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及其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启示

仇立平

导读：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土字型”的非标准“金字塔型”转变为标准的“金字塔型”。其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点：市区开始转型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郊区仍然是“土字型”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预示城乡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因此上海城市的社会治理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即在城市中心城区逐步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主，单位、社区协同治理；上海郊区在由政府引导和社会组织指导下，逐步形成底层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治理模式。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最主要的面相，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及其判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中国正在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洋葱型”或“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一个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陆学艺，2002、2003）。（2）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其一横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更多的是城市社会阶层，将会造成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李强，2005）。（3）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断裂”或呈现出“碎片化”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能够影响、定型社会基本走势的主要社会力量集团开始生成并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分化导致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即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明显的两个部分——上层和底层（孙立平，2002）。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社会分化未导致界限分明的阶级或阶层，更不可能出现“断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李强，2004）。由于各个阶层并未定型稳定，因而在社会态度、阶级意识上很有可能呈现“碎片化”倾向（李培林，2005）。

从上述观点来看，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本文根据上海30多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尝试分析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过程，以期为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提供参考，并进而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及其政策取向的影响。

一 30多年来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本文关于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国家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关职业调查数据。虽然学术界对于国家统计局职业分类有不同认识，但笔者认为虽有瑕疵但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仍然可以成为社会阶层研究的重要资料，并且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李强（2005）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倒丁字型”的重要结论就是来自对国家人口普查资料的研究。

在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研究中，学术界通常采用一种可操作的方法，即以职业结构表示社会分层结构。虽然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由于职业具有直观性，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地理解一定社会的分层状况；同时，职业作为社会分工的具体形式，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从职业分层的意义上研究社会分层结构，需要反映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相对单一的职业声望评价方法，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差异。

根据国内专家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李春玲，2005），对照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类职业，虽然一些中类职业SEI值在大类职业中的排序有些混乱，如属于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企业负责人的SEI值要小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前三位中类职业，但基本上反映出大类职业具有的社会分层特点（见表1、表2），即2000年和2010年我国职业分层中，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3.42%、5.27%）、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81%、15.0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82%、13.47%）、商业服务人员（22.44%、28.5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38.21%、34.5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11.30%、3.02%）；各大类职业SEI值分别为79.38、71.23、68.61、56.79、54.64、42.28。

比较2000年和2010年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发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都在增长，尤其是商业服务人员；属于中产阶层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则稳定增长；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和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后者。但总体上商业服务人员、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一半以上（2000年为60.65%、2010年为63.14%），虽然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率降幅较大，但由于商业服务人员大部分属于低端行业，因此，尽管上海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2007年就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接近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初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上海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的发展阶段。但是，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仍然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两者并非是同步的（仇立平，2010）。

1982年与2010年相比（见表3），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增加0.66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增加0.40倍，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增加3.35倍，商业服务人员增加1.50倍，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增加-0.38倍，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增加-6.93倍。

如果将表1和表2根据SEI指数直接分为五个等分，2000年和2010年上海五大阶层的比率如下：中上阶层（3.81%、2.99%）、中中阶层（15.38%、20.71%）、中下阶层（8.53%、9.78%）、下阶层（49.42%、50.66%）、下下阶层（22.86%、15.86%）。各阶层的职业分布的特点与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上海中产阶层（中上阶层、中中阶层、中下阶层）仍然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组成，下阶层主要以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为主，下下阶层主要以农业劳动者和部分产业工人、低端服务人员为主。其中中产阶层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27.72%、33.48%，增加了5.76%；下阶层变化不大（49.42%、50.66%），下下阶层分别为22.86%、15.86%，下下阶层比率下降了7.0%。

为了形象地展现30多年来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本文绘制了从1982年到2010年以职业分布为基础的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图形（见图1—图6）。从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经历了从“土字型”（即底部为长长的一横）的非标准“金字塔型”转变为标准“金字塔型”的发展过程。

由图1—图6可见，以上海职业分布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后都得到较大的增长，但从21世纪开始基本上趋于稳定。

（2）变化最大的是商业服务人员、以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三大阶层。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大大减少，从1982年的23.8%下降到2010年的3.0%；商业服务人员增长最快，由1982年的11.5%上升到2010年的28.6%；以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率在逐步下降，由1982年的47.7% （1990年曾达到50.4%）下降到2010年的34.6%。

（3）尽管30多年来上海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职业分层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然是处在工业化阶段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

因此，30多年来，以职业分布为基础的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由最初的“土字型”的非标准“金字塔型”逐步转变为比较标准的、丰满的“金字塔型”；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得到一定的发展，商业服务人员得到很大增长，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设备操作人员的比率在逐步缩小，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者比率大大下降。

二 上海社会阶层结构接近美国20世纪50年代水平

从2008年开始，上海人均GDP就超过万美元大关了，但经济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同步发展，如果与美国相比，目前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最多接近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形态。

图7—图10反映了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人口还占较大比率（21%），包括服务业劳工在内的工人阶层占36.5%，中产阶层（公务员、推销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29.4%（见图7）。50年代，农业人口差不多下降了一半（11.8%），工人阶层比率基本上与30年代差不多（37.4%），中产阶层比率得到较大提高（36.7%）（见图8）。70年代，美国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中上阶层和中中阶层占53%，加上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工人阶层，美国中产阶层比率估计在70%左右（见图9）。90年代，美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上海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已经形成“倒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接近60%（见图10）（丹尼斯·吉尔伯特等，1992）。2002年，包括专家、经理、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在内的白领占59%（哈罗德·R．克博，2012）。

如果和上海2000年、2005年、2010年社会阶层结构（图4、图5、图6）相比，上海社会阶层结构比较接近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社会阶层结构，最多达到美国50年代的水平，而且中产阶层比率还没有这么高。

上海社会阶层结构还表现为城乡分割的特点（见表4）。在城市中，中产阶层职业（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9.8%，镇区占21.2%，农村占12.0%；商业服务人员主要集中在城市（31.7%），以工人为代表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主要集中在镇区和农村（50.3%、56.7%）。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分布的特点意味着城市、镇区和农村面对的问题会不一样。城市产生的社会问题更有可能与中产阶层特殊利益有关，更为注重个人权益的保障；镇区和农村的社会问题可能与解决贫困和社会保障问题有关。

三 上海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对社会治理的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特殊性将会对上海城市社会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中产阶层的培育与成长。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经过30多年的变化，已经由非标准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标准的“金字塔型”，有可能转型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并且中产阶层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在中心城区。中产阶层的崛起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更具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对于中国中产阶层发育来说，除了要关注新中产阶层以外，还应该关注旧中产阶层的发育。但是，作为中产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旧中产阶层发育的土壤受到双重挤压。例如，最适合个体经营者生存的商业服务领域，一方面受到资本垄断经营的挤压，各种新的商业业态出现，如连锁经营、网络消费等已经开始吞噬传统个体经营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在整顿市场秩序以及城市管理过程中，小商小贩是首先被管理整治的对象，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正如米尔斯（1987）所说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步入黄金时代的历史，美国中产阶级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小企业家阶层进入现代史的。在当代美国约有2500万家小企业，占美国全部企业数量的98%，是美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我国，旧中产阶层的培育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能否退出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业领域，以及形成依附大企业的产业链。

第二，上海能否率先建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上海的中产阶层的发育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型还受到全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根据“五普”和“六普”人口普查数据看，全国社会阶层结构（见图11、图12）最多相当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见图7），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需要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化。

上海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向国际开放，而且也向国内开放。因此，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转型绝不仅仅取决于上海本身的发展。上海虽然有可能率先转型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第三，工人阶层能否由低端劳动力转变为技术性工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会伴随对大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市场需求。尽管产业结构转型早在20世纪末就已提出，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还没有根本解决。即使在当下，这些因素仍然困扰着包括上海在内的产业结构转型。

从上海的劳动力流动来看，虽然在制造业等部门已经出现了技术性产业工人的增长，但低端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以2000年和2010年可比行业从业人数来看，农、林、牧、渔业分别为11.5%、2.9%；制造业分别为38.3%、35.4%，其中先进制造业含量比较高的（装备工业等）从业人数分别占制造业从业总人数的24.7%、35.8%（其他可比行业从业人员比率变化不大）。以此数据估计，上海低端劳动力比率保守估计约占劳动力总量的50%以上。人口流动主要是基于市场的配置，控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最终都将引起更为激烈的反弹。因此，上海的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低端劳动力还会大量存在。

第四，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因素将会影响到上海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策略。如前所述，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布局使得中心城区有可能转型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但在市郊仍然是“土字型”的非标准的“金字塔型”阶层结构。城区中产阶层主要是自我发展问题，郊区外来务工者面临的主要是生存问题。

因此，在对上海城市社会治理中，虽然总体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是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策略将会有较大的区别，需要实行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策略。

中心城区主要以服务业产业为主，集聚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很多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中产阶层具有“天然”的参与社会的特点，以及相当多的中产阶层服务于大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应该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在涉及中产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如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应该允许他们建立社会自组织，吸纳他们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监督者和参与者。政府应该主动让权，使城市中产阶层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

另外，被学术界忽视的是，即使经历了1949年的大革命但仍然余音犹存的市民文化或精神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个体化或个人主义仍然是影响上海市民行为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个体化并不完全如闫云翔（2011）研究的那样是缺少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相对而言，上海市民具有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等，已经具有一定程度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上海虽然也存在很多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但很难酿成大规模的具有对抗性质的集体行动。即使在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般民众信奉的也是“我只要‘不偷、不抢、不赌、不搞腐化（即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反党’，啥宁要侬管（谁要你管）”这样的行为准则。被很多人认为的上海人的自私自利——“啥宁要侬管”，实际上是上海市民的口头禅和行为准则，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存在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不偷、不抢、不赌、不搞腐化、不反党”实际上也规定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即在遵守法律和道德的条件下，社会具有相对的自由度。因此，对上海城市治理，尤其是对中心城区的治理，应该基于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化基础，充分发挥上海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表面上看，上海市民参与社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但其关键原因在于，与市民直接有关的社会事务或公共事务，如教育、医疗等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因此政府只有逐步“释放”一部分与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甚至决策权，让市民参与其中，才能使他们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培养和强化市民意识。

在上海郊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从事低端劳动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这些外来务工者大多形成了集聚型的生活社区。对外来务工者社区的治理可以尝试在政府主导和社会组织指导下，让外来务工者自己管理自己，尝试建立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一方面能够发挥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不同地方外来务工者相互制衡的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中，一些地方曾经实行过由当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除了人们熟悉的乡绅治理以外，如民国初年提出的“湘人治湘”、“皖人治皖”，还有帮会组织对大批外来移民发挥的“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等。因此，对于郊区的社会治理，要积极发挥外来务工者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注意到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受过教育的党员精英分子。充分发挥外来务工者中的精英分子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可能要比由当地政府直接治理的效果更好。政府除了要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外，还可以在户籍制度改革和管理、外来务工者技术培训等方面“诱导”他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同时，他们在工厂化的制度环境下获得“规训”，使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劳动者。为了有效地把外来务工者自我组织和管理吸纳到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中，可以建立包括外来务工者群体意见领袖在内的社会组织，引导他们的维权行为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

第五，社会治理与社会规训。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金字塔型”条件下，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现代性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福柯（1999）所说的“规训”是指近代产生的特殊权力技术，通过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以及制造知识等技术和手段。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没有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训，现代性的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在批判“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封建主义等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文明的“残酷”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仍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马克思用诗意般的语言讴歌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律和工厂制度的残酷性及其“规训”，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建立。

因此，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现代性的获得，那么治理过程并不排斥社会规训。这种规训表现为工厂制度、学校制度、家庭制度、国家法律等对所有人的“规训”。它既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既可以是习得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强制——社会治理并不排斥对一切违法行为的惩处。

如果福柯所说的“规训”是由上而下，是单向的，是统治者运用权力技术对被统治者进行的“规训”；那么从广义上来说，“规训”是双向的，规训的权力本身在规训中也要被规训——规训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训——才有可能使社会治理真正成为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才有可能减轻规训的“痛苦”，并尽快完成这个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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