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个星期后，小川打电话找我。

他的朋友，一个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五年中文的外务省官员对我的文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文字老辣，很有鲁迅的风格，而且一定要拜见一下“王先生”。

小川笑嘻嘻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满是调侃：“怎么样？‘鲁迅先生’，今晚和我们吃饭吧，你的第一个粉丝想要见你。”

在日本，“先生”这个词表示着相当的尊敬，能够获得如此称呼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除了学校的教师、律师、医生、作家之外，各级议会议员也被称为“先生”。

第一次被称为“先生”的我满心欢喜。我知道，出版的前景已经豁然开朗起来了。

后来的瑞典公使石塚英树当时还是亚洲局区域政策的首席事务官，温文尔雅，比小川年轻。我到的时候，已经和小川两个人聊着天等我了。

小川十分开心，仍不忘了调侃：“来，来，王先生，快请坐。这是外务省的石塚……”转过身来，对着有点儿脸红的石塚说：“这是我们年轻美丽的鲁迅……”

我一边行礼，一边微笑着轻声说：“过奖了！但的确比鲁迅年轻美丽……”

三个人都笑了。

石塚有点儿拘谨，人很谦和。我见过许多“中国通”，这样的场合常常会说上一两句中国话，既活跃了气氛也显示一下自己的中文，石塚自始至终一句中文都没说，不知道是不是顾忌小川不懂中文的缘故。不过我知道，他是通中之“通”。

在日本，类似于《论语》、《菜根谭》这样的中国书籍都被翻译出版，我读过日文版的《论语》，说实话比中文易懂。《三国演义》、《西游记》更是大家耳熟能详，但知道《红楼梦》的日本人却很少，石塚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知道《红楼梦》的人，岂止知道，他说，在北大时他专门请过一个教授为他一句一句讲解过。

叹为观止。

洋洋一部红楼，中国人又有几人一句一句研读过呢？这个日本外务省的普通官员吓住了我，而他口口声声说我是“鲁迅”……

后来，小川去世的时候，我们整理了悼念文集，石塚写的是律诗，格律工整，造诣很深，而他的中文名字叫“王沧海”。

当然，“王沧海”先生的英文也十分了得。

我不知道中国的外交官们除了将外语说得连贯流利之外，对自己任内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多少了解，但我知道石塚绝不是日本外务省官员的特例。

石塚的肯定让小川有点儿兴奋，三个人开始讨论出版的具体事宜。我迟疑着说：“也许，我们应该找个名人推荐一下……”两个人立即表示赞同，石塚说：在中国，这十分必要。

小川将目光转向我，语气肯定：“什么样的人比较好？我来找。”

说实话，我心里不大有谱：“日本的名人，也许需要国会议员，也许需要找在中国认知度高的……”

小川自言自语着看向石塚：“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书的内容涉及印尼的多一些，要不找日印友好协会会长自民党的林田悠纪夫？”

“社民党的土井贺子，她担任过众议院议长”，我一边思索一边说，石塚沉吟着没有回答，我忽然觉得眼前一亮，“村山富市……”话一出口，石塚马上抢过话头：“村山富市正合适！中国人认他，肯定行！”

最后商定，小川去联系自民党老牌国会议员林田悠纪夫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尽量取得两个人的推荐，让书在中国卖出去；石塚负责声援并提供意见；我则随时听小川调遣，条件一旦成熟，便去中国。

我的心里十分温暖。

自那时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便在我心里滋生。到日本后，我碰到了迥异的国情，这里法律和规矩最重，去政府办事不需要找人，只要合乎程序即可；就医不需要求人，就学不需要拉关系……一切都有规矩可循，没有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十分单纯……

几年的日本生活，我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并认为这就是日本的社会。即便是进入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之后，体会到的仍然是这种有规有矩的办事方式。然而认识小川之后，确切地说到了冈崎研究所后，我发现小川周围透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到了各大部省官员或议员甚至大企业的经营者层次，到处都是人情和变通。有时候我甚至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群中国人中间，只是这些人说着日语，鞠着躬，举止文雅而已，和这些人接触越多这种感觉越强烈。

从表象上看，日本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各司其职，不会逾矩，严格按照操作程序运行，百姓也都各守本分，法律具有尊严，国民尽享权利，整个社会井然有序，像蜂房一样规整得美轮美奂。但领导者却能在这些规矩中进出自由，决策时超越规矩，而政策执行时又严格按照社会的工整划分按部就班进行。对于日本的普通民众来讲，遵守规矩便会获得重要利益（所以议员都拥有自己的选民，资深议员尤其如此，选民都选择能为自己办事的人）。在公司里工作也如此，严格按程序办事，公司肯定会保证你衣食无忧。中国与之不同的是下至贩夫走卒都懂得变通，遵守规矩往往意味着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