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阶层再生产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仇立平 肖日葵

导读：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地位获得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方面，从广义文化资本视角研究社会地位获得，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本文通过分析广义文化资本和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说明即使在经济、社会、政治资本相对匮乏的条件下，逐步积累文化资本，也有可能改变社会地位，从而打破社会地位恶性循环再生产；并且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地位获得，可以提示文化资本是社会地位的文化象征，引导人们提高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

一 从狭义文化资本到广义文化资本

地位获得研究自布劳和邓肯以来，历来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焦点。在各种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始终是重要变量之一。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经由文化资本再生产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为认识教育在社会地位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斯沃茨，2006）。

文化资本最早是布迪厄“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呈现”的，用来解释“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作为文化资本，它们的价值随着教育行动强加的文化专断和不同集团或阶级中家庭教育行动灌输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大小而变化”以及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分布状况，它泛指与个人地位获得和地位象征有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包括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文化资本的存在状态（布迪厄，1984；布迪厄、帕斯隆，2002）。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理论和概念操作化得到了发展，并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由阶级式的布迪厄定义到非阶级式的文化资源定义的演变过程。

狭义的布迪厄式文化资本强调文化资本为中、上层专属，是实现本阶层优势传递的合法工具（米歇尔·拉蒙德、安娜特·拉鲁，1988）。布迪厄（Bourdieu,1984）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对上层阶级所占有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既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也可表现在物质层面，借以区隔于其他阶层，标志其社会地位，或者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有助于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约翰·摩尔（Mohr）、保罗·迪马吉奥（DiMaggio,1995）、米歇尔·拉蒙德、安娜特·拉鲁（1988）。简言之，狭义文化资本被视为支配阶级所专属的、抽象的、正式的文化符码。因此，狭义文化资本一般操作化为高雅文化物品拥有量、高雅活动参与程度或者对高雅文化的知识、兴趣等。

广义文化资本更多扮演着社会团结的角色，所有地位群体都拥有文化资本并以此实现向上流动或者防止地位下滑，并认为将文化资本仅操作化为高雅文化过于狭隘（拉鲁、艾利特·B．温尼格，2003）过于注重其阶级性和排斥性，大大降低文化资本的解释力，无法解释工业社会广泛存在的相对流动率。

杰·提彻曼（Teachman,1987）指出，以往研究仅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界定家庭背景，家庭氛围或家庭教育资源也有助于教育资源的获得。乔治·法卡斯（Farkas,1990）和迪·格拉芙（Graaf,2000）等的研究扩大了文化资本内涵，称之为文化资源，不仅包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还包括家庭读书氛围，以及一般性技能、习惯及风格，如仪态、装扮、旷课习惯等。文化资本不再被简化为对高雅文化活动的知识和参与，父母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氛围，如参加补习班，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重视学习价值等也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

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广义文化资本有利于包括上层阶层子女在内的所有阶层的子女的地位获得。马西斯·卡尔名和吉尔伯特·克雷坎普（Kalmijn ＆ G. Kraaykamp,1996）的研究认为，在美国，文化资本可以为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黑人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路径。祖尔·布兰登（Blanden,2006）的研究表明，阅读、父母对教育的关心等文化因素对代际间实现向上流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经济贫穷家庭的孩子也能在成年时克服贫困。西蒙尼·斯哲尔和迈克·萨维奇（Scherger ＆ M. Savage,2010）的研究指出，文化资本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被调查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较好的文化资本传递有助于中下阶层和工人阶层子女实现向上流动，也有助于防止服务阶层子女向下流动。

广义文化资本的视角能将高雅文化资本与各种教育资源（如阅读）作为两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文化资本类型置于同一项研究中，区分它们对教育获得的作用，并以此检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模型。有的研究表明，父母的阅读行为和习惯对预测子女学校教育的成功更为有效，尤其是那些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子女，支持了文化流动假设（克鲁克，1997）。艾丽丝·苏莉文（Sullivan,2001）的研究显示，高雅文化的参与不会培育有助于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优势的各种智力、能力和资源；相反，阅读和观看相对“精致”类型的电视节目则会培育学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国内学者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及其测量也作了很好的探索。一些学者分别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14岁时父母的教育程度、藏书拥有量、阅读等文化活动以及是否拥有地图册、儿童杂志、专供儿童读书的场所；父亲读报频率、父亲读书类型及其频率；闲暇生活及其文化偏好和品位等。研究证实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作用，且文化资本的作用明显要强于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认为中国同时存在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两种模型，且文化资本作用因政治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刘精明，2004、2005；吴愈晓，2008）。

文化资本为地位获得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国外关于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十分丰富，推动了文化资本理论和概念操作化的发展；但进一步探讨文化资本与地位获得关系的研究较为稀少。国内的文化资本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笔者认为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1）文化资本的操作化；（2）父亲和子女文化资本各自对教育获得、地位获得的影响，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周新富，2004；李煜，2006）；（3）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等。

二 文化资本与教育和地位的获得

地位获得除了受经济、社会资本影响外，文化资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广义文化资本的积累对任何家庭都是可能的；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一般是通过中介变量——教育发挥作用的，教育获得依赖于文化资本，并且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假设

纵观先前有关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的研究，大都将焦点放在精致文化资本或文化资源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法卡斯等，1990；迪马桥、摩尔，1985；德·格拉夫，1986；卡斯利斯、罗宾逊，1990；杜迈斯，2002）。而艾里克森所研究的是多元文化资本对于职位取得，而非教育成就的影响，探讨多元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之研究仍不多见，是否背景变相会透过多元文化资本，进而影响个人的教育成就，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1．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假设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家庭文化资本能在学校教育中传递并得到回报。因此，教育获得差异是由文化资本传递或积累差异所致。

（1）父母文化资本作用假设。

假设1-1：父母文化资本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1a：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1b：父母高雅文化因子分值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1c：父母阅读和写作（文化氛围）分值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

（2）子女文化资本作用假设。

假设1-2：子女文化资本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2a：子女高雅文化因子分值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2b：子女文化课程参与因子分值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1-2c：子女客观文化因子分值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

（3）文化资本中介作用假设。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教育获得影响部分是通过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将会削弱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子女文化资本将会降低父母文化资本的影响。因此：

假设1-3a：父亲职业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部分通过父母文化资本起作用；父母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要比父亲职业更重要。

假设1-3b：父亲职业和父母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部分通过子女文化资本起作用；子女文化资本对自身教育获得作用要比父亲职业和父母文化资本更重要。

2．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获得假设

早期家庭社会化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有助于教育获得，教育获得影响地位获得。因此，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会产生显著影响；不同文化资本类型对地位获得影响不同。

假设2：文化资本有助于本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假设2a：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假设2b：子女高雅文化因子分值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假设2c：子女文化课程参与因子分值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假设2d：子女客观文化因子分值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假设2e：父母文化资本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3．文化资本类型与地位获得差异性假设

不同地位群体拥有文化资本的状况不同；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不同地位获得的作用也不同。

假设3：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不同地位获得的作用存在差异。

高雅文化资本意味着能经常接触和熟悉中上层阶层的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将有助于获得中上层地位。

假设3a：高雅文化资本对中上层地位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往的研究，子女为中中层，其父母也大多为中中层；中中层父母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和全面发展；文化资本对中中层地位获得作用是综合性的。

假设3b：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中中层地位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文化资本能促进社会流动，对中下层和下层具有积极意义，即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资本是实现向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假设3c：父母阅读和写作（文化氛围）对中下层、下层地位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d：子女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中下层、下层地位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变量与测量

1．数据来源

数据源自复旦大学中国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社会结构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5—10月进行的上海市民生活现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文化生活、职业评价、地位认同等。抽样和入户调查委托上海市城乡调查队实施，采用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先从上海18个区县中抽取13个区县；再根据每个区县街道或乡镇数量，共抽取118个街道或乡镇；然后在被抽取的街道或乡镇中抽取50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再随机抽取10户家庭，并在每户家庭中随机选择1名符合劳动年龄（16—65岁）的非在学人口，调查对象共5000人。经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样本为4419人。变量基本情况见表1，其中关键自变量为文化资本，因变量是社会地位。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借鉴刘欣（2007）的阶层分析框架，对赖特的分析模型进行修改。按照公共权力享有状况，划分为享有和不享有公共权力者，并对公共权力享有者根据行政级别划分为处级以上干部、科级干部、一般科员。对不享有公共权力者，则根据赖特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雇用与被雇用）、组织资产（管理与被管理）、专业技术资产（有无技术）继续划分：资产所有者根据资产数额分为企业家、小雇主、个体户；经理分为上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分为高级、中级与初级（或无）技术职称；工人等分为中高级与初级（或无）技术职称。最后，将社会地位分为中上层（Ⅰ）、中中层（Ⅱ）、中下层（Ⅲ）、下层（Ⅳ）（见表2）。

本调查对职业和职业等级做出明确选择的共有3220人。根据上述划分标准，中上层1.4% （ 45人），中中层15.7% （ 505人），中下层35.1% （1131人），下层47.8% （1539人）。

（2）关键自变量：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概念操作化一直是学界研究难点。拉蒙德和拉鲁（2003）指出，文化资本的概括性和布迪厄的复杂定义导致操作化困难。保尔·金斯顿（Kingston,2001）认为由于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解释含糊不清，以致难以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有效测量。本研究将文化资本界定为包括高雅文化资本、阅读、文化课程参与、客观文化资本等在内的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全部文化资源（苏莉文，2001），采用较为普遍的文化资本测量指标：将教育视为制度型文化资本（布迪厄，1984）；父母、子女观摩博物馆、话剧、艺术展览等（高雅文化）（迪马吉奥、约翰·摩尔，1982）；子女客观文化资源，如拥有字典、电脑、少儿读物等（提彻曼，1987）；参与各种文化课程，如参加艺术班、兴趣班、补习班等（Yamamoto ＆ Mary C. Brinton,2010）；父母阅读、写作等（苏莉文，2001）。

本文将文化资本分为父母和子女两部分。父母文化资本测量包括：平均教育年限（父母受教育年限加权平均数）；父母高雅文化资本得分（父母观摩博物馆、话剧、艺术展览三项活动总分）；父母文化氛围得分（父母在家阅读和写作总分）。

子女文化资本除教育文化资本（受教育年限）外，还包括高雅文化活动参与、家庭文化资源、参与文化课程等10个指标。由于10个指标之间相关程度较高，笔者采用主成分法，并经Varimax旋转，获得因子分析结果，其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3个（见表3），共解释57.10%方差。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sig=0.000），KMO值为0.8719，超过0.8，表明10个变量的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根据负载最高变量对因子加以命名。因子1为高雅文化，3个指标（观摩艺术展览、博物馆、话剧）克朗巴哈系数为0.913，负载均在0.80左右；因子2为客观文化，3个指标（拥有地图、字典、少儿读物）克朗巴哈系数为0.686，负载均在0.70及以上；因子3为文化课程参与，3个指标（参加艺术班、兴趣班、补习班）克朗巴哈系数为0.910，负载都在0.65左右。因子得分越高，文化资本存量越高。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等序逻辑回归、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模型，分别计算文化资本对受教育年限和地位获得的影响。控制变量是人口学变量即被调查者性别、年龄平方、政治面貌和家庭背景变量（父亲职业）。

（三）数据与分析

1．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说明家庭背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国外研究发现，文化资本能部分解释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差异。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表4）分析文化资本变量与家庭背景变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即在控制家庭背景变量后，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引入文化资本后，家庭背景作用变化。自变量是性别、年龄平方、父亲职业、文化资本，因变量是子女受教育年限。模型A1是人口学变量和父亲职业变量回归模型，也是本研究的基准模型。

（1）父母文化资本与子女教育获得。

模型A1显示，与家庭背景有关的父亲职业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父亲职业是农业劳动者为参照组，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或职员、工人的子女受教育年限分别要增加2.36年、2.14年、2.13年和1.38年；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男性要比女性受教育年限长0.35年，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是反向关系。

模型A2在模型A1的基础上，加入父母文化资本变量。模型A2拟合优度（R2）比模型A1略有增加，达到22.0%，引入父母文化资本变量略微提升模型的解释力；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是影响子女受教育年限的重要因素。其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升1年，高雅文化得分和阅读、写作（文化氛围）得分每提高1分，子女受教育年限分别增加0.18年、0.20年、0.45年，假设1 -1a、1 -1b、1 -1c全部证实，则假设1-1获证实。

国外研究或认为父母高雅文化对子女教育获得起作用（Yamamoto ＆ Mary C. Brinton,2010），或认为父母阅读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苏莉文，2001）。本研究发现父母高雅文化资本和阅读等均对子女受教育年限产生影响，而且文化氛围变量作用要大于高雅文化变量（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22、0.10），即父母阅读、写作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子女教育获得更具影响。加入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后，尽管父亲职业仍然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下降，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或职员回归系数解释力分别降低了53.6%、44.4%、44.0%、43.8%和51.9%。因此，父亲职业影响近一半是间接的，它以父母文化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从标准回归系数看，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多数大于父母职业变量，假设1-3a获证实。性别回归系数由0.346增加到0.497，说明父母文化资本会扩大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2）子女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国外研究或考察父母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克雷坎普，1996），或考察子女文化资本对本人教育获得的影响（迪马吉奥、约翰·摩尔，1982）。由于没有同时测量父母与子女文化资本，无法分析两者分别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新近研究尽管考虑父母与子女文化资本的区别，但只将子女文化资本操作化为高雅文化资本（J? ger,2009）。笔者认为完整的模型应该将父代和子代文化资本同时纳入分析，以区分父母与子女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揭示文化资本的传递过程，全面理解文化资本的作用。

加入子女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A3拟合优度（R2）略微提升，达到23.3%。在控制性别、年龄和父亲职业、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后，子女文化资本对本人教育获得产生显著影响：子女高雅文化因子、客观文化因子、文化课程参与因子每提高1个标准单位，受教育年限分别增加0.11年、0.10年、0.18年，假设1 -2所含子假设全部证实。因此，在性别、年龄、父亲职业和文化资本相同时，子女文化资本差异将导致教育获得的差异。假设1-2所含子假设全部证实，则假设1-2获证实。从标准回归系数看，文化课程参与因子作用最大（0.09），其次为高雅文化因子（0.04）和客观文化因子（0.02）。

加入子女文化资本变量后，父母文化资本的各个变量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父母文化资本依然对子女教育具有直接影响。与模型A2相比，模型A3父亲职业、父母文化资本回归系数均略微下降。其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高雅文化、文化氛围回归系数解释力分别下降6.3%、20.0%、4.5%。因此，父亲职业、父母文化资本以子女文化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子女文化资本能部分解释父母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但总体上父亲职业、父母文化资本作用要大于子女文化资本作用，尤其是父母阅读、写作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大，也最具持续性（标准回归系数为0.21）。因此，假设1-3b前一半获证实，后一半未获证实。

2．文化资本与地位获得

已有文化资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社会学领域，但文化资本（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将文化资本研究由教育社会学领域延展到社会流动或地位获得研究领域，能够完整再现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并呼吁将文化分析引入地位获得研究（Jackson,2005）。最新研究表明，在英国，文化资本对个人社会流动具有独立的直接作用（斯哲尔、迈克·萨维奇，2010）；在澳大利亚，文化资本对个人收入和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控制文化资格证书和工作经历后消失或减弱（Marks,2009）。

（1）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总体影响。

探究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尤其是教育变量与其他类型文化资本变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以社会地位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父亲职业、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为自变量进行等序逻辑回归分析（见表5）。

模型B1以人口学变量和父亲职业为自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平方和政治面貌等人口学变量后，各类职业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以父亲职业是农业劳动者为参照组，各类职业的子女都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或职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最为明显。模型B2在模型B1的基础上加入父母文化资本变量，模型拟合优度（R2）达到10.45%。父母文化资本中，除高雅文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文化氛围均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氛围得分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假设2e大部分获证实。模型B3是在模型B2的基础上，加入子女受教育年限，模型拟合优度大幅提高，达到20.38%。子女受教育年限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因此，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假设2a获证实。加入子女受教育年限后，只有工人在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民子女在获得较长受教育年限后比工人子女更有可能进入较高社会阶层。模型B4在模型B3的基础上加入子女文化资本变量，除客观文化因子外，文化课程参与因子、高雅文化因子（p ＜ 0.1）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文化课程参与因子、高雅文化因子得分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假设2b、2c获证实；子女客观文化资本因子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2d未获证实，但系数为正。假设2基本得到证实。

因此，文化资本对子女地位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教育文化资本作用最大。需要注意的是，加入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后，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或职员的仍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即这两类职业本身和文化资本共同对子女地位获得具有影响。与模型B3相比，加入子女文化资本后，教育回归系数略微下降，表明教育对地位获得的作用部分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时父亲职业除工人外（系数为负），都不具有显著性；文化资本除父母高雅文化和子女客观文化外，其他都具有显著性，系数为正，且有的回归系数还较高，如文化氛围。因此，文化资本比父亲职业等家庭背景对子女地位获得影响更大。从模型拟合优度（R2）看，随着文化资本各变量的逐步纳入，模型对地位获得解释力在逐步加大，显示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重要性。

（2）文化资本对不同地位获得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笔者将社会地位变量视为定类层面的因变量，自变量同表5，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以考察人口学变量、家庭背景变量、文化资本变量等对不同地位获得的影响。从中上层到下层各分为两类模型（分别用Ⅰ、Ⅱ表示），Ⅰ模型只有人口学和家庭背景变量，Ⅱ模型在Ⅰ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父母和本人文化资本变量（见表6）。在纳入全部文化资本变量后，除中下层以外，伪决定系数（Pseudo R2）都有很大改善，最低增加11.67%，最多增加20.31%，说明文化资本对中上层、中中层、下层地位的获得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文化资本与中上层地位的获得。中上层一般掌握一定权力、资本或较高专业技术。在模型C1Ⅱ中，父母高雅文化、文化氛围和子女受教育年限、高雅文化因子均具有统计显著性，EXP值分别为1.2969、2.484、1.4304、6.625，表明父母高雅文化和文化氛围得分每增加1分、子女进入中上层的发生比分别增加29.69%、148.40%；子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高雅文化因子每增加1个标准分，进入中上层的发生比分别增加43.04%和562.50%。因此，子女受教育年限、父母与子女高雅文化以及文化氛围均对中上层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子女高雅文化因子影响最大，假设3a获证实。

第二，文化资本与中中层地位的获得。中中层是企事业单位、政府组织或社会的中间层，拥有一定的管理权、资本和专业技术。在模型C2Ⅱ中，文化氛围、子女受教育年限、文化课程参与因子具有统计显著性，EXP值分别为1.2092、1.7629、1.1746，表明文化氛围每增加1分、子女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文化课程参与因子每增加1个标准分，进入中中层的发生比分别增加20.92%、76.29%、17.46%。与中上层相比，子女高雅文化因子、客观文化因子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对中中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下降（回归系数大大减少）；但教育文化资本作用有很大提高。因此，假设3b获部分证实。

耐人寻味的是，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父亲职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或职员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国外研究表明，纳入文化资本后，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阶层的显著度得到增强，说明专业技术人员更容易把优势传递给下一代（Fileding,1995）。本研究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结果，并且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或职员也能传递自己的优势。

第三，文化资本与中下层地位的获得。中下层是中间层的底层，资源优势微弱。在模型C3Ⅱ中，文化资本对中下阶层地位获得的解释力较低（伪决定系数为0.0418）；文化氛围、子女受教育年限、文化课程参与因子具有统计显著性，EXP值分别为1.19、1.046、1.054，表明文化氛围每增加1分、子女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文化课程参与因子每提高1个标准分，进入中下层的发生比分别增加19.0%、4.60%、5.40%。因此文化资本对中下层地位获得虽有一定影响，但作用并不明显（高雅文化因子未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负），无法实现跨阶层的地位上升。

结合父亲职业，可以发现中下层地位获得者父亲大多属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他们虽然比较重视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但效果并不明显。本调查中，中下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2.09年，因此，文化资本作用未能延续到高等教育，它对地位上升的影响在降低。换言之，文化资本必须有助于个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才能对地位上升产生显著影响。

第四，文化资本与下层地位的获得。下层处于社会的底层，各种资源都比较匮乏。在模型C4Ⅱ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文化氛围、子女受教育年限、文化课程参与因子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系数均为负；EXP值均小于1，分别为0.913、0.7726、0.6676、0.8737，说明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文化氛围每增加1分、子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文化课程参与因子每提高1个标准分，进入下层阶层的发生比分别减少8.70%、22.74%、33.24%、12.63%。

综合文化资本各因素对中下层和下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假设3c获证实，假设3d获部分证实（高雅文化和客观文化因子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整体上，假设3大部分获证实。

三 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广义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一）广义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积极影响

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均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正面影响，但家庭文化氛围影响最大，原因在于父母文化资本是持续发挥作用的，对子女社会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职业等家庭背景部分以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为中介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父母文化资本需要被子女吸收转化为自身文化资本才能获得学业上的优势；非高雅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要大于高雅文化资本。

（二）广义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积极影响

1．广义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积极作用

文化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对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下层地位获得解释力呈现为次高、最高、最低然后再回升到第二次高的曲线（参见表6“伪决定系数”），表明文化资本除了对中下层地位获得解释力较低外，其他都较高，反映不同家庭背景下文化资本投资回报的差异性。

2．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同

高雅文化资本对中上层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教育是中中层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文化资本可以减少跌入下层的可能性，也可以降低已经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女跌入较低社会阶层的风险（参见表6模型C3Ⅱ）；家庭文化氛围和教育是地位获得的最基本条件，良好的家庭氛围转化为子女在学业上的优势，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3．文化资本具有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流动功能

文化投资、家庭文化氛围等对地位获得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可以实现子女向上流动。

（三）讨论：文化资本与教育及其他

教育是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已得到很多研究证明，但教育是属于人力资本还是属于文化资本？如林南所说，“被一些人视为人力资本的教育，都可以被另一些人视为文化资本。这不仅仅是对教育的不同感觉，它们代表了理论解释中的基本分歧”（林南，2005）。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不仅体现为教育过程是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教育也包含着不同地位层次的惯习、偏好或者品位等结构性印痕；文化资本较高者易于维持良好形象，广结关系网络，凭借社会资本获得较高职业地位（迪马吉奥、约翰·摩尔，1985）。本研究表明，把教育看作人力资本无法察觉社会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家庭背景、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深层次影响。其中父母教育水平高低对文化资本积累和效用发挥，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即父母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变量是影响家庭文化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父母教育程度较高有利于掌握文化资本的“投资策略”。

从广义文化资本视角来看，包括高雅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本是超阶级的，大部分家庭都能积累广义角度的文化资本，这有利于社会下层向上流动，但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成为现实的必然。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发现某些类型的文化资本可以增加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子女进入或保持中下层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文化资本对中下层地位获得具有一定作用），同时减少跌入社会下层的风险。

本研究是一项静态研究，而全面考察广义文化资本对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影响，需要建立文化资本和地位流动模型加以验证。另外，本文基本上是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今后还需研究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资源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结论是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有待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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