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应时《送张敬夫栻以追送不作远为韵赋诗五章藉手言别不胜惓惓爱助之诚情见乎辞惟高明幸教》

其四：荆州形胜地，控引吁广莫。英雄昔用武，跬步图宛洛〔1〕。至仁先内治，岂曾废远略。公来手摩抚，士气端可作。载歌江汉诗，奋袂空爵跃〔2〕。（51册页31699）

笺说：

建炎三年（1129）三月，和州防御使马扩上书建言三策，上策退居巴蜀，中策定都武昌，下策驻跸金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己酉”条载其上书云：“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敌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其上策驻跸巴蜀，由关中进取，实则无操作之可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己酉”所载御史中丞张守之反对意见即称：“扩乃西人，知关陕残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下策驻跸金陵，是时论所趋。马扩三策之新意在于提出了驻跸武昌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因张浚的再次提出而进入朝廷的正式议事日程，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建议“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三“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条）。换言之，由武昌而及荆襄、巴蜀，再由关中进取。此议获得高宗认同，遂于五月任张浚为宣抚处置使，统领川陕、京西、湖南北路，进行前期准备。八月，再议驻跸武昌事宜，此时以江浙士大夫为代表的朝臣驳之曰：“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时相吕颐浩成为反对意见的代表。驻跸武昌还是建康，其意义在于力保江淮东南之地，还是伺机退守巴蜀或湖南？这一区别在将领们的意见分歧中表现得很明显，张俊、辛企宗支持驻跸武昌，因为一旦有变，可以自岳鄂幸长沙；韩世忠坚决主张留驻建康，他认为一旦前往武昌，则等于放弃江淮，东南之地不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最终高宗的考虑则是武昌其地四通八达，“敌之可来者五六”，难以防卫，最后决意“定居建康，不复移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条），进而布置了以建康为中心的防江措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闰八月辛卯”条载：“辛卯，命尚书右仆射杜充兼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余万守建康，留中书印付充统制官王民、颜孝恭、孟涓、刘经、鲁珏、殿前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皆隶之。又以御前前军统制王 [王燮]为之援御。前左军统制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府。太尉御营副使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节制。御营使司都统制辛企宗守吴江县，御营后军统制陈思恭守福山口，统制官王琼守常州。”张浚等人驻跸武昌的建议随之落空。此诗“荆州形胜地，控引吁广莫。英雄昔用武，跬步图宛洛”数句，正指张栻父张浚南渡初年主议建都武昌、控带荆襄、以图中原之策略。

疏证：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引胡安国语：“荆渚，江右上流也……刘表收之，坐谈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羽用之，威震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全在荆、峡。”

〔2〕爵跃，即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