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代中国及其文化
一、中国社会的发展
夏王朝的问题
在中国儒家的传说体系中，三皇五帝已经被认为完全是由后人夸张和空想出来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以禹为始祖的最古老的夏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种观点有着更为古老的由来。相传，夏的都城在山西省的安邑，禹之前的帝舜的都城在安邑附近的蒲坂，其后代的虞国直到春秋时代也一直是在山西省，甚至舜之前的帝尧，其都城平阳也离安邑不远。因此可以说，华北文明的发祥地确实是在山西省的南部。这一传说多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华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时代，以山西省南部的盐池为经济中心，形成了原始的聚落国家，甚至小的城市国家。尧、舜、禹等人都曾是一国之君，他们受到各国君主亦即“群后”的拥戴，居于领导地位，作为“元后”，号令这一地区。其中，夏的霸权维持得时间相对长久。遗憾的是，夏朝存在的实际年代目前尚不明确，相关考证工作只能寄望于后代的史家了。
殷王朝
夏王朝的支配范围超出山西省南部不多，其后，殷王朝在黄河中下游日渐兴起。殷王朝曾由于黄河水患而不得不数次迁都。不过据传说，其最后的都城已然有了城邦应有的威严之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无疑，殷代文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完全进入了青铜时代。近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县发现了被视为殷墟遗址的小屯。关于小屯究竟是不是殷代的遗迹，其出土物是否真的是当时的遗物等问题，尚因缺乏决定性证据而难以证明，但在这处遗址中出土的龟甲和兽骨上刻有古老的文字和卜辞；此外，这里还出土了被视为青铜器制品原型的精巧白色陶器的碎片。殷代社会在持续了长时间的繁荣之后，被兴起于西方的未开之民周人所灭。
周的兴起
周兴起于陕西省渭水盆地的北部山谷。当东边的殷代社会在城市生活中日益繁荣时，周人还尚未脱离半游牧式的生活状态。直到周人进入渭水流域的平原之后，他们才终于开始了定居生活，并开始建造城市。自周文王时起，周与作为东方先进国的殷就曾多次进行战争，双方互有胜败。而到了周文王之子周武王时，周人纠集附近的未开化民族对殷开战，最终将其征服。据说，这是公元前1122年前后的事。
封建的城邦
周平定了殷之后，将殷的领地分配给周的有力族人加以统治，其统治采用了城邦的形式。周的城邦由贵族、平民、奴隶构成，贵族基本上来源于征服了殷并移居至黄河流域的周人。其中，不少周室的同宗诸侯成为世袭君主。而被征服的殷人则根据各自的情况，被编入贵族、平民或奴隶阶级。然而，在文化方面，反倒是被征服的殷人占据着更为优越的地位，所以，后来的周人逐渐被殷的文化所同化。
周为了整合自己的移民城市，施行了封建制度。周制规定，各个城邦的君主对于其领土和所辖人民都拥有绝对权力，但对周王室则应处于臣属的地位，并有义务在平时向周纳贡、在战时为之提供军赋。这些诸侯直属于周王室，由周公、召公这两位宗室成员统率。此外还有附属于诸侯的小国，这些小国被称为“附庸”。有些附庸国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将其领土和人民进一步分封给卿、大夫之后形成的。一般的贵族会分到禄田，他们依靠地租生活，并为君主服役，拥有佩戴武器的权利，在战时他们会成为战士，负责国家的防卫工作。
周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向东以齐、鲁两国为境，向南以随国为界，向西在山西、陕西中部与未开之民相接，故其面积尚不足现在中国内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在这一统辖区域内，分布着多达上百个诸侯国，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周姓一族或其姻亲。不过在这些周的诸侯国之外，也夹杂着原本居住于此的殷人一系的宋国之类。由于周的入侵，一度陷入混乱而发展出现倒退现象的中国社会，在周王室权力逐步确立、和平状态得以恢复之后，便再度趋向繁荣，原住民殷人的文化也得以逐渐复兴。而且，通过殷人之力，中国的商业也开始日趋繁盛。现今我们普遍使用的“商人”一词，其来源就是殷的别名“商”。
周的东迁
周人兴起于渭水流域，他们最初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郑、镐等城。等到其征服了殷，周人便以镐京（西都）为都城。此后，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协助武王之子成王经营东都洛邑，洛邑即为副都。周征服殷的余波日趋平息，社会也终于渐趋安定。然而这时，在山西、陕西的北部，却又出现了未开化游牧民族的入侵，周人对此疲于防御。到了幽王在位时，周遭遇了北方犬戎的入侵，镐京被占领，幽王本人也因此身亡。此后，幽王之子平王向东逃亡，后在诸侯的拥立下即位，时值公元前770年。后世历史学家多以周室东迁为界，将周代分为前后两部分，东迁之前为西周，之后为东周。周室东迁之后，周的王权被削弱，封建制度也因此露出破绽。人们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前期命名为“春秋”时代，因为儒家的始祖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记载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
春秋五霸
周王对于诸侯的统制陷于弛缓，从而使诸侯愈发陷入城邦对立的状态。此后，诸侯都只出于本国的利益而行动，诸国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离合聚散由此展开。一开始，诸侯之中的有实力者试图纠合诸侯，成为霸主，占据领导地位。为此，他们必须利用周王室的名义，以“尊王”为口号，在天下树立自身的威望。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新兴的未开化民族也开始不断加强对中原的压迫，对此各小国无法以单独之力自卫，于此，称霸者就可以举起“攘夷”的大旗，纠集中原的各诸侯国，为自己的经国策略服务。在春秋诸国中，最早开始实行这一“尊王攘夷”之策的有力霸主是齐桓公。
以往，殷、周都是以内陆为发展中心的，而与此相对，齐国据守的是现在的山东省，因邻近海岸，故试图以鱼盐之利富国强兵。当然，这也是周代社会逐渐向华北东部的平原发展，并出于向周提供鱼、盐等海产品的目的，人们自发地开发山东地区自然资源的结果。同样，周代社会向南方发展后，占据长江中游的楚国的势力也随之勃兴。楚人原本是与周人完全不同的民族，据说可能与当今中国的苗族属于同一系统，因此从周的角度来看，楚国可能不过是蛮夷而已。但楚国接受了华北的文明，并在其刺激下成长为强国。强大的楚国从南方威胁着华北的中原各国。于是，齐桓公纠集周的诸侯，击退了楚国的入侵，并因此被中原诸国拥戴为同盟之长。
齐桓公去世后，位于山西省的晋国的势力得到发展，并取代了齐国。晋国的地理位置靠近蒙古高原，出产大量战马，在当时那个以战车决胜负的时代，可谓最占地利。此后，晋文公作为中原诸侯的保护者击退了楚国的入侵，成为中原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死后，晋国仍然雄视华北，当时许多中原诸侯都请求晋国予以保护，以求自存。
晋文公去世后不久，楚国的势力一度极为强大。楚庄王曾逼近周的国都洛阳，威震黄河以南的诸侯。楚庄王因此成为中原的第三位霸主。此后，“霸主”的性质发生变化，原先所包含的“尊王攘夷”的意义已经逐渐消失，仅仅意味着以武力统率诸侯的强国。
楚国位于长江中游，这一地区的开发必然推动了长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开发。这是因为楚国作为内陆诸侯国，势必需要从长江下游地区输入海产品。如此一来，江苏省南部的吴国便随之兴起。后来，吴国一度击破楚国，攻陷了楚的国都，并威慑位于山东的齐、鲁等国，使中原诸侯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并当上了第四位中原霸主。
与吴国同时出现的是位于吴国以南、浙江省北部的越国。当吴国致力于经营中原地区时，越国趁机击败吴国，取代吴国成为第五位霸主，进而号令中原诸侯。不过，越国的霸业未能持久，不久就被再度兴起的楚国所灭。至此，春秋五霸争霸的时代就结束了。出身鲁国的孔子所处之世，正是吴、越两国称霸中原，鲁国苦于应付的时代。
在春秋时代，华北社会的城邦体制尚较为有力，城邦作为单独的个体，在强国霸主的带领下不断地聚散离合。而随着强国争霸时代的持续，与强国结成同盟的弱国逐渐被置于隶属的地位，不久就变成了强国的领土。在此过程中，许多城邦都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城市，拥有广阔疆土的大国也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对于大国化倾向的出现，春秋时代长达两百余年的战争历程具有决定性影响。到了春秋末期，保有独立地位的城邦只有十几个，而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国家都变成了大国。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有机会开拓广阔疆土的国家才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以迎接此后的战国时代。
战国七雄
在春秋末期，华北最大的国家晋国占据了山西、陕西北部以及蒙古高原南部，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其对臣下的统制方式有误，晋国领土最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三家在公元前403年被周王室认定为诸侯。从这时开始直到秦统一中国，这一历史阶段被人们称为“战国”时代。“战国”之名来源于记载这一时期史事的《战国策》一书。当时，齐国的家臣田氏篡夺了王位，而位于齐国以北的燕国国力渐强，正兴起为新的势力，齐国以南则有楚国势力在活动，而在陕西，秦国亦逐渐崭露头角。可以说，战国时代就是韩、魏、赵、齐四个新兴国家与秦、楚、燕三个既有强国这七大国对立纷争的时代。此时，周王室虽然还延续着香火，但其势力已然不振，本质上不过是领有洛阳附近地区的一个小诸侯罢了。所以，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先后自立为王，而不再承认周王室的主权。除了上述七个强国，宋、鲁、卫等小国尽管也仍在苟延性命，但它们在天下形势中已经无足轻重了。
在以上所谓的“战国七雄”之中，位于中央且文化最为先进的是魏国。魏国与除燕国外的其他五大强国都接壤，因常常受到各国的侵扰而最早衰落。许多出身于魏国的人因自知在国内无可作为，故大多逃往邻国秦国。这使得以往在文化上最为落后的秦国人得到了文化上的启蒙。此后，秦国又进一步与其北、西、南三面的其他民族接触，将当地的未开之民纳入治下，补充兵力，输入大量战马，以资无止境地扩大本国的疆域。秦国还收容了许多亡命而来的魏国人，用其计策，遂逐渐将其剑锋指向东方的中原。中原诸国之中，在战马补给方面占据地利的是赵国。赵国在武灵王统治时期，向蒙古高原南部的游牧民族学习战马战术，一时国力大振。但是，秦国也采用战马战术，相比于赵国，秦国在这种战术方面更具优势。秦国击破赵国后，破坏了华北地区的势力均衡状态。此后，秦国成就霸业的趋势也就愈发显著，与其接壤的强国一个接一个地被秦国兼并。而对秦国进行了最顽强抵抗的是占据南方的楚国，而楚国也最终为秦国所灭。秦国接着一扫残存的诸国，统一了天下。现今中国主体部分的轮廓，大致就是在这时确立的，而这一年便是公元前221年。
秦的统一政治
春秋时代的各个强国逐渐由古代的城邦国家转变为领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就发生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也就是说，以往大国的君主分封给其族人或家臣的是作为采邑的小城市或领地，但自从春秋末期郡县制出现以后，大国的领土就被分为封建性的采邑和直辖于郡县的土地两类。在郡县的直属地上，中央派遣官吏，将其任命为邑宰，邑宰的任免只取决于君主一人的裁断。进入战国时代后，这种郡县制终于得到普及。所以秦国统一天下后，立即完全废除了封建制，将天下分为30余个郡，在郡之下设置县，并在郡一级任命太守，在县一级任命县令。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社会阶级的巨大变化。以往，拥有武器是贵族这一城邦统治阶级的特权，但城邦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后，君主的权力扩大，开始募集常备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直属军队。从此，军士的地位就不再是世袭的，武装也不再是一种特权了。一般庶民也可以通过参军或建立功勋，打通进一步向更高一级官爵晋升的途径。这样一来，官吏、军士、庶民等阶级就失去了世袭的意味，其各自的社会地位也都只能通过才能和功绩来获得。
与此同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不能不发生某种巨大的变化。军事实力的发达必然地推动了以武器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的勃兴，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出于动员士兵的需要，国家又必然要对物资进行大规模集中。不过，政府有时会取消相关的经济机构，而将军需品的输送与分配工作交给各地的豪商，从而使大商人有机会出于民间。当时甚至流行一种说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尽管秦国将重农主义的法家政治作为理想，但秦国征战四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也是因为曾多次依靠财阀的力量。当然，这也导致了财阀从背后对秦国政治加以干涉的弊害。
基于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战国时代开始，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古代的贝币被取代。战国时代的青铜货币大多是刀币、布币，而秦国则开始铸造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并试图将其作为法定货币，以实现币制的统一。此后，货币经济发展起来，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弊害。
皇帝政治的出现
殷、周时代的“王”带有宗教性意义，是代表神权统治臣民的。也就是说，王受命于“天”，受任作为天子统治人民，因此祭天也就被视为王的特权。如果王因失德而失其天命，那么小则灭其身，大则亡其国。失天命而灭身亡国就是“革命”。
周朝鼎盛时，政教合一的倾向曾十分明显，而到了此后的春秋时代，诸侯各自独立以割据一方，其统治方式淡化了自古以来人们对天命的信仰，君主逐渐失去了宗教性色彩，而带有愈发浓厚的政治性色彩。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立即废除了以往的王号，将统治者的称谓改为“皇帝”。在古代，“皇”“帝”二字指的原本都是上天的主宰者，然而如今，秦的统治者却作为地上人君开始使用“皇帝”这一称号。因此，此举并不意味着古代神权政治的复活，而是另有新意，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要而言之，在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自称“王”，而称“王”者不隶属于任何人，同时也无法使其他王隶属于自己，诸国之王互相认可彼此之间的对等地位，在此基础上开展相互间的国家交往。另外，自周初以来，各国国君还延续了从与本国地位对等的异姓国家迎娶妃子，而不娶臣下之女的惯例。然而，秦始皇灭诸国后，将其所辖地区改为郡县，这样就不仅在国内不承认对等地位者的存在，而且在整个宇宙之内，也都对这种存在不予认可。皇帝由此成为宇宙中唯一的存在，他也因此不仅是中国人的主宰者，而且必须同时是全世界人类的统治者。
这种皇帝政治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其实是颇为困难的，但这作为一种理想却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在这种空想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容易混淆理想和现实的习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中国人总是会在理念上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基于此，中国人试图对这种位于世界中心的形式本身加以维持，这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得封闭和排外。这一延续于后世的体制，最初就是由秦始皇确立的，然而奇妙的是，秦人在战国时代之前都仍被中原人视为夷狄。他们作为被中原人敬而远之的未开之民，却能取得如此丰功伟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妙的现象。
秦始皇为了实现皇帝政治的理想，无止境地向四方扩张疆域。向北击退了战国时代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并筑起万里长城，以防其入侵；向南翻越五岭，征服中国南海沿岸一带，并新增四郡。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支那”，就是由于“秦”一词在传到西方后经过转音，“支那”是后来印度人的发音，随着佛教一同传入中国，中国人再度将其汉译之后而产生的。
秦末的大乱
秦创建的皇帝政治遭到六国遗民的强烈反感。在战国时代，各国皆发展出了各自特有的文化，各国在语言的发音和文字的书写方法上也各具特色。对此，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策，统一文字，确定度量衡的标准，并试图进一步在思想上压制各国学问，将秦的官方学问——法家之学——推广于天下。其政策在所到之处都引发了社会、经济、思想上的混乱，对此只能以武力勉强加以控制。另外，随着秦的中央集权的推行，边远地区的人民不得不因为服务于军事行动而承受长途往返之苦，秦始皇所追求的无止境的对外征服，使新纳入其疆域的人民陷入更加严重的困苦之中。
因此，当秦始皇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六国遗民或在旧贵族的统领之下，或在新兴势力的领导之下纷纷起义。他们最初的目标是打倒秦皇，恢复原来的七国并立状态，实现各国的独立自治。在讨伐秦朝的各国联军中，楚国将领项羽的势力最强。在各国协作推翻秦朝之后，领导各国的权力就转移到了项羽的手中。不过，项羽并未模仿秦始皇自称“皇帝”，而是只称“霸王”，并对战后局势进行管理。他将天下土地分配给六国君主的后裔以及讨秦有功的将士，并使他们各自为王。
在诸王中，最受项羽疏远并被封于汉中腹地的是刘邦。不久后，刘邦煽动心怀不满的诸侯反抗项羽，最终消灭了项羽的势力。刘邦即帝位，成为汉高祖。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其统治天下的时间长达四百年。
汉代的中央集权
项羽是楚国的末代贵族，而汉朝的创建者刘邦却是一介平民。刘邦的出生地位于战国时代的齐、楚两国边境地带，但刘邦在与项羽争霸时，为了战胜楚国，利用了原来居于秦地关中的秦人为战士。因此，汉朝的都城定在了靠近秦都咸阳的长安。
高祖看到秦的郡县政治和项羽的分封政治都以失败告终，遂对秦的郡县制进行修正，在参考周的封建制的同时，将靠近国都的主要地区作为中央的直辖地，实行郡县制；而对边远地区的土地，则以几个郡的形式分封给近亲以及有功的将士，使之为王。高祖之所以不得不将范围广大的领土分封给有功将士，是因为参考了项羽的先例。然而不久后，高祖又担心有功将士的势力过于强大，故逐渐消灭了各异姓诸侯国，以近亲取而代之。汉室通过分封近亲，确立了皇室的屏藩，同时使边远地区之人可免于承担中央的劳役，能够休养生息。
但是，获封广大领土的近亲诸侯在过了几代之后，开始逐渐表现出想从中央分离出去的意向。到汉高祖之孙汉景帝时，心怀不满的诸侯联合谋反，出现了所谓的“吴楚七国之乱”。所幸的是，中央政府最终将这次叛乱平定。此后，朝廷修改了诸侯对领土的继承办法，使诸侯的诸子皆可平等地获封领土，这样一来，在诸侯的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其领土也被不断分割，以致最终失去反抗中央的实力，诸侯遂变成了单纯依靠领内租税维持生计的薪俸一族。到了此后汉武帝的时代，以往被秦始皇视为理想的中央集权政治终于得以完全实现。
汉武帝乃秦始皇忠实的后继者。其统治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实践了秦始皇试图实施却未能落实的主张。但汉武帝在方法和策略上与秦始皇多少有所不同。
汉武帝首先试图完成思想方面的统一。与秦朝采用法家学说、推行法治主义的想法不同，汉武帝以儒学为官学，确立了依据儒家的德治主义施行统治的方针。同时，汉朝也利用儒家思想中的迷信元素粉饰太平。在法家思想中，天子之位被视为权力的源泉所在，而与此相反，儒家认为天子之位乃道德的根源所在。儒家的官方化意味着家族主义被纳入了政治体制之中。
其次，汉武帝也像秦始皇一样试图对外扩张，扩大疆域。在北方，汉武帝对游牧民族匈奴进行了数次远征，将其驱逐至外蒙古；在东方，汉朝吞并朝鲜半岛，建立了四郡；在南方，汉军进入了印度支那半岛，将其北部纳入了汉朝疆域之内。而汉朝对后世最为重大的影响，是其对西域的经略。汉朝征服了天山南路沙漠地区的各个小国，并由此打开了与中亚诸国间的交通路线。汉朝于此地求取奇珍异产，并为了获得出产于波斯高原的名马而兴师征伐大宛。此后，汉朝以其武力与财力之盛加上绢、丝等特产，吸引了西亚诸国的兴趣。因此，尽管两地相隔遥远，但二者之间的交往却日渐频繁，这也使东西方在文化、经济上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
王莽的篡权
汉朝将财政分为两部分，一是皇室财政，一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容易陷于贫乏，而皇室财政却相对富有。皇室的富有有助于提升其权威，但同时也难免导致相应的弊害。自西汉中叶以来，外戚和宦官都试图控制皇室财政，二者为获得皇室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到春秋战国的强国鼎立时代为止，各国君主按惯例都要从地位对等的他国迎娶后妃，所以当时不存在外戚问题。然而，汉朝自高祖以来，外戚屡屡玩弄政治权力于股掌之间，有时甚至几乎危及汉室命脉的存续。尤其是汉成帝之后，即位的皇帝大多年幼弱小，外戚遂趁机在皇室内部扩张其势力；而与此相对，宦官集团也围绕皇室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夺势，最终外戚王氏勾结外朝官僚，压倒了宦官势力，掌握了权力。至外戚王莽当政时，他更是废黜刘氏而称帝，并改国号为“新”。
从某种角度来看，王莽的篡权也是汉朝统治之下中国社会苦闷状况的表现。西汉初年，地方行政区划的最小单位是乡，在三老和啬夫等下层官吏的治理下，乡具有高度的自治机能，而县只是在乡之上对其加以监督的单位。然而，从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货币经济的兴盛和商业的进步等因素，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城市的财力逐渐延伸到了乡，使失去自耕土地而变成贫民的乡民越来越多。于是，曾经是自由民之集合的自治体“乡”，如今却变成了几个有力地主统治下的小农集团。在失去土地的贫民中，有的成为奴婢被卖作牛马，也有的成为流民而浪迹他乡。这些人成了唯恐世间不乱的乱民，他们的存在反而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朝廷官僚绞尽脑汁试图加以应对，他们期待有为政治家的出现，而王莽其实就是在这种期待下出现的。因此，朝廷和地方官僚在这种意义上是欢迎王莽上台的。
然而，王莽即位后推行的政策单纯以复兴儒家经典中的政治为目的，而无法适应时势的需要，其种种政治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混乱。此外，由于王莽的干涉政治行之过甚，终于导致了当时各地豪族的反感，曾经支持王莽的人如今也反过头来，站到了讨伐王莽的阵营一边。这些地方豪族以复兴汉室为名起兵，其中有几位豪族还提出自己有权继承刘氏的帝位。最终，王莽口诵着儒家经典中的格言，倒毙于乱兵之刃下。
东汉的中兴
新莽末年自立为王的群雄多自称刘氏后裔，其中刘秀势压群雄，继承了帝位，将国都定于洛阳。
东汉大体继承了西汉的疆域规模，并曾再度打击北方的匈奴，威慑天山南路诸国，打通与西亚的交通，在国内实行儒家的为政方针，并以“修齐治平”的家族主义作为理想。但是，皇室本身的问题，即形成于西汉的外戚与宦官势力的对抗问题，在东汉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与西汉相比，问题甚至变得更加尖锐了，而东汉朝廷对此也束手无策。西汉时，外戚在斗争中占据优势并最终导致了王莽的篡权，但在东汉，外戚在党争中败下阵来，宦官掌握了权势。最终，国家不堪宦官专横的弊害，东汉也在不久后灭亡了。
古代中国的终结
东汉恢复了和平之世，但出现于西汉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却变得愈发严重，乡制由此被彻底破坏，地方社会出现了对后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豪族专制的态势。此后，地方豪族与中央权力相勾结以获得官位；同时，中央政府也将官位授予这些豪族，试图以此安定地方上的政治局势。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豪族性的官僚阶级，这些官僚注重各自家族的既得权益，往往一家几代人均占据显贵地位，这种家族便被尊为名门。很快，作为下一个时代重要特征的门阀政治由此出现。由于门阀势力的出现，皇帝政治的理想逐渐衰退，此后皇帝的权力往往受到门阀贵族的干涉，这使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君主专制独裁统治变得不再可能。
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其他方面也遇到了瓶颈。东汉末年，驻守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多由从游牧民族中征募的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就像罗马帝国末期的日耳曼佣兵一样。正当汉朝应对黄巾起义时，将军董卓率领边防军冲入了国都，试图利用武力控制朝廷。董卓掌握的是凉州和并州的军队，他将兵于蒙古、甘肃之地，以兵强马壮为人所知。对董卓专权感到不满的将领遂结为同盟，与董卓为敌，汉末的乱世由此拉开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之际，有不少从国境之外进入中国的异族军队，他们成为此后入侵中原的“五胡”的先驱。
东汉末年的乱世自董卓被杀后几经波折，终于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社会也终于一度安定了下来。当时，魏国统一了华北的中原，而吴、蜀两国则保有南方的长江流域。三国鼎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但三国的君主皆自称皇帝。也就是说，“皇帝”这个本应独尊于世的存在，却同时出现在了三个地方。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皇帝政治的理念已经露出了破绽。三国时代之后，中国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两位皇帝并立的时代。因此可以说，随着东汉的灭亡，古代中国社会就已经终结了。
二、中国文化的发达
殷周的青铜文化
殷周时代政教合一的倾向，不仅使人们对祖先或天帝的祭祀仪式十分重视，同时也使人们制作祭祀器具的技术得到了发展。殷代末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的青铜祭器已经问世，而到了周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顶峰。由于周代青铜器往往被用作陪葬品，故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周代青铜器出土。其形制除了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特色的三足器系统的鼎和甗，还有酒器、容器、乐器等多种。这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往往与彩陶上的图案不同，多使用饕餮纹、螭龙纹等动物图案或雷纹等几何图案。其中动物图案是具有南方特色的，我们可以认为，今天南洋地区的原住民在木雕上所使用的奇怪的动物图案，也是继承自这一系统的。
到了战国时代之后，带有如此精致图纹的青铜器逐渐走向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缺少装饰的朴素的青铜器，我们一般称之为“秦式铜器”。然而，这并不都是秦人所使用的器具，自战国末期至汉代，这类青铜器是作为普遍的风潮出现于世的。在秦式铜器出现的同时，西北游牧民族的青铜艺术也开始产生巨大影响，而其艺术灵感则来源于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是分布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他们受到南部的伊朗文明的影响，从伊朗引入青铜文明，并将其应用于自身的游牧生活。他们在带钩、金属扣、马具和刀剑上都刻上写实的动物图案，或将猛兽捕猎的图案通过镂刻等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斯基泰艺术的样式很早就传入了中国，随着汉朝对匈奴的征伐和对西域的经营，汉人与漠北的游牧民族之间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交往，受其影响也更为明显。因此，我们至今仍然能够频繁地看到斯基泰人的艺术样式出现在中国青铜遗物上。
铁器的出现
随着铜剑、铜矛类器具的大量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截至周代中叶，兵器大多是由青铜制成的，战国时代甚至出现过刀形的青铜货币。但是进入战国时代后，铁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关于铁器究竟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这一点尚不明确，不过据估计，铁器和青铜器一样也是从西亚传入的。铁器在中国也实现了独特的发展，而且由于铸铁技术的进步，汉代的兵器几乎全都是铁制的，汉朝政府甚至一度对铁实行专卖。
漆器的制作与绘画
在周代，青铜器不再是单纯的祭祀用具，而变成上层贵族社会的日常用品。当然，一般的下层民众仍然无法使用青铜器，他们使用的多是陶土器和木器。到了汉代，陶土器的制作技术有所进步，在受到自西方传来的波斯文化的影响后，汉人开始学会使用釉料。不过以当时的技术水平，釉料层还不能完全防止水分的渗漏，因此当时作为日用品的容器仍然以无釉土器居多。同时，木器也在汉代取得了独特的发展，汉人学会在木器上涂漆，以形成一层类似玻璃的保护膜，由此使漆器的制造产业得到发展。当时，蜀地尤以盛产漆器而闻名。
最近，汉代漆器在朝鲜平壤（即汉代的乐浪郡）的古坟中被发现，其精巧程度令学界甚为惊叹。这座平壤古坟中出土的漆器包括盆、觞等器物，这些漆器上面有用红、绿等色颜料绘制的精巧图案，还有的以描金画作为装饰。由此可见，在汉代，人们已经拥有了十分高超的绘画技术。以往一提到汉代画像石，人们就会想到在坟墓石壁上雕刻着人物和风景的石砖，但因画像石的技法十分粗糙，所以人们都认为汉代的绘画尚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如今，汉代漆器上的绘画令人们大大改变了以往的观念。
文字的确立与纸的发明
出土于殷墟遗址的龟甲和兽骨上刻有卜辞，被认为是形态最为古老的中国文字。其后出现的周代青铜器，也有不少在内侧和底面刻有文字。在战国时代，列国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而秦统一天下后“书同文”，保证了文字字体的大致稳定，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汉代大体上继承了秦的制度，只不过秦的篆书到汉代变成了隶书，接着又变成了楷书。此后，古文典籍也逐渐改用新字体来书写，并呈现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汉字最初无疑是一种象形文字或会意文字。后来，文字的发音也开始受到重视，故开始有人将文字的一部分作为音符来使用。今天的汉字大部分由“偏”和“旁”构成，“偏”是象形的部分，“旁”则大体上是音符的部分。不过，由于中国古人认为汉字乃是圣人所创，故对汉字怀有宗教性的情感，所以，“旁”这一音符部分并没有从文字系统中分离出来，发展为简单纯粹的音符文字。
文字最初是书写在木简、竹简、绢等材料上的。绢是中国特有的纺织物，也是深受其他国家人民喜爱的重要贸易品。在绢的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加入种种技巧，就可以制成锦缎。不过，由于价格实在过于高昂，而且不便于保存，绢并不适合作为书写材料。于是，东汉时一个名叫蔡伦的人发明了用树皮、麻、布、鱼网等废旧材料制造纸张的方法。此后，纸的制作技术逐渐进步，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纸张，在生产技法上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中国的造纸术。
宗教思想
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据说与现今仍然在亚洲北部保持着生命力的原始萨满教颇为类似。所谓“萨满”，指的就是“巫”。在萨满信仰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拥有奇妙的精神力量，能够对人类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巫”对自然界的消长生息最为熟知，也了解祸福的变化规律，能够举行仪式为人除秽，因此“巫”其实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媒介。
从这种原始的萨满多神信仰中衍生出了“天”的概念，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飞跃。“天”的出现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对象终于实现了一元化。“天”是诸神之中最根本、最有力的存在，人们开始认为人事的吉凶皆是由“天”支配的。同时，“天”乃正义之神，会惩恶扬善。另外，由于“天”位于上天，自身无法行事，故须在人间选择代理者，替“天”完成任务。于是人们相信，“天”的代理者就是所谓的“天子”。如此一来，原始的、个人性的多神信仰终于与现实政治联系了起来。
儒家的确立
尽管“天”的思想得到了发展，政治伦理学也有了学说依据，但是由于在当时社会上从事智识工作的人往往仅限于“巫”，或与此类似的祭祀官阶级，所以当时人们的思想仍然是宗教性的，甚至可以说未能摆脱迷信色彩。再加上受到自古以来的宗教祭仪的束缚，人们的思想更加无法得到自由的发展。然而，在春秋时代，各国之间频繁地进行同盟和交聘往来，因此政治也终于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具有了现实性的意义。出于政治、外交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需要有关过去事实的知识。于是，精通各种典故、知识和礼仪的礼乐之师开始受到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儒家的鼻祖——孔子。
孔子十分博学，通晓史事和礼仪。他在将知识传授给弟子的同时，不仅将政治从祭祀礼仪中分离出来，还使伦理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经过孔子的这番努力，政治伦理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孔子所代表的政治伦理学流派在后世被称为“儒家”。
孔子以古代的文献为基础，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道德性的解释，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对这些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并进一步加上新的解释。这些文献后来就变成了儒家的经典。据说，战国时已经形成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此后，儒家内部派生出了种种学派，甚至还催生了道家、法家这类新的学派。
两汉的经学
秦始皇将儒家等学问视为无用之物，并加以打压，而将法家的学问立为官学，打算据此治理国家。法家是很晚才从儒家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学派，认为君权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主张君王以其所定之法治理人民，人民不得以下论上、非议政治。秦始皇重用法家学者，对其他学派加以压制，据说他还曾将不利于自身统治的古书搜集起来加以焚毁。然而，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到了汉代，各种学派得以复兴，其中儒家的复兴最为显著。最终，汉武帝将儒学定为官学，并特别确立了保护儒学的方针。
儒家经典由于秦始皇焚书等原因而大量散佚，所以后世的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来复原经文、解释字义。烦琐的训诂学由此产生。东汉末年，由于这种学问只注重解释文章字句的细枝末节，以致失去了儒家本来的精神，所以反倒是道家学说在当时更受欢迎。
道家思想及其发展
道家的学说始于老子和庄子。人们一般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前辈，但实际上，道家思想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那么老子一定是战国时代的人。在其政治学说方面，儒家颇为重视形式和礼节，因此存在偏重外在的弊病。道家则格外反对这一点，认为尊崇外在恰恰证明其内在的贫乏，且外在全是人为表现出来的，不足为尊，所以道家主张人应以天然、自然的状态生活。此外，老庄的自然主义学说也倾向于关心宇宙的本体，注重自然界的天和人之间的相对关系。老庄之学确立了比儒学更为哲学化的、先进的虚无主义学说，这一点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思想上颇为类似。因此，老庄之学在东汉末年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并为日后佛教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佛教的东渐
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虽然尚不明确，不过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东汉时中亚出现了强大的贵霜王朝，在贵霜王朝治下东西方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从而使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更易于传入中国。
人们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时，但实际上，佛教在此之前就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而到东汉，佛典已经被译成了汉文。由于佛教的教义形成于与中国完全异质的社会，佛教徒为了将这些教义介绍给对此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便主要使用道家用语进行翻译。
佛教借助道家的概念来宣传教义，同时，道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特别是道家模仿佛教教团的形式，以迷信化的道家学说作为信仰的中心，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教团组织，并逐渐发展为社会上的重要势力。道家教团趁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机，强化了成员的凝聚力并扩张了自身势力。最后，在这种教团势力的作用下，黄巾起义将革命行动付诸实践。后来，与此相关的教团势力残存于蜀地，而这也成为道教这一主导中国庶民社会的思想之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