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5年10月，3万多名饱经风霜、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抵达陕北。延安，这一贫困偏僻的黄土高原山城，成为中共在存亡绝续的危难中重整旗鼓的新根据地。红军到达延安的这一年，正值中国、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在民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苏联，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延安，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等等。延安，正在成为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北方政治中心。

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满洲国”。1933年，日军占领连接东北和华北的热河省，将其纳入所谓“满洲国”的统治。1935年日本关东军将侵华战争之火引向了中国的华北平原，企图制造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而此刻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依然在抗日和“剿共”的利益权衡中置国家与民族危亡的局势于不顾，陷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泥沼中难以自拔。这也决定了中共必然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中共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肢解、分裂斗争形势的高度关注。

1840年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中国沿海地区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势力依仗船坚炮利的优势，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利益，进而交相从陆路边疆的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入侵中国。进入20世纪，在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下的中国犹如一席东方的“盛宴”，陷入了被蚕食、鲸吞、肢解和分裂的危机之中。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之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活佛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政府”, 1914年英国通过“西姆拉会议”制造“西藏独立”, 1932年日本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 1933年在英国支持下新疆一度出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1935年日本关东军拉拢内蒙古的德王，启动的建立“蒙古国”计划，成为日本全面实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侵华战略的信号。而且，当时长期对中国西北地区渗透的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也在宁夏展开了建立“回回国”的特务活动。中国处于被分裂的危险边缘。

中共敏锐地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预见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危局，到达延安后率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中共在延安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表的第一份团结抗战的宣言书，它明确提出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压迫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人民解放斗争中，“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的任务。中共坚决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号召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动员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是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中之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欧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德国纳粹的崛起及其野心已昭然若揭。然而，直到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建立“柏林—罗马轴心”，英、法等大国仍在《凡尔赛条约》的框架下，处于结盟签约、寻求妥协的绥靖政策之中。东方的亚洲、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欧洲人并不知晓，所以也没有人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会立刻加入法西斯轴心。1936年的岁末，世界终于关注了中国，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抗日救国的“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在这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在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因促成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声名远扬。