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国金融模式的衰落：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商业银行体系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累积资本、发展壮大，走向“托拉斯式”的集中垄断。“托拉斯式”的银行体系“效率性”不足，难以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1826年，英国政府颁布《银行法》，鼓励股份制银行的发展。为追求垄断的高额利润，股份制银行迅速吞并私人银行或合伙银行，同时兼并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从而使得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也更加注重短期回报、轻视工业创新的长期投资。资本的集中更加强化了其“逐利性”本质，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殖民活动甚至战争，拓展具有更高利润率的国外市场，进而忽视了本国工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调整升级。英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失去效率和活力，不能给英国经济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不竭的资本市场，“日不落帝国”逐渐衰落。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实体经济总是与金融模式相伴而行，英国经济走下坡路是伴随着金融模式的衰落而开始。威尔·赫顿认为，英国金融业缺乏对国内工业的长期资本投资是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他说：“英国资本主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金融业与工业恶劣关系的历史。”英国金融部门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往往更加注重投资的短期回报，而忽略了对工业部门的长期投资，工业创新缺乏了资金支持。英国这些金融机构因为自身资金也需要支付一定利息，对于它们来说，短期投资回报快的项目更值得青睐，到了工业革命后期，它们无法在国内寻找到足够多的资金出路时，开始将视野投向国际市场。英厄姆在他颇具影响的《资本主义分裂了吗：英国社会发展中的城市与工业》一书中也认为，伦敦金融城实行金融垄断后，注重短期回报、轻视新的资本投资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

对此，我们可以从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 ron）和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着眼于“长时段”的论述得到解释。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指出，英国经济的“大迸发”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时从早几个世纪的贸易、现代化的农业和后来的工业化本身积累的资本已“排除了为工业提供长期资本而发展银行的压力”,“银行只需积累和利用资本，不需要创造”。柯林斯在《冲突社会学》中补充说，英国资本主义实行的金融体系寡头统治，银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的数量和提高自己的主观地位，由于财富、权力及其他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引起冲突，导致发展的不平衡，“满足不了经济的长期投资需要”。

在金融市场方面从一开始的零监管到后面的矫枉过正，使得英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英国，股票交易从1555年左右就开始，到17世纪末的时候，股票交易在伦敦过于火爆，人们毫无理智地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之中，最终酿成1720年的“南海泡沫”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英国议会迅速出台了《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来限制公司股票的上市。该法案对于上市公司的要求过于严格，导致英国的股票市场一直停滞不前。

正是“迟到”的资本市场，错过了英国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最佳时间：英国在1825年废除《泡沫法案》，允许成立股份公司；1834年制定《贸易公司法》，部分放开公司的成立，规定皇家政府可用“专利证书”确认法人社团的全部或部分特权，不必颁发特许状；1844年制定《公司法》，终于放开公司成立，不必再有特许状和国会法令授权。从《泡沫法案》颁布，直到整整130年后的1850年，证券交易所才开始涉足工业证券和股票交易，股票市场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英国股票市场发展起来后，英国的技术创新已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一时间段内，英国错失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良机，给予了美国后来居上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