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合作撰写的。社会分层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据说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社会学学者在研究社会分层，估计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自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后，社会分层逐渐成为笔者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在指导学生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生共同努力，逐步形成这一方向的系列研究，因此本书大部分来自小伙伴们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精华部分。虽然不敢说本书的学术质量达到怎样的高度，但它至少记录了我和小伙伴们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足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新恢复以后，社会分层研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领衔，北京、上海、辽宁、河北、贵州多家社会学所和高校合作，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当时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阶级阶层结构，是在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基础上，还是借鉴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尤其是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并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的阶级或阶层如企业主阶层、中产阶级、个体经营者阶层，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出现的内部分化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项研究戛然而止，并且一度被看作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到了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启动，国企改革深入发展，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一部分农民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社会流动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农民市民化和农民工问题以及新的阶层成为当时社会分层研究的关注点。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在走向规范化、学术化的同时，更关注社会分化引发的不平等问题。陆学艺先生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根据职业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由于城乡分割，资本对劳动的压榨，农村的凋落，农民工问题、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阶层研究最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贫民研究在内，构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底层视角”；同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在对社会分层研究中越来越呈现出学术化和规范化特征，尝试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韦伯主义理论和新涂尔干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其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包括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工人阶层的再造、新中产阶层的形成和认同、社会阶层流动等，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直到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你得到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得到”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永恒主题，换句话来说，社会分层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不平等缠绕在一起。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平民主义传统的国家里，由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以及如何改善社会不平等甚至消灭社会不平等的分歧有可能成为撕裂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方面的研究，以笔者所见，至少有以下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如何从宏观上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性质。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及其判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中国正在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洋葱型”或“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一个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2）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其一横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更多的是城市社会阶层，将会造成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3）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断裂”或呈现出“碎片化”状况，已经出现并能影响、定型社会基本走势的主要社会力量集团，社会分化导致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明显的两个部分——上层和底层。

第二，如何判断当下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性质，是阶层固化还是阶层再生产？按照韦伯的思想，当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时候，社会分化将由阶级分化走向阶层分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机制，但已经为我国进入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阶层流动由长距离或跨阶层流动转变为短距离或台阶式（渐进式）流动提供了条件，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开始进入生产与再生产阶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到底处在哪种状态，仍然是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还是进入短距离或台阶式流动时期（如布迪厄所说的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由结构性流动转变为自由流动的条件是什么？

第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工人阶层再造。从现有文献来看，在对当代工人阶层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劳工研究”，并相对集中在黑煤窑、从事来料加工的港台企业、私营企业等低端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研究。无疑，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是社会分层研究最需要关注的，尤其是如何保障底层劳工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免于绝对贫困化，无论从社会学的价值选择还是从当代中国工人阶层再造的角度来看，底层劳工研究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从中国工人阶层再造研究的取向来看，如果忽视对产业工人的研究（其中包括大量农民工如何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如装备工业、汽车制造业、现代建筑业、现代运输业产业工人等，就失去了研究工人阶层再造的意义，仅仅研究底层劳工问题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弱势群体研究。并且，如果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低端产业链中的劳工问题，有可能面临一个尬尴的问题，即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处在低端产业链中劳资双方实际上都面临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在有限的劳动剩余和利润空间，只有照顾到劳资双方的利益，才有可能保障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第四，中国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壮大。国内学术界接续西方中产阶层研究的传统，主要集中在对新中产阶层的研究。但是如果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除了要关注新中产阶层以外，还应该关注旧中产阶层的发育。正如米尔斯所说的那样，美国中产阶层的早期历史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层步入黄金时代的历史，美国中产阶层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小企业家阶层进入现代史的。当代美国约有2500万家小企业，占美国全部企业数量的98%，是美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当大量农民进城以后，除了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人阶层一员之外，还应该有机会让他们通过经商办厂等成长为旧中产阶层；工人阶层中的技术工人也应该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第五，建立社会各阶层利益保障制度和机制，使得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在其所在阶层中“安身立命”，获得相应的利益保障，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和重建社会秩序。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有关：秩序和进步。而且，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仅具有一般转型国家的特征，而且还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在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和不安全感，即地位焦虑和生存焦虑。要消除地位焦虑和生存焦虑，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预期的各阶层利益保障制度和机制才有可能。

第六，如何正确对待和改善社会不平等或者准确地说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社会阶层分化必然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结构性的或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个人能力或市场能力的差异也会影响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一个社会的活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否回应社会的要求；二是个人能否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上升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国家对社会的回应能力最多只能使社会不平等限制在社会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避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消灭绝对贫困化。要使自己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市场能力”。虽然“寒门难出贵子”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寒门能出贵子的有效途径。依靠革命哪怕是非暴力的根本性的制度革命，至少在实践中还不能证明能够建成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引用F．荷尔德林的话那样：“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诺斯认为，革命之后恢复常态的制度变迁会“产生一个新的远离革命的均衡”。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如果能够成立的话，还有赖学术界的共同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在本书有关章节中作了一些探索。本书的书名是《家庭—学校—工厂：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实际上表明本书的学术判断：当下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已经进入社会阶层再生产阶段。从韦伯阐述的有关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思想，也可以这样认为，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经常发生在根本性的制度革命或重大技术革命时代，但在常规社会状态下，社会阶层流动就转变为短距离或台阶式流动，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及其子女在原有的阶层中停留的时间是以“代”为计算单位的，此即为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教育文化资本的角度，阐述了阶层的再生产，出版了《再生产》一书；他还认为，即使在被认为高度开放的美国，社会阶层也表现为再生产的特征。国内学者李路路教授在《再生产的延续》一书中，从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视角出发，认为即使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层的秩序和相对位置在制度转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本书的贡献在于依据自己的研究揭示了家庭—学校—工厂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中的机制作用。教育的获得是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的获得在本书中特别强调是文化资本尤其是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作用；并且教育本身并不仅仅是学历文凭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在受教育过程中各种能力的培养，教育过程是学校文化资本的获得；教育分流在阶层分化中起到枢纽作用。谁能够获得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谁就能够获得较高的阶层地位；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工人的有效途径，工厂制度实际上也是农民成为工人的必要规训；职业培训对于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具有积极作用，并为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奠定了基础。

无疑，教育分流后的社会阶层生产不仅仅局限在工厂制度或工厂政体，各种形式的办公室政治，如外企、国企、事业单位、政府组织等办公室政治继续行使着社会阶层生产的职能或权力。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没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它涉及教育分流后新中产阶层是如何继续被生产出来的；与此类似的还有旧中产阶层的生产机制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因此，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不仅仅是家庭—学校—工厂，在家庭—学校之后，除了工厂之外，还有更多机制或形式需要继续研究。

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出发，家庭—学校—工厂对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依然是不平等的，但是从文化资本的视角研究社会分层，或许能为平民家庭在社会阶层再生产过程中提升阶层地位提供一条可以掌控的路径。相对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来说，文化资本尤其是家庭文化资本可能是最“廉价”的，也是最容易获得和积累的。中国家庭的家风、家教、家训、家规、家传、家世等都是典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它能够解释同样出身于平民家庭、智商差不多的孩子，为什么有的能考上大学，有的则不能。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在内的大众文化资本和高雅文化资本，不仅能够对教育的获得起到积极作用，并最终影响地位的获得；同时文化资本也能对阶层地位的持续性和提升不同阶层的文化修养具有重大影响，能够改善个人的不良情绪，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各种现象。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逐步改变这些人的“暴发户”心态和行为。因此，文化资本对于各个阶层的“阶层化”（stratum formation）具有很大作用，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阶层教化（civilize）的过程。

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处在什么阶段。李强教授曾经在分析国家人口普查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是一个“倒丁字型”社会，底下长长的一横是农民。本书利用上海人口普查资料也证明，30多年的上海阶层结构已经从“土字型”的非标准“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标准型的“金字塔型”。上海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社会阶层结构仍然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工业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最容易产生剧烈的利益冲突，社会阶层流动更多地表现为工业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可能要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社会阶层分化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将更为突出。因此，如果将重建社会秩序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首先要建立各阶层合法利益保障制度和机制。处于工业社会“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条件下，由家庭—学校—工厂所呈现的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实际上也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早期工业社会来看，现代性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封建主义等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文明的“残酷”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仍然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文明。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撰稿人如下：第一章（仇立平）、第二章（仇立平、肖日葵）、第三章（张军）、第四章（肖日葵）、第五章（韦谢）、第六章（顾辉）、第七章（孙远太）、第八章（严霄云）、第九章（张春龙）、第十章（郑庆杰）、第十一章（刘博）；撰稿人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见每章页下注。笔者借此机会向我的合作伙伴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全书由笔者通稿，各章文责自负。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和第九章曾在相关杂志或著作中公开发表。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资本：我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研究”（11BSH028）成果，并获上海大学2013年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资助，特此感谢。

仇立平

于2014年中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