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印度及其文化

印度河文明

印度河流域曾盛行旧石器文明，这一事实已经通过印度东南部各地出土的考古遗物得到证明。此外，近年来，考古学家对印度哈拉帕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后证实，在从新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时代过渡的历史阶段，印度西部的印度河流域也有着优秀的文明。哈拉帕位于印度河河口附近的摩亨佐·达罗与上游的旁遮普地区之间。该遗迹形成于距今约5000年前，前后维持了五百余年的生命力。该遗迹是属于金石并用时代的城市遗迹，房屋多为砖瓦造的多层建筑。其尤为显著的特征包括：建有完备的浴场，城中铺设了道路，并建有排水系统。另外，从出土的武器、玩具等其他器物的状态也可以看出，该地区曾拥有发展程度相当高的文明。此外，那里还出土了大量印章，只不过印章上刻的文字尚未得到完全解读；人们还在那里发现了神像，并认为是当今印度教中最受尊崇的湿婆的原型。从刻有母牛浮雕的印章等遗物来看，古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过，该遗迹所代表的文明是否确实是遍布古代印度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的文明，这一点尚不明确。但从西亚共同的女神、母神像的出土这一点来看，我们不难想象，这一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特别是苏美尔文明）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无从得出定论，这一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灭亡的，但无论如何，该文明曾一度中断。就在该文明即将从土著居民的记忆中消失的时候，雅利安系的游牧民族开始从中亚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侵入印度西北部。此后，印度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雅利安人的入侵

流浪于中亚原野上的雅利安人是一个巨大的民族集团。在距今约4000年前，该集团分裂为两部分，各自分头开始了新的行动。向西的是伊朗民族，他们出现在波斯高原；向南的是雅利安民族，他们侵入了印度西北部。“雅利安”（Aryan）原本是他们的自称，意为“高贵种族”，与“伊朗”（Iran）一词出于同一语源。后来，在民族学家的用法中，“雅利安”一词也包含与雅利安人同种的欧洲条顿民族，所以为了加以区分，学者们便将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称为“印度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是印度河上游五大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这里一般被称为“旁遮普”，意为“五河之地”。雅利安人进入这片沃土后，与顽强抵抗的原住民交战，同时开始了未曾经历过的定居的农耕生活。《梨俱吠陀》是以旁遮普为摇篮兴起的最初的雅利安文化的最古老文献，其中描绘的社会大概应上溯至距今3500年前。“梨俱吠陀”的意思便是“收录了赞颂众神之歌的圣书经典”，其使用的吠陀语与古代的伊朗语最为相近，后世印度的通用语梵语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吠陀语的语法与欧洲各民族的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乃至俄语都属于同一系统，根据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印度雅利安人的来源进行更加明了的说明。

梨俱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的宗教原本是将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威力加以神格化，并对其赞美和崇拜。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接触了当地的大自然后受到刺激，进一步提升了对固有信仰的忠诚度，他们开始信仰象征天、地、火、水、风、太阳、雷电等事物的众多神明，还经常用苏摩草的汁液制作神酒，并将贡献给神明的物品投入火中，以祈求胜利和幸福。他们的理想是在死后进入天界，与诸神共享欢乐，他们还曾运用出色的韵律和修辞技巧咏唱赞歌。雅利安人的工艺技术当然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其商业发展尚未脱稚气，因此他们在衣、食、住等方面极为简朴，富有进取的气象。雅利安人以神圣的祭火为中心，过着大家族式的生活，并以大家族为基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部落，各个部落都拥戴着其各自可以称之为“王”的领袖。雅利安人的军队由步兵和战车部队构成，他们爱好战车竞技，并以刀、枪、斧、箭为武器。他们的娱乐方式是歌舞和音乐。尽管也有沉迷于博弈和饮酒之徒，但他们始终未失去长久以来尚武刚健的风气。另外，雅利安人虽然非常尊重牛，但未像后世那样受限于不杀生的规定，尚能够大摆肉食之飨宴。总之，通过《梨俱吠陀》的记载，我们能够推断出的历史事件虽然极为零散，但我们至少能够模糊地了解到，巴拉塔族的苏达斯王在印度河的一条支流上击败了与之敌对的十个部族的王，即“十王败战”的故事。雅利安人同族之间也会发生争战，但同样会心存同族意识，团结一致，合作对抗印度原住民的反击，并进而征服和驱逐那些在各地建造城垣、据要塞之地顽强抵抗的敌人。这些印度当地的原住民被描述为肤色黑、鼻子扁、宗教奇异的丑陋种族，有时甚至被视为恶魔，其中的大部分人被认为与现在生活于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属于同一系统。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梨俱吠陀》的语言进行考察，则可以推测得知，这些印度原住民中还有一些是现在印度中部地区的蒙达人的祖先。

其实，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就居于印度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原本也是印度之外的来客。但在受到后来的雅利安人的压迫后，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较早地被雅利安人同化，其中一些人在雅利安人的征服之下变成了奴隶，另一部分人则逐渐退避至印度南部，在德干高原发展其富有特色的达罗毗荼文化。达罗彼荼人的语言是泰米尔语，在现在的印度南部仍占据着支配地位。而该语族的独特性就在于，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与之类似的其他语族。

蒙达人被认为是最早生活于印度的原住民，现在学者们大多认为，蒙达人的语言属于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到印度支那半岛的澳亚语系。由于达罗毗荼人与雅利安人的先后入侵，蒙达人逐渐被驱赶至山间的偏僻地区，勉强残存于现在印度中部的高原地区，并在那里生存了下来。

恒河流域平原的城邦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西北部并征服旁遮普地区后，进一步向东进入了土地肥沃的恒河流域平原。在此之前，雅利安人在经营旁遮普时期就建成了塔克西拉等城市。但在恒河平原上，又出现了比塔克西拉更为强大的城邦，这些城邦根据亲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国家的联合体。为了争夺领导权，各城邦在其霸主的统率之下相互争战。在众多同族城邦的联合体中，曾一度十分强大的是俱卢族、般阇罗族等，而俱卢族的巴连弗邑王朝后来定都于恒河河畔的哈斯蒂纳普尔，强极一时。

雅利安人定居于恒河流域，始于距今约3000年前，其文化延续了约500年。这一时期也是婆罗门文化的全盛时代，继《梨俱吠陀》之后，又出现了《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雅利安人的城邦对于阶级制度在印度社会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社会现存的堪称其社会桎梏的种姓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所谓“四种姓”，最上层是掌管宗教和学问的“婆罗门”，其次是王侯武士阶级“刹帝利”，再次则是庶民阶级“吠舍”，最下等的是奴隶阶层“首陀罗”。其中，婆罗门的地位最为尊贵。记载婆罗门宗教祭祀内容的“吠陀”，被视为绝对神圣之物。在当时，宗教既是科学，又是文学，一切知识都离不开宗教。因此，从事宗教事务的婆罗门阶级掌握了社会的领导权，在他们的影响下，印度实现了哲学和文学方面的独特发展。

婆罗门独占了知识，刹帝利则掌控着武力，从事军政事务。这两个阶级垄断着社会的特权，他们在决定军政事务时，对一般庶民的利益置若罔闻。而庶民和首陀罗则处于人权完全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底层，不得不呻吟度日。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定结构，是在雅利安人的地位确立后，且未曾受到外来部族攻击的情况下，出现在印度这个天赐沃土的社会之中的。然而，这种社会固化不仅使雅利安人失去了以往的进取气象，也使社会的健全发展遭遇巨大障碍。此后，婆罗门教也随之变得形式化，陷入了祭式万能主义。对此，这一时期的印度在思想和宗教上出现了改革运动的新动向，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出现的。不过，尽管思想界出现了一时的生机，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婆罗门势力的存在，这些改革运动都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压制；反倒是在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奥义书的哲学

由于不满足于婆罗门神学中的祭式万能主义，奥义书哲学主张将宇宙的根源和人类的本体视为“梵”，倡导“梵我一如”。奥义书的出现距今已有2500年之久，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体现深奥哲学思考的产物。而且，奥义书的哲学思想至今也没有变成僵死的古代思想，而是仍然富有生机，并对近代欧洲（特别是德意志）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兴起与耆那教

奥义书哲学出现后不久，印度就出现了改革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时在恒河流域以北和喜马拉雅山南麓，有多个雅利安系释迦族的城邦，其中有一个迦毗罗卫国，该国王子就是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虽然贵为王子，且被寄予厚望，但他对人生问题却怀有深刻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弃世出家，经过苦行与冥想，终于在佛陀伽耶的菩提树下得道成佛。于是，从他在鹿野苑第一次进行初转法轮的传道开始，释迦牟尼在45年间不断传道，最终在拘尸那揭罗的沙罗双树下涅槃。

佛教教义的形成过程，便是对堕落的婆罗门教进行革新的过程。它否定种姓差别，主张众生平等。佛教教义的本质是一种彻底的无常观，否定恒常不变的“实我”（灵魂）的存在，而将“无我”作为终极理想。佛教认为执着于自我是迷妄，迷妄的现象世界看上去仿若实在，但这些实在皆起于“因缘”。因缘包括从“无明”到“老死”的十二个环节，要摆脱因缘相续的现象世界，就须以“苦、集、灭、道”这“四谛”，明了一切苦之所依的缘由，从而进入没有痛苦的涅槃之境，由此摆脱生死轮回之苦。而为了实现涅槃，人须行“八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此作为必不可少的修行。

佛陀的涅槃是在公元前386年前后，其入灭后不久，弟子们就将佛陀的教义整理结集。但此后异见渐出，据传在佛陀入灭百年后，就进行了第二次佛典结集。尽管如此，随着后来佛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佛教分裂成了许多宗派，其核心教义也集中到人的善恶之业如何决定其轮回转世这一问题上。

摩揭陀王国的称霸

古老的城邦在各族之间的争霸战中优胜劣汰，相互之间的商业交往愈发兴盛，并日渐呈现出向大疆域国家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拥有政治、军事职权的王族阶级的势力得以确立。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佛教、耆那教等反婆罗门的新宗教才能够得以出现并流行开来。

在佛陀出生时，恒河流域平原上尚有几个强国，其中，占据恒河中上游的拘萨罗国和占据中下游的摩揭陀国展开争霸。对早期佛教保护力度最大的是摩揭陀国，其国王频婆娑罗是新宗教的拥护者，佛教因而得以在恒河流域传播开来。频婆娑罗之子阿阇世据传是个暴君，曾囚禁自己的父亲并令其饿死，以继承其王位。阿阇世曾与拘萨罗的国王开战，虽一度取胜，但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战败被俘。幸运的是，阿阇世后来不仅得到释放，还娶了拘萨罗国王之女为妻。回国后，阿阇世在恒河南岸修建了华氏城，作为国都。不久之后，他再度压制了拘萨罗国，成功地称霸于整个恒河平原。据传说，阿阇世为忏悔自身之罪过，诚挚地皈依了佛教。不过除了佛教，阿阇世对耆那教也有所保护。

两大史诗

思想上的革新运动以及权贵阶层的推动，使印度的文学也出现了独特的发展。被后世誉为印度文学最高杰作的两大史诗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而两部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经过后人整理的版本。

《摩诃婆罗多》讲述的是古代婆罗多族的族人之间进行争霸战争的勇武故事：俱卢国的王子兄弟五人因受到迫害而出逃至般遮罗国，他们与般遮罗国王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五兄弟再度遭到俱卢国表兄弟王子百人的迫害，被迫流浪于山林达12年之久。终于，五人在多方援助下对俱卢国的表兄弟们宣战，并成功复仇。在婆罗门的笔下，这一故事后来被赋予了神话和训诫的内容，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长达10万余字的大型史诗。

《罗摩衍那》讲述的是古代英雄罗摩的事迹。罗摩是阿约提亚的王子，后因故被放逐，被迫隐遁于山林之中。魔王罗波那将其妻子劫至斯里兰卡。罗摩在森林猴王的帮助下，搭起了通往斯里兰卡的桥梁，而后杀死魔王，救回了妻子。这个史诗故事经印度教信徒润色后，罗摩遂逐渐被人们视为毗湿奴神的化身。

与《梨俱吠陀》的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印度语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形式开始愈发接近此后出现且至今仍保有生命力的佛教经典的用语——梵文。

印度的统一

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一度兴盛时，印度雅利安人所占据的地区再度遭到波斯的新一轮入侵。自居鲁士大帝至大流士大帝，波斯帝国的君主无不试图征服印度。他们在印度河流域所获得的领地，成为日后波斯最重要的财源；他们从印度征发的步兵，常常出现在西亚的战场上。此后，波斯帝国逐渐衰落，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就取代了波斯人，出现在印度的国土之上。

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波斯国王，他横穿阿富汗，经喀布尔的溪谷地区侵入印度河上游。然而，亚历山大在那里遇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作为远道而来的入侵者，希腊军队无法忍受当地酷热的天气，因此未能继续进攻。此后，亚历山大不得不兵分陆、海两路，撤回了巴比伦。亚历山大在印度河流域攻占的地区名义上是希腊领土，实际上是交由印度人以及希腊诸侯来支配的。

在印度的支配者中，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人。他通过学习和利用希腊先进的战斗技术，灭亡并取代了曾经雄视东方的摩揭陀国。随后，他进一步向西扩张，将希腊人逐出了印度河流域。由此，印度的主体部分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平原终于被整合到了统一的主权之下。这一统一王朝被称作“毛里亚王朝”，在汉译佛典中被称作“孔雀王朝”。

在西亚，旃陀罗笈多与自称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叙利亚国王塞琉古缔结和约，确定了孔雀王朝的西部边界。孔雀王朝的首都为华氏城，华氏城被城壕环绕，高耸的楼阁直冲天际，是一座极为繁华的城市，也因此一度成为印度文化的中心。孔雀王朝的国王召集了实力强大的常备军，以威慑整个印度，著名的宰相考底利耶辅佐于其左右。据传说，梵语文学中大放异彩的、具有政治外交指南性质的作品《政事论》就是考底利耶的著作，尽管其真伪尚不可知。

继承旃陀罗笈多之位的是其子宾头娑罗，其后是他的孙子阿育王。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孔雀王朝的发展达到了顶点。阿育王继承了父祖的遗业，进一步沿着南印度的东海岸征服了羯陵伽地区。除了次大陆南端的一小部分，孔雀王朝的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印度。在阿育王的治世之下，佛教在他的保护下有机会广泛地传播到印度各地。

据传说，阿育王原本是一位残暴无道的君王，但他惊异于羯陵伽战争之惨烈，痛改前非，虔诚地皈依了佛教。此后，阿育王自任正法之使者，在道路两旁植树、掘井，以便利旅人；建设灌溉设施，普及医疗机构，为人民谋安宁与幸福。他对治民为政特别用心，任命专门的官吏巡视和监督境内的政治状况，并将说明其施政方针的敕令刻在领内各地的石柱上，以便贯彻自己的意旨。这类石刻至今仍多有留存，并成为十分珍贵的史料。根据这些石刻，我们能够知道阿育王的即位是在公元前271年前后。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石刻了解到，阿育王与西亚的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一世、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和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一世是同一时代的君王。

据传说，在阿育王的保护下，佛典的第三次结集得以实现。至此，以往由僧侣口耳相传的佛陀教诲，终于第一次得以用当时的日常用语巴利文书写下来，这种巴利文佛经成为现在流行于南洋地区的小乘佛教经典的本源。此外，阿育王还向西亚各地派遣僧侣布道，以进一步弘扬佛法。其结果如何我们虽然不甚明了，但不难推测，这次传教对基督教出现之前的西亚思想界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阿育王还向斯里兰卡传布佛教，并取得巨大成功，不仅实现了当地的佛教化，还使斯里兰卡成为进一步向印度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传教的立足点。作为几乎统一了全印度的统治者，阿育王使用的称号是“天爱王”和“善见王”。也就是说，阿育王并不试图支配整个世界，故未采用“世界之王”之类的夸张称号；因其以实现精神世界的统一为理想，所以采用了“天爱王”和“善见王”的名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富有思想性的印度文化的特点。

古代印度的终结

印度的古代史在阿育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古代印度的大一统只在孔雀王朝最初的三代君王治下维持了大约百年的时间，此后，印度很快就进入了中世的混乱时代。而且，如前所述，即便是在阿育王的全盛时期，阿育王也不得不承认西亚诸国君主与自己对等的世俗地位，他试图凌驾于西亚各国之上的想法未能实现。在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的势力渐衰，印度的中心地区再度分裂为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东、西两部分。东部地区在孔雀王朝及其之后的巽伽王朝的治下，勉强维持了印度人自己的统治；而西部地区则不得不再度受到新的外来势力的统治。

最初侵入印度西北部的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撤兵后，部分希腊殖民者集团留在了阿富汗地区，巴克特里亚王国就是以这些希腊人集团为核心兴起的。巴克特里亚的王子德米特里厄斯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自称“印度之王”，其势力一度极为隆盛。其后，米南德一世当政时，巴克特里亚的势力也十分强盛，这位米南德就是见载于佛典的“弥兰王”。弥兰王曾依据希腊哲学的理论，与佛教僧侣那先比丘互相问答，留下的记录据说就是留存至今的《那先比丘经》。后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势力逐渐衰落。不久之后，波斯系的安息向东进军，灭了巴克特里亚，并进而侵入印度西北部。此外，突厥系的斯基泰人也开始南侵，这些战乱使印度西北部的政局极为纷乱。直到大月氏的入侵，这里才出现了新的局面。

大月氏与贵霜国王的入侵

前面提到，由于安息帝国的出现，位于其东侧的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处境十分孤立。为了改变这种困局，巴克特里亚人遂侵入印度西北部，并一度十分强盛。然而，巴克特里亚的势力很快就衰落了，他们不仅受到来自西侧的安息人的压迫，而且苦于应付印度原住民的叛乱。正在此时，突厥系大月氏一族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西北边境，经天山北路来到了印度。此前，大月氏人曾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地区定居，不久便使巴克特里亚的希腊遗民臣服。随着其势力日益壮大，大月氏进一步向印度西北部扩张，并成为那里的一大势力。

后来，大月氏也日渐衰落，此后兴起的是印度人的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在从创立者丘就却到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的这段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迦腻色迦在位的具体年代，但可以推测大致是在公元14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即阿育王之后约四百年。迦腻色迦的领土位于亚洲中央，西部延及波斯，南部占有印度部分地区，东部则与中国相接。贵霜王朝在亚洲大陆的交通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交通往来的最大成果就是促进了佛教教义和艺术的发展，并推动了佛教向东方的传播。

大乘佛教

迦腻色迦晚年笃信佛教，曾修建佛塔以供养僧人。为了终结佛教教义纷繁不一的局面，他举行了第四次佛典结集，命人用印度的古典语言梵语书写佛陀的教诲，此后，梵语佛典就成了北方系统的大乘佛教经典的本源。关于迦腻色迦保护佛教的传说，其真实性虽然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大乘佛教确实是在这一时期因受到西亚思想的影响而开始出现的。

佛陀死后，原始佛教教团的信徒以遵守佛陀的遗训和佛陀所定戒律为理想，故尤其注重通过修行来逃脱生死轮回之苦，以达到涅槃之境。此后，由于信徒们极为尊崇佛陀，故逐渐认为佛通过涅槃不仅可使自身得到解脱，也能获得拯救全世界、全人类的大慈悲、大神通之力。这种观念就被称为“法身常住”思想，即认为佛的法身本体永生不灭，可以救度世上之大众。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向婆罗门教又接近了一步，即承认佛陀本人具有本体的永恒性。然而，进入贵霜王朝之后，佛教思想由于马鸣等人的出现而发生了进一步的飞跃。这时的世人认为，释迦牟尼是在发现和体悟了存在于宇宙中的真理之后成佛的，所以，普通大众如果能够体悟释迦牟尼所见之真理，就同样可以达到与释迦牟尼相同的境界——成佛。释迦牟尼所倡导的解脱无我之教义，至此变成了认识大我、欣求成佛的教义。从结果上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婆罗门教神学立场的回归。但是，婆罗门教以及以往既有的小乘佛教终究不过是将自身限制在印度的环境之下，严格遵守形成于印度社会内部的戒律，并以此为第一要义。然而，与此相对，新兴的大乘佛教则不拘泥于印度元素，而是进一步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上，专注于对教理的深入研究，去除那些气候、风土不同的国家所难以遵守的戒律，并试图制定新的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大乘佛教能够传播到温带的中亚、中国、蒙古乃至日本等地，而小乘佛教却只能影响印度及与之位于相同纬度带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半岛等热带地区的原因所在。

犍陀罗佛教美术

在佛教的美术史上，犍陀罗美术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佛教美术的出现，也应归功于贵霜王朝对印度的统治。在此之前，阿育王曾遍巡佛陀到过的圣地，并在所到之处建立纪念碑，这些佛教建筑成为现今所知最古老的佛教美术资料。桑吉塔的栏楯雕刻就是其中的代表。桑吉塔的雕刻手法展现了浓郁的印度美术的风格，十分优雅而精致，同时也受到了波斯式或希腊式美术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不过，在这一时期，佛陀自身的形象尚未被表现在雕刻作品上。这或许是由于佛陀被视为超越性的存在，人们对于把佛陀肉身化心存诸多顾虑，故试图加以回避。

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贵霜王朝统治印度西北部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可以安全而自由地迁居到印度。这些在美术方面拥有特殊才华的希腊人，能够有机会与印度的佛教思想进行密切接触。希腊人在本土时虽尊崇希腊诸神，但并不认为诸神是疏远于人类的，而是认为神也有着与人类一样的肉体和类似的情感及弱点，所以希腊人往往可以毫无顾忌地制作希腊众神的神像。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来到印度的希腊工匠敢于把佛陀的肉身通过佛像加以表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己的容貌和风采体现在雕刻作品中，从而使得他们所制作的佛像都是卷发、高鼻、身穿希腊式服装的欧洲人的样子。人们只有通过佛光和装饰品，才能判断其雕刻的是佛像。目前，这种佛像分布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印度的犍陀罗，这种佛像的美术风格也因此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后来在东亚实现了独特的发展，成为佛教艺术的起源，其艺术成就足以夸耀于世界。后来，犍陀罗艺术与佛教一道传入了中国。

佛教的东传

佛教经由中亚传到了中国，至于这是不是由迦腻色迦主导的布道工作的结果，目前尚不明确。但当时贵霜王朝所占据的绝佳地理位置无疑促进了东西方交通的发展，并为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媒介作用。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是难以确定的，但大概在两汉之际，佛教就已经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了。而且，由于贵霜王朝的全盛时期正值东汉中叶，所以无论贵霜王朝的君主是否做了相关的努力，佛教本身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发达也有着传入中国的机会。另外，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时须途经中亚，而中亚的主要民族是伊朗人。中国人将伊朗人所使用的伊朗系方言称为“胡语”，而梵语佛教经典最初多是被翻译为胡语后进入中国，然后再被翻译成汉语的。也就是说，直接从梵语翻译为汉语的佛教经典其实只是少数。多重的翻译过程为伊朗思想的混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想象，汉译佛典中必然包含中亚人撰述的非印度的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除了经由中亚，还包括从海上传到华南或中国沿海地区。但与北方相比，通过沿海路径传播的佛经数量较少，重要的佛教经典基本上是通过北路传播的。

印度南部与南洋

在孔雀王朝称雄于印度北部时，印度南部仍然在阿育王的疆域之外维持着独立。不过，阿育王在马拉巴尔海岸对羯陵伽这一大国的征服，还是给印度南部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使羯陵伽以南的案达罗国开始向孔雀王朝朝贡。但案达罗国很快又恢复了独立，并维持了大约四百年的繁荣。在案达罗国的都城阿玛拉瓦蒂，据传曾建有世界上最为庄严而巨大的佛塔（卒塔婆）。另外，达罗毗荼文学在印度南部的兴起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较早被阿育王灭亡的羯陵伽国的国民，自古以来就与斯里兰卡居民一起经营海上贸易。不知从何时起，他们渡海在爪哇建立了殖民地，开启了印度人向爪哇的移民。据说，后来出现在爪哇的羯陵伽国就是这些移民建立的王国。佛教和婆罗门教随着这些印度移民传入了南洋，并在那里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