成功，由于奥运场馆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的需求大增，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为此，政府不断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以满足需要，出现了“奥运景气”。

但是，“奥运景气”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再次出现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国内经济也由于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大型土木建设项目骤减，国内需求急剧降温，表现出明显的“后奥运萧条”。到1965年终于出现战后较为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年是“昭和40年”，所以这次萧条被称为“昭和40年萧条”。这一年，山阳特殊制钢公司破产，而山一证券公司也宣告破产，最后在政府和财界的救助下得以重建，经济界陷入一片混乱。在日本垄断资本的强烈要求下，佐藤政府采取了扶助和优待大企业的政策，降低企业所得税，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日本放弃了道奇路线以来的单年度财政均衡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于1965年7月开始发行赤字国债，并在196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计划发行7200亿日元的国债。国债的发行及经济危机对策的推行使日本渡过了这次危机，但也为20世纪90年代长期低迷时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

（六）第6次景气循环（1965年10月～1971年12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74个月，其中高涨期为57个月，衰退期为17个月。摆脱196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很快就迎来了战后最长的繁荣期。从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日本又出现长达57个月的长期繁荣，此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1.8%。日本将这段时期的经济繁荣称作“伊奘诺景气”。

这一时期可谓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在长期繁荣中，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规模，1967年超过英国、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体。“伊奘诺景气”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5年至1967年末，仍然保持着“昭和30年代景气”模式的痕迹，高涨期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即仍然在“停停走走”的怪圈中徘徊。第二个阶段是1968年初至1969年初，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提高政策利率，1968年末出现了“景气下滑”的迹象，但景气上升的基本趋势并没有改变，仅做了一些微调。第三个阶段是1969年春季至1970年7月，经济迅速增长，国际收支也一直保持顺差，出现了战后以来未曾出现的景气上升模式。这样，日本在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时再也不必担心国际收支的约束。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七）第7次景气循环（1971年12月～1975年3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39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3个月，衰退期为16个月。1971年8月，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这一被日本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事件对日本经济造成强烈冲击，日元被迫升值。1971年12月，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至308日元，受此影响，经济景气陷入低谷，此后又缓慢回升。

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组阁，随即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加上1970年末就开始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已经出现流动性过剩通胀。流动性过剩膨胀与需求性过剩通胀叠加在一起，导致1973年出现了物价暴涨和物资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当年正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急剧上升，在“狂乱物价”的冲击下，列岛改造热冷却下来。

（八）第8次景气循环（1975年3月～1977年10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31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2个月，衰退期为9个月。战后日本前7次景气循环都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而且都是根据繁荣期的特点起的名称，如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等。但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繁荣期，所以此后的景气循环便没有政府机构正式的命名。

第8次景气循环期间，日本政府不断推出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1975年3月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上升局面，但总体增长乏力，充其量也就是“稳定增长景气”。1977年1月至10月的衰退局面被称为“景气疲软期”，实际GDP增长率为5%左右，与以前差不多，但企业效益和生产却在下降，因此也被称作“宏观与微观的乖戾期”。

（九）第9次景气循环（1977年10月～1983年2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64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8个月，衰退期为36个月。与此前的景气循环不同，本次循环衰退期首次超过了高涨期。在高涨期的前半段，由于日元升值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企业效益增加与公共投资的波及效应产生了乘数效应；后半段，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原油再次涨价，许多企业增加了库存投资，产品价格上涨拉动了景气回升。但是，在1980年2月景气达到高峰后，库存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在“小政府”的行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又不断削减财政支出，景气刚刚出现，却没有财政支援，致使衰退时间拖长。

（十）第10次景气循环（1983年2月至1986年11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45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8个月，衰退期为17个月。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在1984年好不容易出现了繁荣期，被称为“高技术景气”。其特点是以半导体和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是在1985年6月景气就匆匆结束了。这次整个循环期虽然缩短，但高涨期又超过了衰退期。其间，由于“倾盆暴雨式”地对美出口，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烈，为了缓和对美关系，日本只能削减出口。而在短时间内激增的IC等电子产品供给严重过剩，高技术景气也随之消失。

（十一）第11次景气循环（1986年11月～1993年10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83个月，其中高涨期为51个月，衰退期为32个月。本次景气循环正值泡沫经济期，又称“平成景气”，经济大起大落，成为日本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986年底以后出现的景气复苏，其先导与过去相同，也是扩大公共投资，而此后又发展为大规模的民需景气。这一时期，在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条件下，市场出现了大量剩余资金，这些游资迅速流向股市和房地产，使股市和地价急剧上升。在资产升值效应的作用下，消费和投资迅速升温，结果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日本银行从1989年下半年就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1990年海湾战争又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在内外环境恶化的情况下，1991年4月泡沫被刺破，至此“平成景气”结束。由于股价和地价暴跌，大量的不良债权产生，受此拖累，景气迟迟未能恢复，日本经济自此陷入长期低迷的泥沼。

（十二）第12次景气循环（1993年10月～1999年1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63个月，其中高涨期为43个月，衰退期为20个月。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即使在景气循环的高涨期也没有明显的高增长，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次景气循环从高涨期的时长来看与前几次景气不相上下，但是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1995年和1996年在阪神大地震抗震救灾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是桥本内阁误认为这是真正的复苏，所以采取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错误政策，1997～1998年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及长期信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日本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

（十三）第13次景气循环（1999年1月～2002年1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36个月，其中高涨期为22个月，衰退期为14个月。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出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景气对策，此后出现了短暂的“IT景气”。由于构筑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许多IT相关企业的效益激增，电子商务企业迅速发展，一时间网上书店、网上证券、网上银行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似乎世间的一切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网上世界。2000年，由于新千年的来临，计算机的制式转换也产生了很大的IT需求，但是随着当年秋季转换工程的完成，IT景气也宣告结束。

（十四）第14次景气循环（2002年1月～2009年3月）

这次景气循环共86个月，其中高涨期为73个月，衰退期为13个月。“IT景气”崩溃后，在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日本经济又出现了长期景气。小泉首相上台时的2001年4月日本经济还处于停滞之中，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政府将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放在首位，并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因此这次景气也被称作“结构改革景气”。当时小泉推行的政策从本质上看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改革。因此，尽管经济疲软，政府也没有采取追加公共投资的传统景气对策，相反是通过规制改革来精简公共部门，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邮政民营化改革。2011年2月之前，内阁府曾将这次景气的高峰期确定为2007年10月，后来又修改为2008年2月，高涨期长达73个月，远远超过“伊奘诺景气”（57个月），成为战后最长的景气。这次景气循环包含衰退期在内的整个周期达到86个月，超过“平成景气”（83个月），成为战后日本最长的景气循环。十分遗憾，由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这次景气期根本无法与伊奘诺景气时期相比，所以尽管持续时间长，但也仅仅是一次“没有实感”的景气。

（十五）第15次景气循环（2009年3月～2012年11月）

本次经济循环的起点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跌入低谷的2009年3月，结束于2012年11月，整个周期为44个月。本次循环中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和欧债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波动也很大。2009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经济触底”，自此缓慢进入高涨期，而在2010年度实际GDP增长率高达3.5%，受大地震的影响，2011年度又回落至0.4%，2012年度略有恢复，达到1.0%。

（十六）第16次景气循环（2012年11月～）

现在仍处于这次循环之中。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并出台了“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在2013年度取得了2.1%的较高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很显然不完全是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税率以后，日本经济出现急剧下滑，2014年底实际GDP增长率降为-0.4%，中断了增势。2015年度实际经济GDP率回升为1.3%，起色较大。由于安倍内阁两次推迟了再次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时间，加上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日本经济可能又重新回到上升通道。这次景气在何时跌入谷底尚有待观察。

总体来看，二战后，就全世界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萧条与危机越来越频繁。就日本而言，其经济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律，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衰退期长期化，衰退程度更加深刻。如图2-7所示，综观战后日本的景气循环，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同时也能观测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痕迹和影像，但其更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