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9.9%的速度。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这期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8%。按照统计学的一个拇指法则，7%的年均增长率可以实现10年翻一番，而10%的年均增长率则可以在7年实现翻番。如此可以想象，上述人均GDP增长速度在30余年的持续所能产生的效果。

让我们来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期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

经济史学家发现，自18世纪较晚的时期开始，即大致以工业革命为界，世界经历了一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大分流”，随后则形成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分野格局，至今未变。因此，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孜孜不倦的热情和持久动机，就是探索后进国家如何在人均收入上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落后国家能否发动起一个快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较长的时间内加以保持。作为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创造赶超奇迹。

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10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为72981.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8.4%和世界的10.5%。中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一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

当GDP总量被创造出来之后，如何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或者经济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或者在劳动者、经营者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分享水平。换句话说，要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是不是真正惠及民生，除了观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更要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图1—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从图1—1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11年的33年时间里，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都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年平均增长率均为7.4%。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年代开始，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对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而在2004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重新拾起了较高的速度，呈现逐渐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趋势。

正如图1—1所示，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研究者习惯于激烈抨击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严重。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把每年的名义城乡收入，以农村居民收入作为1，来计算两者之间的比率。按照这个方法，2011年城镇居民名义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名义收入为6977元，城乡收入比为3.12，无疑高于1978年的2.57，比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3年(1.82)更是高出许多。但是，由于农村与城镇的生活费用不尽一致，物价变动幅度也不同，这种忽略了价格因素，依据城乡名义收入计算收入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按照城乡不同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我们计算出可比的历年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城乡收入比。观察这一组城乡收入比数字，我们发现，其一，2011年的城乡收入比为2.61，仅略微高于1978年的水平；其二，这个收入差距比1988年的1.50仍然高出不少，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的变化过程，即在改革之后一度显著下降，随后再次扩大；其三，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低于2007—2009年三年的水平，显示出缩小的趋势。

不仅如此，现行统计体系中的住户调查，因遗漏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图1—1中显示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包含着高估的成分。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因此，举家迁入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农村家庭成员，既因难以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城市样本之外，又因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的调查覆盖之外。

我的一些同事无疑注意到了现行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这一缺陷，尝试从不完善的统计体系中挖掘出相关的证据，告诉我们更加接近于真相的城乡收入差距。他们选择一个发达地区省份浙江和一个西部省份陕西，通过对包括统计局记账户和抽取的其他住户进行调查，重估了被城市和农村遗漏的农民工收入。结论是，仅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就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被低估13.3%，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