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探究长期低迷的原因

泡沫经济发生之前的1980～1985年，日本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4.3%，而9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的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不足1%，这样进行简单比较，就会发现过去的二十多年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至少停滞了3个百分点。下面将以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模型理论为依据，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

一 从需求视角看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始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这一点恐怕没有异议。所以，我们首先重点对90年代以后构成日本GDP基本要素的消费、投资、公共需求和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的数据进行分析。先看一下实际GDP增长率和各要素贡献的变化。如表2-1所示，80年代，虽然在景气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有所波动，但基本实现了3% ～7%的较高增长，从拉动GDP增长的具体要素来看，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的拉动作用比较大。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随着住宅投资减少（1991年度以来）、设备投资减少（1992年度以来）和民间消费停滞（1993年度以来）, 1993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降至-0.5%的水平。

1993年以后的日本经济虽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其特点是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大。这反映出在实体经济停滞过程中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对策。一般来说，公共投资经过一定的时间滞后就会发挥作用，设备投资将紧随其后，接下来就有可能出现消费扩大，进而拉动实际GDP增长。然而，日本虽然多次推出以扩大公共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对策，但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GDP非但没有恢复到80年代前半期的增长水平，反而从此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具体来看，如表2-1所示，1997～199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再次下降，在公共需求的贡献转为负增长的同时，民间住宅投资也开始减少，设备投资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下滑。1998年度，日本总需求中的主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负值，实际GDP自然也就陷入负增长。1998年度负增长的最显著特点是，不仅经济增长滑坡，而且在不断加重的不良债权问题的拖累下，日本经济出现金融危机的各种症状。

2002年度以后的超长期景气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加大，而公共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为负值，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维持正值，但并不强劲。2002～2008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最高值出现在2003年度，为2.1%，但没有达到IT景气时期的2000年度2.5%的水平。超长期景气结束后，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2008年度和2009年度连续两年负增长，2010年度出现恢复性增长，达到3.2%，2014年度又跌入0.4%的负增长，2015年度又恢复到1.3%的较高增长（见表2-1）。

下面再看一下不同年代各种需求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与贡献率。如表2-2所示，20世纪80年代消费（民间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民间住宅投资及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和贡献率都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是90年代以后则明显降低。例如，80年代前半期的民需（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与民间住宅投资、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合计）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为2.7个百分点（1.8-0.1 +1.0），换算为贡献率，则为63.7%（42.8% -2.8% +23.7%）; 80年代后半期，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上升为4.9个百分点，换算为贡献率则为92.6%。这说明日本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相当高。

1986年日本曾发表著名的《前川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要将经济增长的成果适当地向职工报酬倾斜，通过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来提高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以促进个人消费，充实和加强住宅对策，同时充实地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扩大内需的政策。仅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SNA统计（基于国际标准的国民经济统计）来看，当时日本至少在宏观上实现了扩大内需的目标。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两方面来看，大幅度的进口也实现了促进内需扩大的效果。

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和贡献率明显下降，特别是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的90年代后半期下降得更为严重。这一时期，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仅为0.4个百分点，贡献率仅为55.0%，与80年代几乎无法相比。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即所谓公共需求不断扩大。应当说，90年代中后期，公共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民需的停滞和外需的低迷。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后的超长期景气主要是外需即净出口（出口额-进口额）拉动的，这从表2-1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2000～2005年度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拉动为0.5个百分点，换算为贡献率为35.3%，2005～2010年度的拉动为0.4个百分点，换算为贡献率超过100%。也就是说，净出口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重要部分，而“中国特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扩大导致了世界实体经济的繁荣，日本的企业和产业界正是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超长期景气。毫无疑问，在这一超长期景气当中，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也在逐渐深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剧烈变化和家庭的名义收入几乎没有增加。从构成职工报酬最主要部分的名义工资、奖金的增长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及后半期都分别增加了20%左右，这意味着职工工资每年约增长5%; 90年代前半期的5年还有10%左右的增长，即每年有2%的增长，但到90年代后半期的5年总体下降了2%; 2002～2007年也只增加了2.5%，每年只增加0.5%左右。因此，从全国规模来看，几乎感觉不到工资的增长。恐怕这也是超长期景气“没有实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名义工资增长的停滞也对雇佣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那就是派遣社员、计时工等非正式雇佣人员比例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非正式雇佣人员占总雇佣人员的比重仅为15%左右，此后逐年缓慢增加，1997～2014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前后非正式雇佣人员占总雇佣人员的比重已经超过40%。在非正式雇佣人员队伍扩大的过程中，名义工资增长的停滞也改变了家庭收入构成。日本厚生劳动省实施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1996年以后，虽然年收入为300万日元的家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而且到2006年甚至超过了30%，但是1996～2006年的10年，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家庭所占比重增加了5.9个百分点，而年收入为5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的比重下降了10.2个百分点。2014年，年收入在528.9万日元以下家庭的比重高达61.2%，而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即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比重竟高达20.5%（见图2-3）。很显然，从不同收入阶层的变化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贫困层的增加和中产阶层的减少自然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当然，如果在工资上涨过程中，非正式雇佣的扩大会促进就业机会的多样化，这对解决失业问题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在总体工资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非正式雇用的扩大则只能对企业有利，即意味着企业削减成本的手段可以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方便。相关统计显示，企业效益开始恢复的2002～2004年，企业主要是偿还现有债务，而无能力再从银行进行新的融资。由于成本被大大压缩，企业的竞争力重新提高，特别是大企业将目光转向外需，积极增加出口生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从企业方面来看，《派遣法》的修订及2000年以后签订FTA步伐的加快对企业扩大出口十分有利，特别是某些企业占据产业链条高端，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优势，这些企业进一步向产品特化的方向迈进。这些企业行为的变化只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对日本经济的恢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宏观经济总体来看，则产生了“理性之误谬”。企业部门的“合理行动”使家计部门的收入和利益被挤压，致使慢性通缩长期持续，最终导致始于2002年的战后超长期景气变成不伴随收入扩大和内需扩大的“没有实感”的长期景气。

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名义GDP的低迷，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连续出台了11次紧急经济对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和政府长期债务负担增加，再加上日本迅速进入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社会，现役在岗职工社会保障负担的提高也拉大了代际间的差距。

2008～2012年，基础工资一直处于负增长（见图2-4），占GDP近60%的私人消费疲软，导致民间最终消费总体处于低迷状态，2008～2012年基础工资每年分别增长-0.9%、-0.7%、2.8%、0.3%和2.0%。2013年以后，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虽然工资有所上涨，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更大，实际工资反而下降。特别是2014年4月受消费税税率提高的影响，民间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

二 从供给视角看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前面已从消费、投资和出口等需求方面的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下面再依据“增长核算”的数据用供给方面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以分析。所谓“增长核算”就是从生产方面分析实际GDP增长率的一种解析方法，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资本投资增长率、劳动投入的增长率、生产效率的上升（TFP增长率）等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影响。

先来看一下JIP 2015年数据库的数据。表2-3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以5年为计算周期的供给方面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TFP增长率等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又将劳动力投入分为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素质变化，将资本投入分为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

如表2-3所示，日本（不包括非营利服务部门和住宅部门）的GDP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5.49%下降到90年代前半期的0.78%，下降了4.71个百分点；此后在90年代后半期，GDP增长率又下降至0.66%; 21世纪头5年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44%；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5～2010年度又再次下降为-0.67%。从具体要素的贡献来看，80年代后半期5.49%的较高增长中，所有要素都是正拉动，但主要是TFP的拉动，拉动了2.59个百分点，其贡献率高达47.0%；其次是资本投入的拉动，拉动了1.93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35.2%。90年代前半期0.78%的增长中，最大的拉动是资本投入，拉动了1.34个百分点，其贡献率接近200%，无奈劳动力投入和TFP变为负拉动，特别是TFP为0.51个百分点的负拉动。这充分反映出当时日本IT产业的落后对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90年代后半期0.66%的增长中，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大的要素主要是资本投入和TFP，两者分别拉动了0.68个百分点和0.54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103%和81.8%，而劳动力投入是很大的负拉动。在21世纪头5年1.44%的增长中，最大的拉动是TFP，拉动了1.3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2.4%，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IT产业的迅速追赶对宏观经济带来了正向影响；其次是资本投入的拉动，拉动了0.47个百分点，贡献率达32.6%。尽管劳动力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高，但由于劳动时间的负拉动太大，最后导致劳动力投入总体为负拉动。2005～2010年度-0.67%的增长中，劳动力投入和TFP均为负拉动，资本投入为正拉动，三者分别拉动了-0.36个百分点、-0.49个百分点和0.18个百分点。2010～2012年度0.36%的增长中，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变为负拉动，而TFP的拉动增大，三者分别为-0.09个百分点、-0.09个百分点和0.54个百分点。

再来看一下以10年为计算周期的供给方面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TFP增长率等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表2-4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大，其贡献率超过100%，而2000～2012年则有所不同，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大，因GDP增长率较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0.26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60%。劳动力投入总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但这主要是由劳动时间缩短所致，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很明显的。表2-4的数据表明，劳动力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2012年度分别为0.50个百分点和0.51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达到69.4%和超过100%。

表2-4 以10年为计算周期的日本经济“增长核算”

通过表2-4的数据还可以看到，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4.22个百分点，从具体要素来看，劳动力投入减少了1.34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减少了0.86个百分点，TFP减少了2.01个百分点。如果再细分解一下，可以粗略地把劳动力素质和资本质量的提高及TFP都看作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那么根据表2-4的数据可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减少了0.18个百分点，资本质量的提高减少了0.28个百分点，再加上TFP减少的2.01个百分点，三者合计减少2.47个百分点，相当于90年代经济增长率与80年代相比减少的4.22个百分点的58.5%。换言之，经济增长率的损失一半是由供给方面的生产效率低下造成的。另外，劳动时间及资本数量的减少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失业率上升和投资停滞及GDP紧缩指数扩大有关，也就是说与需求的停滞有关。同时在通缩与零利率条件下，实际工资在上涨，结果导致名义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益发生偏离，使劳动力投入陷入低迷，资本回报率下降。结合表2-4的数据可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经济增长率的损失，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原因大体上各占一半。

2000～2012年度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低于前10年，其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度和2009年度GDP连续两年出现大幅度负增长，这样平均下来，导致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如果抛开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因素来分析这一时期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各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的低迷非常显著，为-0.32个百分点，但TFP对经济的拉动转为正增长，达到0.44个百分点，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得到恢复，对经济的拉动分别达到0.08个百分点和0.18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即资本投入，其对经济的拉动高达0.26个百分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很大，高达0.51个百分点，但无奈劳动时间增加下降了0.82个百分点，结果使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见表2-4）。2000～2012年度各要素增长总体低迷，不仅远远没有达到80年代的水平，而且低于90年代。在TFP的拉动下，2002～2008年度出现了长达73个月的超长期景气，但是由于劳动时间的减少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资本质量的提高效果相抵消，结果很难得的超长期景气成为低速的“没有实感”的景气。

三 需求与供给因素的模型分析

下面将需求和供给因素两方面结合起来，通过计量模型来分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可简单归纳为：①不充分的金融宽松与通缩预期引起的消费、投资低迷；②由财政紧缩导致的公共需求减少；③由银行的惜贷引起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供给方面的因素可简单归纳为：①企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低迷；②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③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例如，银行的追加贷款、过剩贷款及政府低效率的公共投资等）。

以上原因可以用标准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进行直观分析。如图2-5所示，需求方面的要因使AD曲线向左移动（产生负的需求冲击）, AD曲线与AS曲线的交点向左下方移动，带来了确定的均衡GDP的下降和物价的下降。而且，供给方面的要因根据宏观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规律，必将引起生产效率的下降。AS曲线向左移动将引起均衡GDP的下降和物价的下降。

前面分析过的增长核算的变化也可以用图2-5的AD-AS模型来分析。假定长期低迷之前的状况用均衡点A表示，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低迷由于总需求的低迷和生产效率的低迷同时发生，AD曲线和AS曲线同时向左方移动，均衡点就变成了B点（见图2-5上图）。21世纪头5年的变化可用图2-5的下图进行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000～2005年度，资本数量及劳动力投入、劳动力素质的贡献减少，TFP与资本质量的贡献提高（见表2-3）。关于这一点，意味着图2-5中的AS曲线向右方移动（即从虚线向细实线移动），而且资本数量与劳动力投入减少将带来总需求的进一步减少，这将引起AD曲线向左方移动，结果均衡GDP从90年代的B点移到了C点。均衡GDP从B点到C点的变化说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问题相较90年代有所缓和，但是通缩仍顽固地持续着。

以上利用AD-AS模型分析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课题是，总需求在进入经济长期低迷以后仍在继续下降，总供给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2005年之前虽然有所进展，但其程度与长期低迷之前相较十分微弱，正因为总需求的停滞与总供给的温和扩大同时出现，才导致通缩长期化。而2005～2010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竟达到-0.49个百分点（见表2-3），这说明日本经济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痼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供给方面又出现了严峻局面。但2010～2012年度情况大有好转，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高达0.54个百分点，但这只是两年的数据，之后是否持续这种势头尚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